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迟子建

    ①上世纪70年代，山村的孩子大约没有没看过露天电影的。我们那个小镇的人，可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有三处，一个是种子站，它就在我们小镇的西头，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是部队，一个是十三连，一个是十七连。

    ②在种子站的广场放露天电影，下午时候，一些老人就把座位摆好了。老人们胳膊上挎着一个或两个板凳，抽着旱烟：慢悠悠地朝种子站走去。由于他们眼神差，又大都佝偻着腰，必须要坐在前几排，所以提前把座位占好是必须的了。那些板凳高矮不一、颜色各异地排列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杂牌军。他们放好板凳，会回家做他们的活计，等到电影快开演了，他们才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走来，一副首长的派头。

    ③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都不在我们小镇，它们是驻扎在山里的部队，一个离我们稍近一些，有五六里的样子，是十七连：另一处则要远很多，在打石场那一带，距离我们起码有十五里的路途，是十三连。老人们是绝不会去这两个连队看电影的，他们的腿脚经不起折腾了。而大人们就是去的话，也是选择十七连的时候多。能够去十三连的，都是如我一般大的孩子。大家相邀在一起，沿着公路，走上一两个小时，到达连队时已是一身的汗，而电影往往已过半场，看得个囫囵半片的。回来的时候呢，山路上阴风飒飒，再赶上月色稀薄的夜晚，森林中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我们就会被吓得一惊一乍的，得手拉着手行走才觉得心不慌。所以一去十三连看电影，就有小孩子回来后生病。高烧后说胡话照理是正常的，可家长们非说是走夜路时撞上了鬼，至于鬼长得什么样，想必他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说去十三连看电影，家长都不乐意，我们只有偷着去了。

    ④因为驻扎在我们小镇附近的这两个连队经常放电影，我曾经认为世界上过着最幸福生活的就是那些当兵的人。连队的战士格外欢迎孩子们来看电影，他们会把自己的板凳让给我们坐，还会用茶缸端来热水给我们喝。当然，战士们对待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孩的态度，比对待我们这些十一二的毛头小孩更要热情，他们喜欢围坐在大姑娘身边看电影。

    ⑤我们家的邻居有一个姑娘，叫青云，青云是个大姑娘了，她喜欢去十七连看电影。凡是有关电影的消息，最早都是她发布的。因为十七连的战士跟她很熟。要放电影了，总有人给她通风报信。她个子很高，腰肢纤细，头发又黑又亮，喜欢梳两条大辫子。她眼睛不大，眉毛浅浅淡淡的，肤色白里透粉，非常有韵味。她带着我们去十七连看电影时，神情中总是带着几分得意，好像回她的娘家似的理直气壮的。到了电影开演的时候，她往往看着看着就不见了。我们都以为她去小树林解手去了，可她一去就不回来，直至剧终。所以若问她电影演了些什么，她只能说出个大概。

    ⑥爱上青云家的，是小钟和小李，他们总是结伴而来。小李好像是部队的文书，不太爱说话，又黑又瘦的。小钟呢，他不胖不瘦，浓眉大眼，肤色跟青云一样白皙，在十七连当伙夫，所以有时他会偷上一些豆油带给青云家。青云一烙油饼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十七连的人又给她送豆油来了。青云那时中学毕业，在家务农，那年的秋天她去看护麦田，得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不久就死了。她死的时候小钟正回南方探家，他回来后并不知道青云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而一直在连队没有下山的小李也不知情。等到又要放电影的时候，小钟和小李来到青云家，听说了青云的事后，两个人都呆了，小钟还落了泪。人们依据泪水，判断青云跟小钟是一对，小李只不过是个陪衬罢了。

    ⑦青云没了，我们得知电影消息的源头也就断了。从那后，我们很少到十七连去看电影了。不久这个连队就换防到别处去了，他们留在营地的，不过是几顶废弃的帐篷。我们采山经过那里的时候，总要看看那两棵悬挂着银幕的大树，当时树间的那方白布曾上演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啊。树还在，故事也在继续，只是演绎着这故事的人已经风云四散、各自飘零了。

头柜

相裕亭

    天成大药房紧挨着一栋红楼房。

    但是，他们并非一家。天成大药房隶属大盐商吴三才，而红房子则是杨家在外做官的的大公子折腾起来的。那些红如鸡血的砖、瓦，据说是从荷兰国购来的，杨家人用它建起一座红彤彤的楼房，鹤立鸡群似的矗立在盐区那些青砖黛瓦的古式建筑群内，如同冬日里灰土土的树枝上摇曳着一枚大红的柿子，打老远就能望到，可显眼！前来盐区寻医问诊的患者，奔着红楼而去，自然就找到了“天成”。这在那个尚不知“广告”为何物的年代，是何等受益。

