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有你

    罗威刚要出门，接到一个电话：“罗威啊，我是李台阳。好，我马上就过来。”

    罗威想：和李台阳这么多年没联系了，自己刚升职，莫不是……

    门铃响了，门开处，伸进一个乱蓬蓬的脑袋，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嗵”地放在地板上。罗威说：“是台阳啊，快请进。”

    坐在沙发上，罗威递烟给李台阳。李台阳抽出一支，凑在鼻子上闻闻，说：“罗威，你混得不错啊。”

    “听说你要来，特地去超市买的。”罗威用打火机给他点烟。

    李台阳嘻嘻一笑，放下烟，说：“那么破费干吗？我早戒了，那东西耗钱。”

    罗威说：“那就吃些水果吧。”

    李台阳也不客气，抓了个苹果，边吃边环顾房子，说：“你这房子够气派啊。”

    罗威说：“我是‘负翁’一个，现在每月还在还房贷呢。”

    李台阳说：“你们夫妻俩都是白领阶层，这钱来得容易，债也还得快。哪像我们，能吃饱饭，不生病，孩子上得起学，就上上大吉了。”

    罗威想，这像是要借钱的开场白吧。他说：“是啊，现在，谁都活得不容易。”

    李台阳说：“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打小就知道，你将来肯定比我活得有出息。”

    罗威说：“哪里哪里，也是混口饭吃吧。”

    李台阳正色道：“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人要知足，对吧？”然后，又开起玩笑：“你可不要犯错误啊。”

    两人聊起童年时的事儿，说到小时候的邻居谁离婚了，谁出国了，谁还是那么一副臭脾气，一聊聊到快中午，李台阳还是没说他来的目的。

    罗威说：“台阳，咱们去外面馆子吃吧，边吃边聊。”

    李台阳说：“今天肯定不吃了，我答应老婆回家吃饭的。”仍然继续刚才的话题。

    罗威见他一直不提正事，又没有走的意思，想到自己下午还有个会，又不好意思催促，心里便有些七上八下起来，心想可能李台阳不好意思自己提出来，便说：“台阳，你还在摆地摊吗？不如找个固定的工作，做保安什么的，收入也比那强啊。”

    李台阳说：“我不喜欢做保安，我倒是想过自己租个门面，这样总比被城管赶来赶去强。”

    罗威说：“城管大队的人我倒是认识，你今后有什么麻烦的话，我可以帮忙。”

    李台阳拍了一下罗威的肩膀，说：“兄弟，有你这句话，说明我没有白惦记你。十多年了啊，你还是这般热心肠。好，我高兴，真是高兴啊。”边说边站了起来。

    罗威说：“吃了饭再走。”

    “老婆还在家等着我呢。好，我走了啊。”

    听着李台阳“嗵嗵”的脚步声一路下去，罗威低头看了看地板上的黑袋子，打开来一看，原来是自己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鱼籽干。

    罗威不知说啥好，忽然觉得自己特俗。

    楼梯口又传来“嗵嗵”的脚步声，好像是李台阳的。罗威想：可能刚才他没勇气说出口，就冲这一袋子鱼籽干，不管他提啥要求，自己一定想办法。

    打开门，果然是李台阳，尴尬的脸上都是亮晶晶的汗珠。他不好意思地说：“你们这个小区像个迷宫，我绕来绕去总找不到大门。”

    罗威说：“瞧我这粗心，应该陪你下楼去的。”说着，便和李台阳下了楼。走到楼下，李台阳去开自行车锁，那辆车和李台阳一般灰不溜秋、尘头垢面。

    罗威问：“你是骑车来的？”他知道李台阳住在西城，从那骑车到他这儿，起码要一个小时。

    李台阳说：“是啊，骑惯了。”

    罗威说：“台阳，你有啥困难只管开口，我能帮的一定帮你。”

    李台阳说：“没啥事，就想来看看你。”

    罗威说：“多年咱都没联系了，你今天上门一定有事。你只管说，别开不了口。”

    李台阳看看罗威，似下了决心说：“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

    见罗威点头，李台阳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得了重病，很多人都围着你哭。这一醒来，我心里就七上八下的，连地摊都不想摆了。知道你混得好，我也不想打搅你了。可这梦搅得我难受，连我老婆都催我来看看你，看你气色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唉，梦呗，我这人还真迷信。”

    罗威的眼睛红了，他一把抱住李台阳，说：“兄弟。”

卖琴

【加拿大】费力克斯·勒克莱尔

    雨天，男人的短大衣里藏着一把小提琴。他走得很快，帽子遮在眼睛上，一脸疲惫，不时左顾右盼。突然，他拐进一条小小的甬道，推开一扇房门。门上的木牌上写着：制琴坊。

    进入房内，他脱下大衣，把小提琴放在柜台上。他用大拇指把帽边卷起来，等着那位在窗下工作的老人。制琴师站起身，一双眼睛在大大的镜片后面眨动着：“做什么？”

    “我想把我的小提琴卖给您。”

   制琴师将琴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看，说：“是我做的，二十年了，制作日期写在这儿呢。”

