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大龙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叫“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可以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地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人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中国人的自由更多的是“心性”的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物性”则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而且，就教义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庞大和复杂，恐怕世间再没有其他宗教能够与佛教相提并论了。佛教经书卷帙浩繁，达几千卷之多，一个人穷其一生恐怕也是难以阅尽。印度的瑜珈也是非常有名的。最早的瑜珈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一直与任何宗教信义或伦理保持分离状态，其目的是使身体和精神之间得到完美平衡的发展，而冥想和苦修是其主要的形式。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我们这样分类，并不是说西方人只有生理上的需求，或者说印度人只有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中国人只有心理上的需求。而只是在表明这三种族群在各自所侧重的方面的追求和需要；也是在表明他们的文化在各自方面所达到的极致。

(选自《人民文摘》，有删改)

“读”出一个书香中国

李泓冰

    当网络横行全球，当微博华丽登场，阅读与写作的碎片化现象似乎已不可避免。不过，若是在这个盛夏光顾上海书展，看到那些酷暑中排长队购买入场券的读者，且大部分是年轻的面庞，不但关于纸质书末日的哀叹可以稍缓，也颇能体味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这几天的上海，是最为全国读者、出版社、作家瞩目的地方。书展的成功，也向我们发出疑问：读书人的节日，能否可持续发展？阅读能否不仅仅是一年一度的盛大相约，更成为润物无声的日常习惯？

    比如，可否让传统的书店不那么急吼吼地退出历史舞台？尽管网上购书已成常态，但读者仍然需要阅读的氛围。在网络时代，如果还固守着当年新华书店的站柜卖书方式，书店的没落可想而知。而上海书展每天数十场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对话、签售，网上信息的充分发布，全场提供免费Wi-Fi，读者呼朋引类相约而来，既是阅读与购书的场所，也有了解作家、见识明星的机缘，还可以拿到小纪念品，或者只是一场以书为媒的社交、约会……正像上海书展的主题“我爱读书，我爱生活”－——读书，本来就该是生活的一部分。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的研究，2011年我国公民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35本，上海领先全国，人均8本，而韩国人读11本、法国人20本、以色列人64本……

    重视教育的中国家庭，原来竟鲜有读书人么？除了教科书，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没了阅读习惯么？

    试想，倘若官员忙于应酬惰于读书，我们只能坐视各处焚琴煮鹤、荼毒人文的事件层出不穷，更无法指望社会管理的规则意识；倘若学生深陷题海无暇读书，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生机勃勃的孩子变成刻板僵化的应试机器，不但失掉创新的欲望与能力，更可能耽于本能冲动而拙于理性表达；倘若我们的社会弥漫着追逐物质、不屑读书的风气，更会与书籍带来的“高贵、力量、优雅和美”绝缘，挡住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开卷与否，兹事体大！

    阅读习惯是需要培养的。如果有出了家门抬眼就能看到的社区图书馆，有在地铁站台相约时可以兜兜转转的人文书店，有班级里的图书角、学校里的阅览室，也有像年复一年的上海书展那样，成为这座城市读书人的节日，公众就有机缘体会对阅读的如饥似渴，体验思考的尊严，享受与智者对话的快乐。这也让我们温暖：未必是“大雅久不作”，公众并没有遗弃阅读，城市依然有可能成为爱书人的“书房”，很多现实疑团依然可能在阅读中丝丝缕缕地厘清……

    无书使人俗，没有书香的城市更会显得伧俗无礼。一场书展，透露了一座城市优雅的文化特征，也散发了令人欣慰的讯息：书事可为，阅读可期，民气可用，它作为公共服务的一种，在激励阅读、弥散书香方面，还有很多沉睡的领域有待开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邵逸夫：唱不尽的“游子吟”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在香港寓所中辞世，终年107岁。这一年，距离他离开出生地上海已经过去了87年。在这87年里，他有57年在香港度过，一手构建了邵氏帝国，疆域横跨电影、电视，最终登上娱乐圈的巅峰。

    在这87年里，邵逸夫始终是一个在异乡漂泊的游子，内心始终恪守着江浙一带传统商人的价值观：以义言商，光耀门楣，泽被乡里。他一辈子乡音不改，连电影明星会说上海话的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全国各地的三万多座逸夫楼，更是将他对上海和内地的感情清清楚楚印在了大地上。造就他成功的因素有很多：精明，勤奋，规矩，远见……但就像电影学者石川所说：在他所有的成功里，都牢固地盘旋着传统的中华文化根基。

    作为一位老派的商人，邵逸夫的一生，是一首唱不尽的“游子吟”。大哥邵醉翁于1925年在上海创立的天一影业公司，是邵逸夫电影生涯的起点。邵醉翁为天一确立了“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制片宗旨，这成为邵逸夫一生遵守的信条。1964年，邵逸夫接受邵氏自办刊物《南国电影》采访时就这样说：“我生产电影，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

