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瀑布云

陈世旭

    昨天中午，院长老廖突然接到从青海来的电话，说地质学家彭工当天下午到达山下的火车站，请他接站。老廖一下懵了头。疗养院的车送疗养员去了山下的风景点，傍晚才回来。留在家里的一辆备用小车，被韦局长要去了。韦局长所在的那个省的科技局在疗养院基建的时候给过许多支持，他不好意思让人家觉得怠慢。

    彭工，老廖没有见过，却很熟悉，有关他的报道，老廖读过很多：50年代他从国外回来，接着就去了柴达木，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十年，大半时光都在终生不见绿色的盐湖度过。50岁刚出头就牙齿掉光，发顶早谢。中科院在庐山建了这个疗养院之后，不知动员过他多少次来疗养，他都谢绝了。这次，他被强行要求来疗养。人们希望，借助这里经由大量针叶林的尖端放电产生的大单位的负氧离子，使他得到一次充分的休养生息。

    老廖向其他单位借车，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结果毫无希望。正当旅游旺季，哪个单位的车也不会闲着。只有请山下风景点转告，让韦局长坐的那辆小车去接彭工。结果韦局长很不高兴，他不相信这么大个庐山就挤不出一辆车。他把住车门，理论了好半天，等司机急急忙忙把小车开到火车站，最后一批旅客已经走出车站广场。司机只好一路缓缓留意着，把车开回来。

    彭工的去向只有几种可能：要么误了车或者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要么被山下什么单位接走，要么自己上了旅游车……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会来个电话。

老廖整夜坐在值班室的电话枫旁，等这个也许会来的电话。

    下面有人喊他，喊声很急。莫非是彭工到了？他猛地站起，推开窗户：

    “什么事？”

    “餐厅里吵起来了。”

    韦局长昨天回来开始腹泻，上了两趟医疗室才勉强止住。早上一进餐厅，他就找食堂管理员。

    “你自己看看你们做的饭菜！”

    韦局长狂轰滥炸一番，管理员默不作声。

    “哪个，哪个说我有问题？”

    忽然一声大喊，食堂大厨挤进来，手紧紧抓着一支擀面杖。

    “你再说一遍，我有什么问题？”

    韦局长后退了一步：“我没有说你，我说的是饭菜。”

    “饭菜都是我做的。我吃了，拉的屎你嚼都嚼不烂。你拉肚子，关我屁事！”

    “送我走！”韦局长对刚下来的老廖说。

    “好吧，我送你。”

    “我看彭工不来倒是对了。何苦来受罪呢……”

    韦局长没完没了。

    “停车！”

    老廖突然喊。

    车子怪叫一声刹住了。

    老廖发现了一个人。那个人秃顶，两腮下塌，在庐山早晨一尘不染的阳光下，沿着枯岭街心公园的小道，向园门外缓缓走来。

    老廖直直地盯着这个离车窗越来越近的人。

    不错，是他，是彭工，是那个照片一再在报纸上登过的地质学家。

    老廖推开车门，跳出去——

    “请问，您是彭工？”

    “是啊，您是？”

    “我是疗养院的。我们昨天中午接到你要来的电话，可把我们找苦了。”

    ①老廖的两条腿微微发抖。

    “哎——呀，”彭工声音喑哑，“抱歉，抱歉！我该主动跟你们联系的。”

    “您来了就好。”

    ②老廖的声音有些哽烟了。

    “我昨天就上山了，坐旅游车上来的。天快黑了，我想你们都该下班了，不好去麻烦你们。”

    “您在哪里过夜的呢？”

    “那里。”

    彭工回过头，指了指街心公园的草地。草地上，还有一些从山下带着席子和毯子来的露宿者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男女。

    “这里真绿，绿得醉人。不像我们那里，坐车跑几天也看不到一点绿色，有时候忽然发现一棵小草，全车的人都要下车来，围着看个半天。”

    彭工仰起清瘦枯槁的脸，陶醉地眯着眼睛，两边塌陷的腮帮子翕动着。

    “我昨天睡得真好。”

