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

英·萨基

    诺尔曼·葛尔特茨比坐在海德公园的长凳上，背向着公园栏杆围起来的长方形草坪。这是三月初的一个傍晚。暮色苍茫，笼罩着大地，只有那微弱的月光和点点星星的亮光冲淡着昏暗的夜幕。马路和人行道都空落落的。然而，就在这若明若暗的夜色中仍有不少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在活动着。他们有的荡来荡去，无声无息；有的把自己点缀在长凳和木椅上，一点儿也不显眼，在昏暗中，他们的身影已经无法辨认清楚。

    葛尔特茨比此时心事重重，眼前的景色与他此刻的心情完全和谐。黄昏，在他看来，是失败者的时刻。经过奋斗仍不免遭到惨败的男男女女，在这日薄西山的时候纷纷出来活动。他们把失掉的好运、破灭的希望深深地掩藏起来，躲避着好奇者的寻根问底。他们寒酸的衣衫，压弯的双肩，忧郁的目光，在暮色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起码，他们不会被人们认出来。

    长凳另一端，就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老先生。从他的神态里，可以看出他正在和社会抗衡，但是他的气概已趋衰退。坐了一会儿，老人起身离去。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黑暗中。

    空出来的位子几乎立刻就被一个年轻人所占据了。年轻人衣着虽然比较考究，但是他面部的神情并不比那位老人开朗。新来的人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同时嘴里还狠狠地骂了一声，吐字之清楚就好像是要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他称心如意。

    “看来您心情不大好啊。”葛尔特茨比说道，心里揣摸着年轻人的这番表演准是为着引起他适当的注意。

    年轻人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坦然得令人不能产生一点怀疑。但是葛尔特茨比反而因此一下子警觉了起来。

    “要是陷入我的困境，您的心情也好不了，”他回答说，“我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傻的事。”

    “是吗?”葛尔特茨比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今天下午到的伦敦，本打算在伯克夏广场的伯塔刚尼安饭店落脚，”年轻人接着说道，“可是到了那儿我才发现，饭店在几个星期前给拆掉了。旧址上盖起了一家影剧院。出租汽车司机给我介绍了另一家旅店，远一点儿，可我只好去了。我刚给家里人写完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住处，就出去买香皂了——我讨厌旅店里的香皂，可自己又忘记准备了。我在街上溜达一会儿，在酒吧喝了杯酒，又逛了逛商店，然后转身回旅馆。就在这时候，忽然意识到，我根本没记住旅馆叫什么，更不知道它坐落在哪条街上。这多么尴尬!我在伦敦又举目无亲。当然了，我可以打电报给家里人，叫他们把地址告诉我，可是这封电报明天才能收到，而眼下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一先令。买了块香皂，喝了杯酒，也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兜里只剩下两便士，只怕要落得个流浪街头，无处栖身了。”

    年轻人讲完这段故事后，出现了片刻沉寂。这种沉寂是意味深长。“您大概想，我讲的这段遭遇荒诞无稽吧。”年轻人随后接着说道，语调里多少带着点委屈的口气。

    “这事也并非不可能，”葛尔特茨比像法官审理案件似的说，“记得有一次我也经历过这么一件事。那是一个外国的首都。不过那次我们一行两人。事情显得更离奇了。幸好我们还记得旅店紧靠条什么运河。一找到运河，我们就顺着它找到了。”

    听完这段往事的叙述，年轻人精神为之一振，“在国外，我还不会这么发愁，”他说道，“总可以找到领事馆，得到必要的帮助。可是在自己国家里，一旦陷入困境，真是束手无策。我大概得到河堤上过夜了，除非能找到个够朋友的人，他能相信这是确有其事。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因为您并没有认为我这段遭遇过于荒唐。”

    年轻人往这最后一句话里倾注了不少热情，就好像他有意向葛尔特茨比表示，葛尔特茨比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够朋友的人的必要条件。

    “然而，”葛尔特茨比慢吞吞地说，“这段故事里的破绽就在于您拿不出那块香皂来。”