    那男人说：“我知道。

    “您想卖掉它？”

    “是的，先生。”

    “贵姓啊，您？”

    “于贝尔·托马斯。”

    “我听过您的大名，我那屋里面就有您的唱片，几支协奏曲，就是用这把琴录制的吧？您拉小提琴很久了吗？”

    “16年了。”

    老人又摸了摸琴：“还是留着吧。”

    “不，我再也不想看到它。”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不会把一个老朋友甩掉的，一个16年来相依为命、为您留下许多纪念的朋友。”

    “我需要钱。”音乐家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摊开手，说道，“我现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了，电台的工作也已经丢了。”

    他咬咬嘴唇。“公众音乐会也是，两个星期前，爵士交响乐团的指挥辞退了我。我只好去给孩子们上课，可就在教他们演奏上行音阶的时候，我的手僵住了……是风湿病。”

    当他说话时，老人几次犹豫后将左手放在了琴盒上。

    音乐家说完了，低头看他的琴，这才发现老人的手缺了两根手指。整整一分钟，两个人都一动不动。最后于贝尔·托马斯先开口了：“您的手也残了？”

    老人沉默地转回身，向窗边走去，坐在凳子上继续工作，他盯着手中的活计，说道：“这桩意外是在我16岁时发生的。我把它讲给您听，是因为我那屋里面有您的小提琴协奏曲。

    “那时候，我家生活在一个农场里，距城市有七里路，我每天坐着狗拉雪橇去上学。我有了一个爱好：音乐。那时我唯一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音乐家。”

    音乐家始终低着头。老人继续说道：“我挺有天分，耳朵很好，左手灵巧，还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我学了一年，对小提琴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为了上琴课，我需要在晚饭后出门，上完课后再返回家里。每星期一次。在学琴的路上，我裹着一张毛毯，把小提琴紧紧抱在怀中，像抱着一个孩子……

    “正是那个时期，在一场学校组织的节庆活动中，我第一次当众演奏。”

    小提琴家抬起了头。老人继续说道：“演奏大厅里，有几位牧师、一位主教大人、一位议员、一些记者、全体学生和几个漂亮的女孩。由于一场可怕的暴雪，我是独自一人坐着狗拉雪橇来的。妈妈没能坐在大厅里看我演出，因为路完全没法走。

    “我演奏了《回忆》，我的小提琴声回荡在大厅里，琴音清澈洁净。我还记得演出结束时那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我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的老师站在幕后，他哭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吻了我一下。

    “有一个男人，过来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带着满脸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离去了。一位牧师对我晃着脑袋说：‘再接再厉，小家伙……’

    “唉，如果妈妈在那儿该多好！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音乐家凑近来，身子向前倾着，生怕听漏了一句话。老人继续说道：“夜深了，我从学校出来，胳膊下夹着心爱的小提琴，满心都是幻想。我要到学校后面的小牲口棚去，我的狗在那儿等我。

    “我想到大都会、音乐会、个人独奏，想到我的家庭，那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指日可待……突然，汪的一声！”

    音乐家蹙蹙眉头，等着下面的话。

    制琴师接着说道，“有些情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我跟一条狗在搏斗，它在狂吠，我也在大喊大叫，在我身后的雪地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痕……那条我们家买了才一个星期的狗，咬断了我的两根手指。”

    一阵沉默后，老人又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只公开演奏过一次，而不是演奏了16年，更不曾取得显赫的成就，没录制过唱片，没有四处巡演将名声远播到欧洲去。只有过一次当众演出，还是在一个学校的小厅堂里，而且我的母亲也没有来听。”

    于贝尔·托马斯再次低下头去。

    老人悄悄站起身，消失在把店面和他的住处分隔开来的门帘后面。他抱着一个琴盒走回来，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那是他的小提琴，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法兰绒布里。他把琴轻轻地放在于贝尔·托马斯身旁，又回到窗下的小凳上。

    音乐家就像一个蒙羞的人急于脱身那样，走向柜台，拿起他的小提琴，塞进短大衣。他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仿佛这是一扇教堂之门。

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村人都来到槐树下。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钱。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窃贼瞄见金子一般，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呆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后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信，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典当得干干净净，空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病。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的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每天会洗好几遍手和脸，爱用香皂。可是她老了，病了，臭气在体内生发。她的所有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大便经常要由父亲和叔叔轮流用手指头抠出来。每当这时候，祖母只能无可奈何地拉被子遮脸。有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劈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粒粒地嗑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仁儿。只有早晨，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思维与智慧》）

（一）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你是不是—先生？”

风云初记（节选）

孙犁

    第二天清早，她（秋分）就同高翔和李佩钟上了一辆大汽车，回深泽来。她们路过蠡县、博野、安国三个县城和无数的村镇，看到：从广大的农民心底发出的、激昂的抗日自卫的情绪，正在平原的城镇、村庄、田野上奔流，高翔到一处，就受到一处的热烈欢迎。

黄昏的时候，她们到了子午镇。秋分一下车，就有人悄悄告诉她： “庆山回来了，现在五龙堂；你们坐汽车，他赶回来了一群羊！”