    “彭工……”

   ③老廖的泪水夺眶而出。

    “苦了您了！”

    “苦？怎么会苦？我喜欢露营，在戈壁滩露营惯了。这里枕的、垫的是这么厚的绿草，享受得很，简直就是奢侈了。”

    彭工像儿童一样笑着。

    老廖一把从彭工手上拿过行李箱，走回车子，拉开后车门，对里面的韦局长说：“跟您打个商量，请您下车等一等，我把彭工送回疗养院，再来送您下山，行吗？”

    车子里没有回答。

    前面，碧蓝碧蓝的天空下，雪一样洁白耀眼的庐山瀑布云，正从日照峰那一面翻越过来，波涛汹涌，漫无边际，滚滚而下，淹没了牯岭所有的峰峦、峡谷、树林、溪流、屋舍与楼亭。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南部的母亲的信。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

    “谁叫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的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上，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秋深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简单的行动，却要叫我终身难忘了。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五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是要帮我寄信的。那，那是一封写给南部母亲的信。我茫然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得并不大，却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不知道呢？

    “妈：我打算在下个月和樱子结婚。”

瓷瓶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告诉他医院催着交钱。他说，知道了，并叫母亲不要着急。他坐车来到市区的一个叫着王记的古董行。

    “你们这里收古董吗？”顾林低声问正在电脑上忙着的一个男人，他是王经理。

    “你有什么古董？”王经理问。

    顾林把手机上的照片翻给王经理看。

    “瓷瓶现在在哪里？”王经理问。

    “在家里。”

    “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王经理自言自语。

    “应该是真品。”顾林说。他有点心虚，其实他也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母亲常对他说，那是你父亲一直为之骄傲的东西。

    王经理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穿着唐装的60多岁的老人从楼上下来。人们都喊他老教授，他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

    顾林把手机送到老教授手里。老教授看到照片，眼睛突然睁大，后陷入深思，后又摇了摇头。

    “刚才听犬子说瓷瓶在你家里？能方便去看看吗？”老教授问。

    “能。”他说，“不一定卖。”

    “不妨。去观赏观赏。你不卖也不妨。”老教授说。

    “顾林啊，快点来啊，又催交钱了。”母亲电话再一次打来。他连连说，知道了。

    “胎骨薄匀，绘画细腻，不错。”老教授看到瓷瓶说。

    老教授边看边摸。他时而嘴角露出一点微笑，时而蹙眉。

    “太像了”，老教授自言自语。“你认识顾开庭吗？”老教授问。

    “是家父。”他说。

    “他人呢？”老教授问。

    “他住院了，急需要钱，不是这样我还不卖。您怎么知道家父的名字？”

    “有过一面之缘。你打算卖多少？”

    “30万。”他说。

    老教授沉思片刻，说，“好，30万就30万。”

    到了古董店，老教授吩咐王经理付8万元现金给顾林，还开了一张22万元的支票，还亲自给他写了个条子。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母亲看到几捆钱后，惊奇地问。

    “卖了瓷瓶。”他如实说。

    “也罢。你快去交钱，省得再催。重症病房花钱多。你爸还没醒转过来，这次受苦了。”母亲说时眼里含着泪“那个撞了他之后逃逸的人不知道能不能查出来？”

    “应该能。”顾林安慰母亲。

    两天后，父亲醒了过来。

    父亲出院后，问瓷瓶卖了多少钱。顾林说，“30万元。”

    父亲说，“可以了。”

    “看过瓷瓶后，买家还提到你的名字。”顾林说。

    “他会认识我？不可能啊，这个瓷瓶的主人在江南啊，离这远着呢，而且又这么多年了。”父亲说。

    年底的一天，顾林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约他到市黄海咖啡馆见面。

    “是您？”他一见面就认出老教授，陪同他的还有他的儿子王经理。

    “看到你的瓷瓶，我太喜欢它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我无所谓，看到它亲切啊。”老教授说，“你知道你家怎么会有这个瓷瓶的？”