    年轻人连忙向前探身，在大衣口袋里忙乱地摸了起来。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准把它丢了。”他怒气冲冲地嘟囔了一声。

    “一个下午就丢了家旅馆，又丢了块香皂，这只能说明您存心粗枝大叶。”葛尔特茨比接着说道，可是年轻人没等他话音落地就走了。他顺着小路溜掉了，头昂得高高的。不过，在他那高傲的表情中，总显得有几分疲倦的样子。

    “说来怪可惜，”葛尔特茨比想道，“整个故事中只有出去买香皂这一点有说服力，然而在这细节上露了马脚。他要有一点先见之明，就应该事先准备下一块香皂，包装和封记都要跟刚从铺子里买来的一样，那他准可以成为这一行业里出类拔萃的人。干他那一行，什么都得事先想好。要有这种能力，而且是无限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个歪才。”

    想到这里，葛尔特茨比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就在这时候，他惊讶地、关切地喊了一声。只见地上，在长凳边上，失落着一个椭圆形小纸包，外表和店主人精心打上封记的一样。除了是块香皂，还能是什么!准是那年轻人一屁股坐下来的时候从衣兜里掉出来的。

    说时迟，那时快，葛尔特茨比立刻顺着那暮色笼罩着的小路追了下去，焦急地寻找着穿浅色大衣的年轻人的踪影。就在他遍寻不见，已经感到无望的时候，忽然他发现要找的那个人正站在马车道的路边上。年轻人神态犹豫地站着，显然拿不定主意，是从海德公园穿过去好呢，还是直奔耐茨布里支的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当他听到葛尔特茨比呼喊他的时候，他带着几分敌意，好像准备自卫似的猛然转过身来。

    “能证明您那段遭遇的真实性的重要证人找到了，”葛尔特茨比说道，伸出手来把香皂递了过去。“一定是您坐下来的时候从大衣兜里滑出来的。您走后，我在地上发现的。我曾经对您不信任，您一定要原谅。那时一切证据都对您不利。如今，既然我听取了香皂的证词，我想我也应当服从它的判决。您如不嫌弃，我可以借给您一枚二十先令的金币……”

    年轻人连忙接过金币，放进兜里，从而解除了这个问题上的疑虑。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葛尔特茨比继续说道，“您这星期哪天还钱都可以。这儿是您那块香皂。可别再丢了，它可是您的好朋友啊。”

    “幸好给你找着了。”年轻人说道。接着，几句感激不尽的话脱口而出。声音还有点呜咽。他朝着耐茨布里支方向急忙跑去。

    “这孩子真可怜，差点哭出声来，”葛尔特茨比自言自语地说，“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困境中脱身，这种慰藉降临得太突然了。这对我也是个教训，不能自作聪明，不能仅仅凭一时的情况就给一个人下判断。”葛尔特茨比顺着原路往回走去。经过那条长凳时——他看到一位老先生在长凳下面和四周望来望去，捅来捅去。葛尔特茨比认出这就是刚才同他坐在一起的那位老人。

    “您丢什么东西了，先生?”他问道。

    “对了，丢了一块香皂。”

丑琴操

邓跃东

    祖父会拉琴，好事者命令他带上两个会拉胡琴的侄儿一起演出。在邻村第一次巡演时，我大伯父刚拉开过门，台下就扔来一只鞋子，砸在他头上。他们指责大伯父的胡琴有问题，硬是逼着他锯掉了琴杆上的龙头……

    这件事我是听一个叔父说的，几个伯叔不愿回忆这些旧事，唯有我堂二叔反应异常，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说：“琴头是我砍的！”我知道二叔一直钟情于胡琴，没想到他竟是这件事的亲历者。透过浓浓烟雾，我看到了二叔眼里流露出的几丝幽怨。