秋分没站稳脚，就奔到河口上来。船上的人和她开玩笑说： “不回来，你整天等，整宿盼；一下子回来了，你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在船上，秋分就看见在她们小屋门口，围着一群人。在快要下山的，明静又带些红色的太阳光里，有一个高高的个儿，穿一身山地里浅蓝裤褂的人，站在门前，和乡亲们说笑。她凭着夫妻间难言的感觉，立时就认出那是自己一别十年的亲人。

    她从船上跳下来，腿脚全有些发软，忽然一阵心酸，倒想坐在河滩上嚎啕大哭一场。

    人们冲着她招手、喊叫，丈夫也转过身来望着她，秋分红着脸爬上堤坡。

    乡亲们见她来了，说笑着走散了，庆山望着她笑了笑，也转身进小屋里去。公公从河滩里背回一捆青草，撒给那几只卧在小南窗下面休息的山羊。

    高四海摸着一只大公羊的牴角说：“你也还没有吃饭吧？快到屋里和他一块儿做点吃的。”

    秋分走进屋里来，好像十年以前下了花轿，刚刚登上这家的门限。她觉得这小屋变得和往日不同，忽然又光亮又暖和了。自己的丈夫，那个高个儿，正坐在炕沿上望着她，她忍不住热泪，赶快走到锅台那里点火去了。她家烧的是煤，埋在热灰下面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她的手一触风箱把，炉灶里立时就冒起青烟，腾起火苗儿的红光来。望着旺盛的火，秋分的心安静下来。她把瓦罐里的白面全倒出，用全身的力量揉和了，细心切成面条儿，把所有的油盐酱醋当了佐料。水开了，她揭开锅盖，滚腾的水纷纷窜了出来，秋分两手捧着又细又长、好像永远扯不断的面条儿，下到锅里去。

    忽然，在炕角里，有一个小娃子尖声哭叫了起来。高庆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个不到两生日的孩子睡醒了，抓手揪脚的哭着。

    “唔！这是哪里来的？”庆山立起身来，望着秋分。“哪里来的？”秋分笑着说，“远道来的。你不用多心吧，这是今年热天，一个从关东逃难来的女人，在河口上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咱爹叫把这孩子收养下来。要不，你哪里有这么现成的儿子哩！”

    庆山笑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好像是抱起了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他的眼角潮湿了。

    吃饭的时候，高翔赶来了，两个老同志见面，拉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庆山从里边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高翔说：“这是我的介绍信，组织上叫我交你的，还怕路上不好走，叫我换了一身便衣，赶上一群山羊。路上什么事也没有，没想到和你碰的又这样巧。”

    高翔看完了信说：“你来的正好。在军事上，我既没有经验，新近遇到的情况又很复杂。你先不用到高阳去，就帮我在这里完成一个任务吧！”

    庆山正要问什么任务，高翔的爹领着小女孩来看儿子了。

    秋分拉着小女孩问：“你找谁来了？”

    小女孩慢腾腾的说：“俺爹！”

    秋分指着高翔，小女孩没想到她的爹竟是一个完全面生的人，不敢走过去，高翔过来把她抱起。

    秋分又逗她：

    庆山对高翔说：“我好像从没见过她，长的这样高了！”

    秋分说：“你哪里见过她，你们走的时候，她娘刚刚坐了月子！”

    高翔拍拍怀里的孩子，放在地下，笑着说：“我马上要和庆山哥谈谈这里的情况，开展工作，你们先到外边去玩一会儿。”

    高四海、高翔的父亲抱着孩子出去了，秋分噘着嘴说：“我听听也不行吗？”

    “不行，”高翔说，“我们还没正式接上关系哩，分别了十年，回头我还得考察考察你的历史！”

    “等着你考察！”秋分给他们点着灯，就扭身走了。

    他两个在屋里谈着，秋分她们就坐在堤坡上等着，天上出着星星，高翔的小女孩指着：

    “又出来一颗，爷爷，那边又出来了一颗！”

    一直等到满天的星斗出全了，他们还没有谈完。高翔的父亲对高四海说：“你说盼儿子有什么用，盼的他们回来，倒把我们赶到漫天野地里来了。”

    高四海抽着烟没有说话，大烟锅里的火星飞扬到河滩里去。儿子回来，老人高兴，心里也有些沉重。他们回来了，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议着闹事了。那些狂热，那些斗争、流血的景象和牺牲了的伙伴的声音、面貌，一时又都在老人的眼前，在晚秋的田野里浮现出来，旋转起来。老人有些激动，也感到深深的痛苦。自从儿子出走，斗争失败，这十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当爹娘的，当妻子的是怎样熬过了这十年的白天和黑夜啊？再闹起来！那次是和地面上的土豪劣绅，这次是和日本。人家的兵强马壮，占了中国这么大的地面，国家的军队全叫人家赶的飞天落地，就凭老百姓这点土枪土炮，能够战胜敌人？他思想着，身边的草上已经汪着深夜的露水，高翔的小女孩打着呵欠躺在她爷爷的怀里睡着了。

    （节选自孙犁《风云初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