    顾林说，“我听母亲说，25年前，父亲在江南打工，在一个冬日里，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还救了跳到水里救孩子的父亲。天冷，父亲自己差点送了命，这家是开古董店的，就送了这个瓷瓶，听母亲说父亲当时还不愿意要，嫌弃它不能吃，还易碎，人家开古董店的老板正好到江北有事，父亲带着瓷瓶顺便坐着人家雇的船回了家。”

    “你的父亲救了我和他啊。”老教授指着王经理说。

    “怎么这么巧？”顾林笑着感叹。

    “其实我那天一看到这个瓷瓶，我就感觉是以前送出去的那个瓷瓶。”老教授说，“当年我父亲在送瓷瓶之前，找人鉴定过的，说是后人仿造的，知道它并不值钱，可是当时我的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还是把它送给你父亲。这些年我们一直愧疚啊，你父亲救了我家两条命，我们却给他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为了这个瓷瓶，我们才在江北开了个分店，就想找到你父亲啊。”

    “原来是仿造的啊，那就不值钱了！”顾林说。

    “不是钱的事。”老教授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的父亲，瓷瓶我们也带来了，送出去的东西我们不敢再要回来。这次我找专家鉴定过了，是清代粉彩瓷真品。”

    “那值多少钱？”顾林问。

    “最少400万。”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16期）

二十年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道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大道两头远望。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几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

    “那餐馆5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20年前的今天晚上，”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孩提时候起，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们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而我呢，又总是不断地东奔西跑。可我相信，吉米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我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九点五十七分了。”他说，“我们上一次是十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官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长这么高的个子。”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来·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想跟你‘聊聊’。好吧，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匠心

杨一凡

    穆爷爷是镇上的木匠。

    听说他从小便没了父母，被一个好心的木雕师傅养大。木雕师傅本是紫禁城里头修缮宫殿的匠人，几经辗转流落到了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他刻刀下的凤凰漂亮得像是要飞起来一样。穆爷爷承袭了他的手艺，木雕水平出神入化。无奈战乱年代无人欣赏木雕，他便转了行，做了个普通的木匠，平日里干些简单的木工活计。

    “穆爷爷”这称呼，实际上唯有我这样叫。穆爷爷住在镇外的一座废园子里，又因性情不喜喧闹，多次训斥了去废园子探险的孩子们，便在孩子中得了个“老怪”之名。而我每次去都安安静静，因此，我才得到在废园长久停留的特权。

    废园已有好些年头了，100年？200年？没人说得清。其间换了数任主人，最终荒芜破落至今。别人都不懂为什么穆爷爷要住在这么个坍圮了大半的地方。只有我明白，穆爷爷是为了这园子里的木雕。

    穆爷爷时常在园子里抚摸着那些染上尘埃、疲惫不堪的雕花，就像很多年前那位木雕师傅所做的那样。木雕师傅在这园子里叹惋了半辈子，最终也未能见到它焕然一新的模样。听闻这位老人临终时还拉着穆爷爷的手嘱咐，游廊的花窗该如何开，亭子的匾额该如何修复。末了说：“老头子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看着那帮洋鬼子打了进来，毁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当年我没出息，自个儿跑出了京。老天爷发善心，让我到了这儿，安安稳稳活了几十年。可我这心里头难受啊！那年我背着包袱走出屋子，见着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我还没做完的花雕……”

    “小穆啊，老头子有私心，舍不得这门手艺跟着我埋进土里。你把那园子修修好，就当是圆了老头子的一个梦。”

    记忆里穆爷爷曾说：“丫头，你看看这些木头。它们都是活的啊！这些断了翼的鸟，折了枝的花，也会感到疼的啊。”

    彼时我抬着头，懵懵懂懂地问：“是像阿苗摔伤了一样疼吗？”好像世间之事，至伤痛也不过臂上一块瘀青。涂上药酒，吹一口气，就可以消隐无踪。

    “还要更疼啊。”穆爷爷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阿苗长大了就会懂的。”