    那晚他们受到了批评，被要求将琴头处理掉，否则后果难以想象。祖父答应一定处理好，但不是当场锯掉的。这把琴是大伯父在县城读中学时带回的，却成了二叔的至爱。那时祖父被贬职从学校回乡，思虑最多的是要保住侄子们的性命，要不就对不起大哥。祖父就给二叔做工作，二叔十五六岁，很不配合。祖父发了怒，责问他：“是人头重要还是琴头重要？”二叔噙着泪、含着怨气，在祖父的逼迫下锯下了琴头。祖父说：“这个琴头雕刻得精致，你先收着，日后可能会用上。”二叔不吭气，捡起琴头一把甩进了灶膛。

    丑琴无头，祖父他们也无脸面，操琴的模样十分滑稽，总不被人正眼看。当然，心里最憋屈的是二叔。他很年轻，无端被人嘲笑，其实他拉琴是很有水准的，但是心里不平，音色起伏大。丑琴让二叔的脾性也丑了起来，他变得十分倔强，不太理会祖父﹣﹣以前他们经常一起谈琴论艺，慢慢地不怎么说话了。

    没过多久，伯叔姑姑们不能读书了，因为村里不准。二叔二次被生产队长从中学赶回，他聪颖好学，无奈初三未读完，就再也未进过学堂的门了。二叔积下一肚子的愤懑和怨恨，别人拈轻怕重，在生产队混工分，他年纪轻轻就去学泥水匠的手艺，每天用砖刀砍砍剁剁，其实是在发泄不满，他要砍平种种崎岖。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他感到轻松，他的虎口被震烂，血流不止，也不能释放心中的怨气。他又想起了无头琴，每天劳作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里，只有丑琴懂他，眼里的泪、虎口的血，遗落在琴上，他浑然不知。

    二叔独自拉琴，长夜不息。祖父知道他心里苦闷，就开导他说：“拉琴可以消解磨难，但不能宣泄情绪，你指上的怨气太重了。”二叔说：“你不是说琴音传递的是心声吗？”祖父反问：“你心里向往的是什么？”二叔不吭声了。听琴知音，得失寸心。二叔对祖父的视听修养极为钦佩，他为自己更名为“清明”，自此静心练琴，研习音律。

    清明通透，方有流音。二叔反复体悟，寻求彻悟﹣﹣人跟丑琴一样，没有脸面，可琴还是琴，心里有音，仍可自然地发声。他的心慢慢地融入了丑琴，琴声开始从心里流泻出来，没有了早时的发泄，音色一片柔美。

    二叔认真地看着我说：“琴已无头，人得有名。”

    二叔那时带着这把丑琴，一次次地参加上级安排的演出。他用丑琴发出的优美琴声征服了众多同行，感染无数心田。有一次，上级首长要来观看，领导提出给他换把琴，说这琴太丑了，影响县里的形象。二叔说，人能换但琴不能换。

    在本村的一场集会上，全家人都被责令到场陪斗，批斗的对象是二叔的母亲。大冬天里她被拉到学校操场上，被风车对着猛吹，她不服软，直挺挺地站了一夜。有人起哄要我家的人拉琴造势，祖父跟他们交涉能不能换人，他们说不行，故意要我二叔拉。祖父尴尬不已，二叔却轻松地拉开了弓子。凝望着受难的母亲，他如入空谷，心若止水，怀中丑琴一如惜日，不动声色。后来我得知，二叔拉的是刘天华先生的《光明行》，他心里存有光亮！

（选自《读者》2015年第9期，有删改）

寻找目击证人

陈凤群

    “警察同志，我被打劫了！”女人一进门，便抛过来一句话。

    女人瑟瑟地坐到我的面前，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盛满遭劫的惊觫。“我挣脱时被剐了一刀！”女人撸起衣袖，给我看她手臂上的刀伤。伤口有一指多长，红红的划痕血迹斑斑。处理好伤口，女人断断续续讲述了遭劫的过程。