    上世纪50年代，邵逸夫离开打拼了30年的南洋只身赴港，耗时7年建成了邵氏影城，为香港后来的电影工业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在这个影城里，他建造了中式街道和极具中国田园意韵的乡村永久外景。而邵氏影城的第一炮，就是邵逸夫亲自从几十部剧本中挑出来的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江山美人》。该片公映后，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邵氏公司因此一举站稳脚跟。之后，邵逸夫又砸下重金，先后拍摄了《杨贵妃》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1967年，由张彻执导的邵氏新片《独臂刀》公映，刷新了香港影史的票房纪录，将“邵氏兄弟”和香港电影带入了新武侠时代。在那之后，邵氏出品了《刺马》《大醉侠》《流星蝴蝶剑》等一系列经典武侠电影。

    石川表示，所有邵氏武侠片都是对兄弟情谊和江湖义气浓墨重彩的渲染，是对忠、义、礼、信的书写和放大。正是这样一套与现代契约社会“利”字当头相抗衡的传统中国价值观，维系了当时海外华人社会基本的人伦道德与人际关系；而海外华人对邵氏武侠片的追捧，也使得这套价值观得以传播和强化。

    1967年，在捕捉到电影业的式微之气时，他与利孝和等人合资创办的TVB(香港无线电视台)开播，邵氏帝国版图延伸到电视领域，并且在那之后的40年里，牢牢霸占了五分之四香港人的电视遥控器。1980年，邵逸夫接任董事局主席，正式入主TVB，开始陆续出品一系列TVB电视剧。在这些剧集中，很多仍然延续了邵逸夫的故园情怀。比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是邵氏最擅长的武侠题材，金庸从此在内地风靡。

    邵逸夫对人才有一种天然的爱惜。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开设了被誉为“港星摇篮”的训练班，这里打造出香港演艺圈黄金一代：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郭富城、杜琪峰、汪明荃、赵雅芝、刘嘉玲……尽人皆知的“四大天王”，也是邵逸夫钦点的人选和称号。

    正是在正式入主TVB之后，邵逸夫一方面通过不断降低制作成本而赚钱，另一方面几乎年年捐出过亿资金。邵逸夫历年的捐助总计超过100亿港元，人们熟悉的“逸夫楼”，遍及31个省市的大中小学校。2008年和2013年，邵逸夫向汶川和雅安地震灾区各捐款1亿港元。他身体力行了自己的那句话：“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就是慈善家。”

    一代宗师溘然长逝，功名起落已是历史，只有成千上万座凝结了无数人青春记忆的选夫楼，成为走过一世传奇人生的邵逸夫无言却不朽的纪念碑。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王羲之云：“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舞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干，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

    然而这还是依靠外界物质条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司空图《诗品》里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空潭泻春，古镜照神”，形容艺术人格为“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艺术的造诣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陶渊明所爱的“素心人”，指的是这境界。他的一首《饮酒》诗更能表现出诗人这方面的精神状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自远”是心灵内部的距离化。然而“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体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意”。

    晋人王荟说得好“酒正引人入胜地”，这使人人能自远的酒正能引人入胜地。这胜地是什么？不正是人生的广大、深邃和充实？

（摘编自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是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在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得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材料一：

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粘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由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因子。

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法分子偷进城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消灭，同时它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全城张贴通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

接种疫苗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人为地塞几个不法分子（当然不是年轻力壮、破坏力十足的那些）进城，让警察抓住、认识、消灭它们，从而帮助我们的机体建立针对某种疾病的长期的防御力，从而实现主动免疫。

（摘编自钟柯《疫苗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病毒的》）

材料二：

减毒活疫苗是一种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它不会致病，但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去对抗下一次感染。减活疫苗不仅接近于病毒的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好，而且通常只需要单次免疫即可。不过，作为疫苗的活病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接种人便又有被感染的可能了。

为了提升疫苗的安全性，科学家又发明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需要用加热或化学方法将病毒灭活，使其不再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不再能复活。不过，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时间比减活疫苗要短得多，不仅需要进行多次免疫，而且采用甲醛或福尔马林等化学法灭活病毒时，也可能出现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通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疫苗进行强制免疫以来，世界各国已将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水痘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一些国家也利用疫苗免疫等手段根除了部分传染病。

由于疫苗有着可快速生产、工艺日臻成熟的优势，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曾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即这些疫苗杂质含量较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对免疫系统虚弱的人保护效果一般。另外，传统疫苗一般只能对付一种传染病，因此人类又相继研发了包括亚单位疫苗、重组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在内的重组疫苗。

（摘编自柯普哲《抗疫“利器”：疫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学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疫苗接种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接种服务可及的情况下拒绝或延迟接种疫苗。为使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尤其是保护无法接种疫苗的弱势群体（如过敏体质、免网疫缺陷的群体），疫苗接种率需要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疫苗接种犹豫”会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和流行，对国家免疫规划，甚至全球疾病负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疫苗接种犹豫”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信心，即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如对卫生服务体系、从事疫苗接种服务专业人员的可靠性及能力的信任。疫苗安全事件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信心。研究发现，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发生后，32.4%的家长出现“疫苗接种犹豫”。自满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对疾病的风险认知较低。如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相当一部分人在能够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拒绝接种，原因是这些人认为甲型H1N1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方便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预防接种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在某个时间、地点，以一种可负担得起、方便和舒适的方式提供服务都会影响疫苗接种决策。

（摘编自张佩雯等《疫苗犹豫现状与免疫规划中的健康教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