    而拥有“红楼”的杨家，整天看到南来北往的患者打门前走过，陡生开店问诊之意，就地办起一家名曰“康乐”的大药房，与隔壁吴家的“天成”，悄然拉开了竞争的态势。

    可“天成”凭着它百年老字号的声誉，丝毫没把个“初出茅庐”的“康乐”放在眼里。

    天成大药房的大东家吴三才吴老爷，看到他的“天成”长盛不衰，干脆把店内的事务甩手给头柜德昌。吴老爷作为大东家，闲来店里坐坐，所能见到的，多为德昌的笑脸。

    那时，药店的头柜，也称大先生。但凡是药店的大先生，大都是坐诊把脉的高手。

    可德昌这位大先生，医术并不高明。他的能耐是善于用人，且很会揣摩人的心思，三岁小孩哭着抱进店来，他都有招数把孩子给逗乐了。颇为经典的一例是，他用一对小酒杯，与孩子玩“碰杯”的把戏，愣是哄着孩子把苦叽叽的汤药当酒一样给喝了。这在“天成”，曾一度传为美谈。

    德昌在店内看似不做什么事情，可他给人的印象反而是什么事情都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进店，开门头件事儿，先把店里的炉子捅开，给顾客和店里伙计把开水烧上。

    这期间，店里伙计陆续进门，他便摸过门后的扫把，或是抽出瓷瓶中的鸡毛掸子，帮伙计们收拾店面。但那样的时候，不等他真去弯腰做活儿，眼疾手快的伙计们，早把他手中的物件儿接去。那场景，有点儿像合唱团的领唱，他起头唱上一句，大伙儿很快就跟上唱了。

    在外人看来，德昌是个闲不住的人。

    东家很看重德昌身先士卒的这一点，有事派人传个话来，德昌饭不吃、水不喝，都会亲自把大东家的事情办好。所以，东家很少到店内来。但是，东家的名字，每年会在店内出现几次。比如年底分红及店内人员晋升，店门外的告示栏里就会贴出一张大红纸，上书：经店内举荐，某某某即日起，晋升“天成”的三柜、或二柜，特此告之，落款：吴三才。

    那张看似与头柜德昌无关的“告示”，实则与德昌有着很大的关系。细心的人，从“店内举荐”四个字上，总能咂摸出其中的味道。

    德昌那人善于忍耐。凡事只要东家高兴，他就高兴。东家不高兴，他也笑脸相迎。平日里，德昌在吴家大院里行走，无论是见到老爷、太太、丫鬟、还是吴家的某位老妈子，他都会弯下腰来笑脸相向。更为离奇的是，黑夜里，德昌一个人走在吴家的院墙外，他脸上都时刻挂着微笑，生怕猛然间遇上老爷家的什么人。德昌脸上的笑容，已经职业化了。店里新来的伙计犯了事，要挨板子时，他会笑着对他说：“去吧，去长点记性。”

    好像挨板子是什么喜庆事似的。

    但凡在“天成”这边受过处分，或降级使用的二柜、三柜，投靠到隔壁“康乐”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名医能手。刚开始，大东家没太在意这事，可等他发现自家的“天成”一天不如一天；而隔壁的“康乐”又一天比一天火红时，东家忽然觉得“天成”这边该找找原因了。

    于是，民国二十几年，恰逢西医在盐区盛行时，东家借这个当口，重金聘来一位留学东洋的西医坐诊。其目的，就是要逼头柜德昌让位。而善于察言观色的德昌，自然意识到这一点，他主动向东家递交辞呈。

    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脸很白、手也很白的西洋医生，不知怎么迷上大东家的四姨太，这让东家十分恼火，当即辞退了那家伙。

    此后，德昌临危受命，又在头柜的位置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听内部人说，当初那位西洋医生主持“天成”时，并没有像外面传言的那样花哨，好多情话，都是头柜德昌自编自导出来的。

相遇就是缘分

秦嗣林

    几年前的春节前夕，一位客户开着奔驰车上门典当，自称姓张。我评估车况良好，只是车厢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不好多问，我开好当票，把现金交给张老板。他忙不迭地走了，没过一会儿又折回来，说是车厢里的货品忘了拿。打开后备厢，鱼腥味扑鼻而来，满满的全是渔获。他笑着说，自己在基隆经营渔业公司，为了凑足员工的年终奖金，才来当车。

    此后，他不时来典当，见面次数一多，彼此愈来愈熟。他说，渔业公司是祖传的家业，自己当过二十多年的船长，旗下有八艘远洋渔船。每次渔船进港，都需要除锈、上漆之类的整补作业，一艘船至少要花两三百万，整补资金就靠当奔驰车来周转。

    某一年岁末，他打电话给我：“秦老板，今年的年终奖金不够，又要麻烦你。我实在太忙，能不能请你带一百万元过来，再把车开到你的店里，我请你吃尾牙。”

    我只好背着装满现金的包包，搭上基隆客运，晃晃悠悠地出发。

    到了基隆，发现尾牙场地设在船坞里，员工有三分之一是本地人，还有三分之一是外籍船工。最有意思的是，大家不分彼此，敬酒的敬酒、唱歌的唱歌，比开派对还欢乐，吃尾牙能吃得这么开心，实在很少见。张老板穿梭其间，笑眯眯地招呼每一个人。