    女人是附近梅园工业园区一家制衣厂工人，这晚临时加班，九点钟下班行至福惠路时被一个蒙面歹徒洗劫了。

    从警校毕业来到这个五里岗警区工作三个月了，这是我接到的第一单报案，心里有些兴奋有些紧张。三个月来天天在警区猫着，都快把我憋疯了。录完口供后，我跟女人要了联系电话，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急匆匆赶到案发地点勘察现场。

    这是一个城乡接合部地段。女人上个月才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在洛城租了房子，每天往返园区和出租屋之间。女人说福惠路偏僻，晚上过了九点就很少人走动了。园区晚上极少加班，没想这次临时加班就出事了。我来回巡视着路面，脑海跳动着女人说的这些话，试图发现什么遗漏。几个来回后，我失望了。这条一百来米长的路在路灯下一览无遗，根本找不到女人说的挣扎中被歹徒扯断的白色珍珠项链。我很懊恼，望着一览无遗的路面，我的心渐渐收紧了。警区是“治安模范警区”，何况这是我接的第一个案子，得拿出成绩让大伙瞧瞧啊！

    只有寻找目击证人了。女人说那晚只她一人，但园区门前驻扎着流动商贩，不少员工下班后喜欢往小摊跑，说不定就有目击者。

    次日一早，我来到梅园工业园区，跟各厂区厂长沟通案情。

    听了我的汇报，厂长们神色凝重，说马上召开员工大会，寻找目击证人。

    很快，信息反馈回来了。整个园区两千多名员工，竟然没有一名员工注意到那晚有人打劫！

    工业园区没有目击者，我把目标转向福惠路一带的住户。苍茫夜色，说不定哪扇窗有双眼睛无意间就瞥见了打劫。

    四十五户走下来，已经十二点了，夜沉沉。我的心情也沉得如这黑黢黢的夜空，别提有多气馁了。女人遭劫的时间正是万家灯火时，然而这四十五户人家都说不知道，没看见。

    从住宅区寻找目击证人没指望了，我唯有在这个被打劫的女人身上寻找线索了。第二天，我翻出女人的口供，反反复复地听，希望能捕捉到被我疏忽的哪个细枝末节。可是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了，也没发现蛛丝马迹。我找来女人的手机号码打过去，女人关机了。我一个电话拨到女人就职的制衣厂，被告知女人没来上班。一个问号在心里扩大，我坐不住了，决定上女人出租屋一趟。

    房东听了我的来历后告诉我女人半小时前就退租了，说女人到洛城公墓去了。

    女人对我的到来很平静，燃尽最后一张冥钱后，女人开口了：“里面的人是我丈夫。五年前，丈夫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一天晚上，丈夫到福惠路散步遇上了打劫，一个蒙面歹徒劫持了两名女工。丈夫和歹徒搏斗，歹徒捅了丈夫一刀。等到工友们赶来时，丈夫已经不行了。每年的清明我都要不远万里赶来给丈夫上一炷香。第一年，坟前摆了很多花。我知道是丈夫生前帮助过的工友和那两名女工来过。第二年，坟前的鲜花零零星星的。我想是那两名女工献祭的吧。第三年，坟前没有花。我想大家都很忙吧，抽不出时间。第四年，坟前没有花。第五年，坟前没有花。长眠异乡，一年到头，丈夫该多么孤单啊！我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问了许多员工，竟然没有人知道五年前发生的打劫的事，于是我导演了这场打劫，希望唤起一些人的记忆，可是情形让我失望了。”

    看着女人美丽的大眼睛泪光莹动，我说：“你走吧，回去好好生活！”

    “你知道我被打劫那天是什么日子吗？是感──恩──节——”

榆树

汪曾祺

    ①侉奶奶住到这里一定已经好多年了，她种的八棵榆树已经很大了。

    ②这地方把徐州以北说话带山东口音的人都叫做侉子。这县里有不少侉子。他们大都住在运河堤下，拉纤，推独轮车运货，碾石头粉，烙锅盔，卖牛杂碎汤……

    ③侉奶奶她姓什么？不知道。大家都叫她侉奶奶。大人、小孩，穷苦人，有钱的，都这样叫。倒好像她就姓侉似的。侉奶奶怎么会住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呢？她是哪年搬来的呢？不知道。好像自从盘古开天地，这里就有一个侉奶奶。

