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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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 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可见陈先生的幽默。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他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在德国，陈寅恪的资料很少，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他不要学分，完全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游学。陈寅恪说，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终生没有文凭的陈寅恪， 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他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对传统语文充满自信。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个三字对子，上联_——“孙行者”。

    北平沦陷，陈寅恪流亡云南。藏书悉数焚毁在战火中，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南迁广州，到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无边的勇气，到广州五年后，陈寅恪放弃熟悉且擅长的国学领域，开始了学术转向——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写就两部经典：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著的，讲述了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

    陈寅恪浸润在自己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拒绝为官，说那样会影响自己思想的自由。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倔强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以此表彰其学术思想——“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长年卧床，妻子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

    陈寅恪葬于江西庐山。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垂范着后世的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今；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清音入杳冥

刘蓓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孙犁不仅以自己的艺术成就独树一帜，其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也耐人寻味。

    孙犁的创作始于抗战时期，却全无“战斗”气息，曾有人称他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汪曾祺说，孙犁抗战时写小说，不像别人不是摸岗哨就是端炮楼；也不能说仅仅“反映抗日”，他写的是“人”。特别是在战时的年轻女性身上，孙犁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他在《荷花淀》、《芦苇荡》等作品中所刻画的乡间女性人物，为读者所喜爱。正是这一时期，孙犁在创作上如鱼得水，其作品笼罩着一层清新、纯净、柔美的抒情色彩，与其他作家笔下战争生活的野蛮和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小说以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诗性化的叙述语言、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创造出别具特色的“诗意现实主义小说”。贾平凹说，当代作家中，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

    解放后，孙犁进入大城市天津，从事编辑工作与业余创作。奇怪的是，此时的孙犁却陷入了莫可名状的苦恼。在和平年代，敏感的孙犁，痛切地感到了人际关系的冷漠。更令孙犁不安的是，在全国解放后文艺界文艺批判浪潮中，孙犁那些原来曾经得到好评的作品遭到批判。面对批评，孙犁缄默不语，仍继续着自己的创作，坚守着自己的创作风格。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就是孙犁在遭到批判之后创作的。

    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孙犁既未有过什么政治野心，也不齿于投机钴营、丧失人格之举。对外界的赞誉推崇，他总是低调应对，甚至对公认的“荷花淀”文学流派之说法也一再推辞、淡化。尽管如此，烦恼和痛苦却从未如愿地离他远去。当时由于不堪精神与肉体的凌辱，许多文艺工作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孙犁也曾几度试图走同样的路，又终因对未来尚存希望而作罢。面对精神高压与肉体摧残，孙犁没有什么豪言壮举，努力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有人干起了卖友求荣的勾当，孙犁也不止一次受昔日友人的加害，而他却从未为了保全自己而落井下石。他坚信文章可泯，道义不泯。

    孙犁尊崇鲁迅的为人与为文之道，认为文学艺术的目的，不仅是愉悦读者、陶冶性情，还要改善和加强人类的道德观念；主张作家要以弘扬和捍卫真善美为己任，要重视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社会意义。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体验，孙犁用“残破”二字来概括：战争中，他目睹了山河村落的残破，而和平年代的“文革”，又造成了文化的残破，道德的残破，精神家园的残破……这一切，都在不断粉碎着孙犁心中构建的那座笼罩着“美”的云雾的海市蜃楼。这一切，也使孙犁从对真善美的纯情歌颂，日渐转向对邪恶的冷静审视和深刻反思。在孙犁晚年的文字中，其平实、沉郁、冷唆与青年时代的婉约、柔美、抒情形成了鲜明对照。

    令孙犁痛心疾首的是，新时期的文学界在重现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沽名钓誉、惟利是图之类的丑恶现象。素有“洁癖”的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平时在生活中息事宁人的孙犁，谈起现实和文坛的弊病以及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时，却直率尖锐，“写起来比谁都胆大”。他厉言抨击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污浊现象，提倡重新找回文学的纯洁和纯粹，号召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重新找回被丢掉的现实主义。