    我说：“你们的工作真有趣，忙的时候还不忘唱歌。”

    他说：“你想想，我们跑一趟南美洲得花一年，茫茫大海之中无处可去，要是生活枯燥乏味，没人待的下去所以，遇上再难过的事情都要唱唱跳跳，大家互相取乐，才能安然度过航海的日子。”

    时间往后再推一两年，张老板再度来当车，同行的是一位面有菜色的越南人。

    我忍不住问：“张老板，这个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对，我等一下要带他到医院开刀。”

    “怎么不请别人带？”

    “轮机长已经带他看过两次，每次都说没事，我愈看愈觉得不对劲，一定要自己带他走一趟。今天来当车，也想请你帮忙开车载我们去医院，再把车子开回店里。”

    到了医院，张老板先去挂号，我和越南人坐在一旁，我问越南人：“老板对你好不好？”

    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老板对我很好。我家里要盖房子，老板还借给我三万元。”

    后来，越南人进诊室检查，我由衷地说：“张老板，你对这些船员真好。”

    他正色道：“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平常闷不吭声，只要几个人讲好，当天晚上就会动手干掉船长。我们当船长的，最怕这种人，所以在陆上要对他们特别好，出海才不会有事。”他又说，“外籍船工到异乡打拼不容易，对他们好一点是应该的。在海上，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有一次出海，我站在满舱的渔获里处理事情，一个新来的外籍船工焦急地指着我的脚，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赶紧把脚从深及膝盖的渔获中抽起来。下一秒，地上成圈的钢索就倏地拉直。原来外头正在下渔笼，要是他晚一点提醒我，我的腿就被钢索绞断了。”

    又过了五六年，张老板打电话给我，表明不但要当车，还要当船，希望我可以帮忙。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船被阿根廷政府没收，还有二十多个船员被扣押，对方要求付一百万美元，收到钱才肯放人。“我一听事态严重，金额太高，于是帮他介绍了一个专做租赁生意的人，三人约好时间碰面京谈，张老板顺利借到一千万台币。

    临走前，我问他：“一百万美元不是小数目，你的公司撑得下去吗？”

    他沉默几秒，说：“没办法，公司可能要倒闭。”

    “那你还想办法筹钱救人？”

    “如果船员回不了家，他们的家庭就要完蛋，所以我—定要救人。日后南美洲的渔区，我再也去不了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老板典当的奔驰车已经到期，原来留的电话无人接听，我亲自跑到他的公司一看，没想到公司招牌已换，人也不见踪影。我询问左邻右舍，才知道原先的渔业公司已经转卖，张老板住在基隆老家。到了他家，我心里凉了半截，昔日意气风发的张老板瘦得只剩三十多公斤。他脸色焦黄，仿佛一推就倒。

    我紧张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家人搭腔：“上次的事情太严重，他整个人都被拖垮了。医生说，他的肝有问题，时间……时间不多了。”

    我愣了半晌，不知该说什么，他主动开口说：“船的事情已经解决，当给你的奔驰车请你帮忙处理。不好意思，我知道会亏钱。放心，以后有钱，我一定补偿你。”我伤心地说：“钱不是重点，像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虽然日子不多，可是我心里很高兴，至少把人救了回来，帮助二十多个家庭团聚。”

    他请我留下来喝茶，我心中难过，坐不住，赶紧找个借口告辞。

    走出门后，遇到好几个船工，其中一个正是上次去看病的越南人。

    我同他打招呼：“最近身体好不好？”

    “没问题，现在换了一个老板。”

    “你今天来看旧老板？”

    “大家轮流，只要在码头的人，每个早上，一个人来送饭，一个人带他散步、打扫。”

    “有薪水吗？”

    他摇摇手说：“没有钱，大家自发的，因为老板是个好人。”

    没多久，我就接到张老板去世的消息。

    人跟人的相遇都是缘分，老板与员工也是，真诚地待人，他人一定可以感受到。

蚕儿

陈忠实

    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组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四十来个学生的小学，以前的老师，从来不在学生面前说自己的姓名。新老师自报姓名，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有一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干什么去了？脸上怎么弄破了？”蒋老师吃惊地说。我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

    走进小房子，他从来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的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养蚕的同学多吗？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几条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萝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萝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级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萝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这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金，就看见你们了…”

    第二天，早饭后，上第一节课了。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他本来要教我们唱歌的，但后来他自己唱不出来了，就突然转过身，走出门去。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被卷和书籍，早已捆扎整齐。他站在来边，强笑着，说：“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你们……把蚕儿……拿回家去吧！”说罢，他提起网兜，背上被卷。

    后来才听说，老师被调走是有人把他反映到上级那儿了，说他把娃娃惯坏了！

    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式嘛！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

    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

    我却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在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第一个春天，我就记起来该暖蚕籽儿了。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老人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上面……

（有删改）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中国人在闲暇时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唱戏、放风筝、猜谜、看斗鸡、浇花、下棋、养鸟、猜拳、看手相、腌萝卜、喂鸽子、登山、看赛舟……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么，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