    ④侉奶奶住在一个巷子的外面。后街边有一条很宽的阴沟，正街的阴沟水都流到这里，水色深黑，发出各种气味，蓝靛的气味、豆腐水的气味、做草纸的纸浆气味。跳过这条大阴沟，有一片空地。侉奶奶就住在这里。侉奶奶的家是两间草房。独门独户，四边不靠人家。侉奶奶家左边长了很高的草。右边是侉奶奶种的八棵榆树。

    ⑤侉奶奶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附近几条巷子的人家都来找她，拿了旧布，袼褙和一张纸剪的鞋底样。侉奶奶就按底样把旧布、袼褙剪好，“做”一“做”，然后就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纳。扎一锥子，纳一针，“哧啦——哧啦”。有时把锥子插在头发里“光”一“光”。侉奶奶手劲很大，纳的针脚很紧，她纳的底子很结实，大家都愿找她纳。也不讲个价钱。给多，给少，她从不争。多少人穿过她纳的鞋底啊！

    ⑥侉奶奶一清早就坐在门口纳鞋底。她不点灯，睡得早，天上一见星星，她就睡了。起得也早。别人家的烟筒才冒出烧早饭的炊烟，侉奶奶已经纳好半只鞋底。除了下雨下雪，她很少在屋里（她那屋里很黑），整天都坐在门外扎锥子，抽麻线。有时眼酸了，手乏了，就停下来四面看看。

    ⑦正街上有一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上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

    ⑧街上的，巷子里的孩子常上侉奶奶门前的空地上来玩。他们在草窝里捉蚂蚱，捉油葫芦。捉到了，就拿给侉奶奶看。“侉奶奶，你看！大不大？”侉奶奶必很认真地看一看，说：“大。真大！”孩子玩一回，又转到别处去玩了……

    ⑨侉奶奶吃得真是苦。她一年到头喝粥。三顿都是粥。平常是她到米店买了最糙最糙的米来煮。侉奶奶也吃菜。她的“菜”是她自己腌的红萝卜。啊呀，那叫咸，比盐还咸，咸得发苦！——不信你去尝一口看！

    ⑩只有她的侄儿来的那一天，才变一变花样。

    ⑪侉奶奶有一个亲人，叫“牛”，是她的侄儿。过继给她了。牛在运河堤上卖力气，也拉纤，也推车，也碾石头。他隔个十天半月来看看他的过继的娘。他的家口多，不能给娘带什么，只带了三斤重的一块锅盔。娘看见牛来了，就上街，到卖熏烧的王二的摊子上切二百钱猪头肉，用半张荷叶托着。还忘不了买几根大葱，半碗酱。娘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山东饱饭。

    ⑫侉奶奶的八棵榆树一年一年地长大了。香店的杨老板几次托甲长丁裁缝来探过侉奶奶的口风，问她卖不卖。榆皮，是做香的原料。丁裁缝来一趟，侉奶奶总是说：“树还小咧，叫它再长长。”

    ⑬人们私下议论：侉奶奶不卖榆树，她是指着它当棺材本哪。

    ⑭榆树一年一年地长。侉奶奶一年一年地活着，一年一年地纳鞋底。那些捉蚂蚱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侉奶奶纳他们穿的鞋底，尺码一年比一年放出来了。侉奶奶也一年年地见老了，她时常病病歪歪的，连粥都不想吃，在她的黑洞洞的草屋里躺着。有时出来坐坐，扶着门框往外走。

    ⑮一天夜里下大雨。瓢泼大雨不停地下了一夜。很多人家都进了水。丁裁缝怕侉奶奶家也进了水了，她屋外的榆树都浸在水里了。他赤着脚走过去，推开侉奶奶的门一看：侉奶奶死了。