    我时常觉得，穆爷爷做木匠，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活下去，则是为了修复那些木雕。

    在那些缓缓流动的时光里，我也曾整日徘徊于亭台楼阁间，指尖掠过雕花的窗棂。我想，一定有那样的一个瞬间，我也曾感受到指尖的温热与浅浅的呼吸，听到那些花鸟的不甘，不甘湮没灰尘，如秋虫敛鞘翅，在枯叶下瑟瑟忍冬。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看见过千百回的画面：旧屋，木凳，暖阳。穆爷爷伏在案上，布满皱褶的手一丝不乱地刻下起死回生的诏令。他的脚边堆满木屑，空气里有陈旧却不曾霉变的木香。

    好像一个世界的种子就在那把刻刀下，破土成芽。

    我一天天地长大，穆爷爷一天天地变老。他的腰杆不再挺直，一头白发如废园里的荒草，整个人犹如一枚失水皱缩的橘核。那双眼睛染上一点点浑浊，目光却依然专注而执着。

    他开始加快了修复木雕的速度。以往我去时，还能见他在做着不知哪家的木凳，现在却已渐渐看不到了。他一心扑在了他的木雕上。

    穆爷爷说：“丫头，我担心我的时间不够了啊。”

    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瘦着，好像把所有的气血都注入了刻刀。

    那一日我出门前，母亲接了个电话，在那里怔怔站了几秒，尔后放下听筒向我招手：“阿苗，回来。”

    “我要去废园。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吧。”

    母亲急急地追出来，我却已消失在小巷深处。

    我到废园时，静寂的园子里隐有人声。我并没有进去，而是转了个弯，去了废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那里有一座小亭，四根红木柱子上游龙蜿蜒，昂首奋飞，栩栩如生。

    ——昨日我来时，穆爷爷指着那条失了双眼的游龙，道：“这是园里最后一处需要修复的地方了。”语调兴奋如孩童。

    “了却这桩心愿，我也能安心地入土了。”

    穆爷爷的葬礼我没有参加。我觉得穆爷爷仍然在那园子里，静默地摩挲着那些活过来的木头，古老的纹理斑驳出崭新的色彩。葬礼时我就在那儿，独自像个疯子一样地哭了一场，泪眼朦胧中重又看到了那个苍老却笃定的身影。

    我想穆爷爷一定还是开心的吧。看着两代人，或许是更多人的梦想在手下圆满。

    那以后我再未去过废园。不，现在它已不叫废园了。省城来的专家见到它后如获至宝，听闻修复它的老人业已过世，又是好一阵扼腕叹息。

    废园的名字被从古籍中翻了出来。它叫匠园。木匠的匠，工匠的匠。

    镇上的几个老人一拍脑袋，笑叹道：“我说老穆怎么总守着那个园子呢。你还记得不，他单名一个匠字啊！”

    穆匠。木匠。匠园。

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

（德）海因里希·伯尔

    在我爷爷的故乡，几乎人人都靠在亚麻作坊里干活糊口，天天吸着轧亚麻茎时飞扬的尘土，身体受到摧残。孩子都要在放学后去森林里采蘑菇。亚麻作坊是巴莱克家的，森林也是他们家的。他们还有一间小铺。不知从什么年月开始，巴莱克老爷家给全村订了一条规矩：哪户人家都不许有磅秤。这条规矩可得小心遵守，谁若违犯了就要被赶出亚麻作坊，邻村也不敢雇这个人干活。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偷猎者，也从未想过要去买一台秤。我爷爷是第一个有胆量检验巴莱克家买卖是否公平的人。