    对于艺术创作，孙犁内心里一直汹涌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取避世态度。他对于友谊、爱情、婚姻、家庭的问题，始终不愿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热情。他特别喜好“清净”、独处。他厌恶别人扰乱自己的安静生活，甚至久别的老友来访，也不愿留其住宿；连亲生儿女的探望，有时也会令他心烦意乱。他最为知己的朋友，都是在战争年代建立友谊的谅友、直友，且多以书信的方式交流。他有意躲避显贵之人，也不轻易加惠于失意者。君子之交，淡如清水，以求两无伤损。

    从1995年底开始，孙犁决然停止了写作，也不再读书看报，不再谈论文学方面的事情，不再接待客人，从清贫寂寞淡泊地生活发展到采取弃世绝尘的极端举动。在一个缤纷喧闹的世界里，晚年的孙犁，主动选择了孤独。他是在孤独中坚守着一片心灵的净土。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一位作家，实在是为中国文坛增添了一道岁月抹不去的亮色。

钱起诗曰：“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这，不失为孙犁人生的点题之句。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作为文学晚辈，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在年轻时都受到过孙犁先生的恩泽。那时候，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编《文艺周刊》，他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给予了许多作者热情的鼓励和及时的引导。

（摘选自《吉林工人报》《铁凝：孙犁是一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

②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

③“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出自钱起诗歌《省试湘灵鼓瑟》，原意是：瑟声哀婉悲菩，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

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胡家尧

    1897年4月26日，吴有训出生在江西省高安市。在私塾求学期间，由于先生是一位比较新派的人物，他受到了西学启蒙教育。1916年7月，他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习。在这期间，他有幸在物理学家胡刚复的引导下接触到与X射线有关的基础知识。1921年，他赴美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之一。物理学家康普顿在这里任教，吴有训来到芝加哥大学后拜康普顿为师，在他的指导下从事X射线问题的研究。

    康普顿提出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由于实验证据还不充分，没有立即获得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当时着手进行这一实验的科学家很多，吴有训此时恰好在实验室跟随康普顿进行研究工作，他用非凡的实验才能，设计出最佳实验配置后，陆续使用多达l5种不同的样品材料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结果无一不与康普顿的理论相符合，从而形成了对此理论广泛适用性的强有力证明。他的工作得到了康普顿本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他把吴有训所获得的15种物质X射线散射光谱与他自己的那张石墨散射谱，一并收入了他的专著《X射线与电子》中，作为其量子散射理论的主要实验证据。

    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另一项重要证明工作，就是用实验消除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X射线专家杜安尼及其助手克拉克对康普顿效应的两项质疑。此外，吴有训在发展康普顿散射理论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他用精确的实验解决了康普顿散射光谱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的能量比率问题，第一个对这一比值进行严密的定量测量。

    1926年，吴有训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谢绝康普顿教授的挽留回国。1928年8月，他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邀请到清华任教。当时，我国的物理学科研究，还处于草创时期。1929年，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近代物理学实验室，进行国内X射线问题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物理研究的先河。但即便是具备当时国内最好研究条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仍然不能满足吴有训开展实验的要求，他只好改变研究方向．以物理理论研究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1930年10月，吴有训在美国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理论文章《论单原子气体全散射X射线的强度》，这是中国物理学家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的强度、温度对散射的影响和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吴有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自1926年起，吴有训辗转任教于上海大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前后长达20余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物理学家，而且他的教育实践也为后辈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吴有训虽然倡导学术独立，但他绝不自我封闭，而是极力促进科学的交流。正是由于吴有训等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高水准研究工作，引起国际科学界同行的注目，促成了当时许多国际大师级物理学家来华访问讲学。1935年7月，现代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狄拉克应邀来华；1937年初，国际物理学界哥本哈根学派领袖、丹麦物理大师玻尔应邀赴清华作了有关原子结构方面的报告。这些大师的演讲，使清华师生增长了科学最前沿的知识，开阔了眼界。

    此外，吴有训亦重视国内校际及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他本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外校兼课，也组织学生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进行参观学习。这些活动和措施，对清华物理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积极推动恢复研究院和留学考试，亲自参加研究院的教学指导，并主持留美入学考试，大批优秀青年学子因此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其中汪德熙、胡宁、吴仲华、黄家驷、杨振宁、洪朝生、何炳棣、李政道等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

（摘编自龚明俊《感动中国的100位爱国科学家》）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①朱生豪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

    ②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③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④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⑤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⑥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⑦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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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

（戏剧导演陈薪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