    ⑯丁裁缝派人把她的侄子牛叫了来。得给侉奶奶办后事呀。侉奶奶没有留下什么钱，牛也拿不出钱，只有卖榆树。

    ⑰丁裁缝找到杨老板。杨老板倒很仁义，说是先不忙谈榆树的事，这都好说，由他先垫出一笔钱来，给侉奶奶买一身老衣，一副杉木棺材，把侉奶奶埋了。

    ⑱侉奶奶安葬以后，榆树生意也就谈妥了。杨老板雇了人来，咯嗤咯嗤，把八棵榆树都放倒了。新锯倒的榆树，发出很浓的香味……

（选自汪曾祺《故里杂记》，有删改）

灵魂可以卖吗？

庐隐

    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她从十五岁上，就在城里那所大棉纱工厂里，作一个纺纱的女工，现在已经四年了。

    当夏天熹微的晨光，笼罩着万物的时候，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必定看见荷姑从这里匆匆地走过，我常喜欢看着她，她也时常注视我，所以我们总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

    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向下看去，荷姑推开柴门，匆匆地向这边来了，她来我的窗下，便停住了，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你愿意帮助我吧？”说完俯下头去，静等我的回答，我更不忍看她那可怜的状态，我竟顾不得思索，急忙地应道：“能够！能够！凡是你所要我做的事，我都愿意帮助你！”

    下工后，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地向她说：“你拿回去吧！如果还有需要，我更会想法子帮助你！”

    荷姑起先似乎很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冷笑道：“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

    我真不明白，也没有想到，荷姑为什么竟有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形？但是我不能不后悔，我未曾料到她的需要，就造次把含侮辱人类的金钱，也可以说是万恶的金钱给她，竟致刺激得她感伤。羞和急的情绪，激成无数的泪水，从我深邃的心里流出来！

    我们彼此各自伤心寂静着，好久好久，荷姑才拭干她的眼泪和我说道：“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小故事，或者可以说是我四年以来的历史，这个就是我要求你帮助的。”

    “在四年前，我实在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现在自然是不像了！但是那时候我在中学预科里念书，无论谁不能想象我会有今天这种沉闷呢！”

    那时我离中学预科毕业期，只有半年了，偏偏我的父亲的旧病又发作起来，不能到店里去做事，家境十分困难，我便托叔叔找人推荐我到那所绝大的棉纱厂里作女工，一个月也有十几块钱的进项。

    “我第一天进这工厂的门，看见这些庞大的机器，确能使我的思想轮子，不住地转动，细察这些机器的装置和应用，实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兴趣呢！但是这样过了三四年，我自己也觉得我实在是一副很好的机器，和那纺车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我纺纱不过是手自然的活动，有秩序的旋转，除此更没有别的意义。”

    我们后来拣到一块白润的石头上坐下了，悄悄地看着水里的树影，上下不住地摇荡，一个乌鸦斜刺里飞过去了。

    “我想到我可亲爱的学伴，更想到放在学校标本室的荷瓣和秋葵，我心里的感动，我真不知道怎样可以形容出来！”荷姑说到这里，喉咙忽咽住了，望着碧蓝的天空，似乎求上帝帮助她，超拔她似的。我这时满心疑云乃越积越厚，忍不住地问荷姑道：“你要我帮助的到底是什么呢？”

    荷姑被我一问才又往下说她的故事：

    “一次，我的同伴忽然和我说：‘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呵！这是何等痛心的疑问！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停了半天只是自己问着自己道：‘灵魂可以卖吗？’除此我不能更说别的了！”

    荷姑说完这段故事，只是低着头，用手摸弄着她的衣襟，脸上露着十分沉痛的样子。我心里只觉得七上八下地乱跳，更不能说出半句话来，过了些时荷姑才又说道：“我所求你帮助我的，就是请你告诉我，灵魂可以卖吗？”

    她现在不再说什么了！我更不能说什么了！只有忏悔和羞愧的情绪，激成一种小声浪，责备我道：“帮助人呵！用你的勇气回答她呵！灵魂可以卖吗？”

    （1921年《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