    爷爷十二岁时，巴莱克家族受封成贵族，要送给全村每户人家一份巴西咖啡。在庆祝宴会前一天，他们在小铺里发咖啡。他们现在叫巴莱克·冯·比尔甘。

    爷爷为自己家和另外三户人家取咖啡。使女格特鲁德数了四包咖啡给他，每包八分之一公斤，由工厂封装好的。格特鲁德要拿一块糖给我爷爷时，发现瓶空了。格特鲁德转身去拿糖了。那时爷爷看到台秤左边秤盘上，放着一个半公斤的砝码。爷爷把四包咖啡放在右边的空秤盘上。当他看到黑色的公平针指在公平线的左边不动，放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斜在下边，半公斤咖啡高高翘起。那时他的心怦怦乱跳，就像他躲在森林树丛后等着传说里的巨人出现时一样。他从衣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子儿，在盛咖啡口袋的秤盘里，放上三颗、四颗、五颗小石子儿，指针总算稳稳地指在黑线上。格特鲁德回来了。我爷爷，脸色苍白的小家伙，站在一边，不动声色。他只拿了三包咖啡。更使格特鲁德惊奇害怕的是，脸色苍白的小男孩把她给的糖扔在地上，一边用脚踩，一边说：“我要找巴莱克夫人说话。”但是格特鲁德只是放声讥笑他。

    他把咖啡送给那三家人后，便揣着用麻袋片包好的五颗石子儿，走向茫茫黑夜。他知道在布劳高村，在伯尔瑙村都不会有谁家有秤的。他穿过森林，步行两小时来到名叫迪尔海姆的小城镇，那里住着一个叫霍尼希的药剂师。霍尼希为那个冻僵的小男孩开门。我爷爷解开他的麻袋片儿，取出五颗小石子，说：“我要把它秤一秤。”这时我爷爷才感觉到自己进了暖和的小屋子，他的脚已是湿漉漉的，雪融化在他的那双破鞋里。他饥饿疲劳，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想起有多少蘑菇、多少野草、多少干草花在那台秤上秤过。这台秤每半公斤就要缺五颗石子儿的重量。愤愤不平的巨浪袭击他的心头。霍尼希对他说，“五十五克，不多不少。”我爷爷才停止哭泣。

    爷爷又走了两小时路，穿过森林回来，在家里挨了一顿揍，问他为什么不把咖啡拿回来，爷爷死也不开口。他想起自己的哥哥，他采过很多蘑菇，想起了姐姐，想起了成千上百的孩子，他们为巴莱克家采的蘑菇、野草、干草花。这一次他不哭了，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

    元旦那一天，巴莱克一家来到教堂做大弥撒。他们本来以为吉兰登村的人们会向着他们高呼万岁，欢呼他们荣升。但是人们扭过苍白的脸，怀着无声的敌意盯着他们。年青的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看到我的爷爷——小弗兰茨，在大庭广众前问他：“你为什么不替你母亲把咖啡拿回去？”我爷爷站起身来说：“因为您吞没我的钱足够买五公斤咖啡。”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石子儿，递给那位太太看。爷爷说：“这是五十五克。您家的台秤每半斤就缺这些分量。”这位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教堂里的男男女女齐声唱起一支歌：

    “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正当巴莱克一家在教堂里的时候，一个偷猎野兽的人钻进小铺，把台秤和厚厚的皮面大账本偷了出来。元旦的整个下午，村子里男人都坐在我曾祖父家里算账，按巴莱克家收购东西的十分之一计算，已经有几千塔勒。但是还没有算完，区里宪兵队的宪兵冲了进来，一边打枪一边用刺刀乱刺。台秤和账本被抢走了。爷爷的姐姐中弹死了，还有一些男人受伤。

    附近的布劳高村和伯尔瑙村也发生了暴动。亚麻作坊停工了一个星期。大批大批的宪兵赶来镇压。后来，村里的人们又去亚麻作坊做工，孩子们又去采蘑菇了。但是每逢星期日，只要巴莱克一家走进教堂，人们就唱起歌来：“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我爷爷的父母在埋葬女儿后，被迫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他们看到，各地各村地主家秤上公平正义的指针都是虚假的。他们的老牛破车在泥路上慢慢爬行，车后面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羊。只要有人愿意，就能听到巴莱克·冯·比尔甘的故事：他们家的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吞没人家十分之一的钱。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述。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