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究可哀

林贤治

    女主人太忙了。

    白天，她得外出买办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有客人来，便上街买菜，回来还得下厨。此外，还得抄写，校对，甚或派送稿子。如果说有闲，就打毛线衣，剪裁，缝纫。海婴是极顽皮的，又得常常哄他，陪他讲故事。待到鲁迅卧病，她就更忙了。每餐，亲手把小心选好的饭菜端上楼去，按时间给病人吃药，按时间探试体温，试过以后还要在医生发给的表格上填写度数。为了鲁迅能够静养，一般的客人都由她在楼下接待。还有书报信件之类，都要她亲自拆看，必要的时候就告诉鲁迅。家庭的许多琐事，一一要她照管，比如年老的保姆病了，需要请假；海婴脱了牙齿，需要看牙医之类。她简直成了一部每天都在磨损着而又从不停止运转的机器。她陷入大量的事务里了。

    她是一个刚毅的人，承受着沉重的家务，以及各种忧患，却没有一个亲属朋友可以分担。她也不需要分担。她把一切辛苦默默地吞在肚里，没有怨恨，没有倾吐，积蓄多了才化作泪水悄悄溢了出来。

    鲁迅深切地体会到许广平的那一份牺牲。平时，当他觉察到许广平的疲倦，会催促她赶快休息，抱歉于自己的不断工作而没有多聚谈的机会。许广平临睡前，他每每赎罪似的陪坐几分钟。“我陪你抽一支烟好么？”“好的。”于是他便躺在旁边，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文坛情形，直到友朋往来，家中琐事。谈到高兴时，还会说：“我再抽一支烟好么？”同意了就更起劲地谈下去，直到许广平睡熟了，他才轻轻走开，回到写字桌跟前去。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在《芥子园画谱》的扉页上，赠予许广平。全诗是：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

聊借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回首间，流露着内心的深深的感激。但是，两个人也不是没有隔膜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愈到了后来愈见隔膜，这才真正是“可哀”的。年龄的差异，师生的尊卑，生理上的病态与健康，都在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的距离。作为女人，许广平对鲁迅更多地表达着一种敬爱与同情。此中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当鲁迅病重时，她把纸烟听子从床边拿走，若想吸一根，则由她亲自付给。收电费的打门，她得赶快往楼下跑，生怕多打几下，惊了他的梦。

    她从原来五四新女性，学运领袖的立场，向中国传统女性回归。为了应付家务，她断笔，完完全全成为爱人和孩子的附庸。关心家庭多于社会，关心鲁迅的病体多于关心他的心灵，她倦于跟踪先生思想的发展，她甘于庸常。这在一个不断探索的思想战士看来，太遗憾了。

    这能怪她吗？你自己没有责任？事务的泥沼注定要淹没思想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把一切家务全都搁在她的肩上呢？

    他一面渴求理解，一面又满足于孤独。感激，反抗，无奈，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大大小小的冷战，也就相应地循环出现。冷战是可怕的。有时候，只要许广平说了一句在他听来不以为然的话，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连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或者在半夜里大量地喝酒，或者像一匹受伤的羊，躲到草地去舔自己的伤口一样，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有一次夜晚过后，他就睡到黑暗的阳台地上，后来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这时他才爬起身来。

    “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事后，他常常抱歉似的说。

    “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这有时是许广平的答复。他或者会叹息着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许广平会回答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这时，他会说：“这我知道。”

    冷战虽不可免，许广平和海婴毕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每到灾难降临，他都会立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保护人的身份。他所以不愿意到异地疗养，固然有政治上、创作上的缘由，但也因为放不下家室之累。他说过：“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他愿意承受这份负累。他是一个充满赎罪感的哲人，他比谁都更为清楚。

    人类的宿命，他无法超越。

(选自《人间鲁迅》，有删节)

金庸式幽默：潇洒从容的生存智慧

韩桂春

    金庸有金庸式的幽默，他平时不动声色的谈吐往往会令人忍俊不禁。金庸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曾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闻者无不绝倒。

     “一把菜刀”的比喻

    有人曾倡议道：“电视和武侠小说中有很多打斗场面，会给儿童和分辨能力低的成人带来不良的影响，应该限制。”对此，金庸的看法如下：“以前有人攻击武侠小说，认为小孩看了会模仿，也上山学道去了。我想这个责任是不应该由武侠小说来负的。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我写小说时，只想到小说的读者，在小说中描述的事在电视中不一定可以演，因为看小说的人至少有阅读的能力，受过一定的教育。如果电视对观众有坏影响，应该由电视负责。因为电视编剧应该考虑到观众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打斗该适可而止。”

女儿出嫁没办法

1959年，金庸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是谓《明报》。《明报》创办时，资本仅10万元港币，到《明报》1991年股票上市时，其市值已达8.7亿，金庸独占六成。1992年，金庸开始卖出《明报》的股份。

    一次采访金庸时，记者问道：“听说，你把报业看作自己的儿女，现在你把它们卖了，这是不是等于卖了自己的儿女呢？”这个两难问题，无论回答是与不是，都是极不妥当的。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金庸从容道：“不是卖儿女，是女儿出嫁了；女儿要出嫁，这是没办法的事。”

幸亏是名誉教授

    一次，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而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

    谦谦君子语亦谦

    王朔在1999年发表的《我看金庸》一文是对金庸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的文章，但金庸对此没有拍案而起，也没有反唇相讥，只是心平气和地说：“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四大俗’（王朔文中对金庸等人的评语）之称，闻之深感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了。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认识。”

不指责对方的言过其实，反承认自己才力有限；不责怪对方用语刻薄，反称赞对方“笔下留情”，且希望与对方交朋友。在这里，时年75岁的金庸不仅做到了以诚待人，也做到了以礼待人，更做到了以心暖人。王朔闻听此言大受感动，坦言：“比起金庸来，的确让我惭愧。”

相关链接

①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就在于它们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简而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展现社会时代风貌方面有鲜明特色，它们在创作技法上独树一帜，具有范式意义。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狭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百度百科）

②金庸小说以武侠小说的幻影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中华文本库《论金庸武侠小说艺术特征》）

③金庸的作品和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相连。他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了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品味，同时和我们所有的读者，我们华人文化圈里的读者，在深层次上有了一种心理的共鸣。（陈洪《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停不下的艺术追溯﹣﹣林风眠：中西巧调和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阳镇阁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

    在林风眠5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

    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梅州中学的大门，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也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

    4年后，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铮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在国立高等艺术学院院长杨西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西斯惊叹不已，于是就推荐他到巴黎美院。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他的作品引起轰动。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

    约两年后，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为了实现“中西融合”的艺术理想，林风眠可谓殚精竭虑。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艺术名家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王朝闻、苏天赐等都是林风眠的学生。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请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登上讲台，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并提出了“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提倡兼收并蓄，调和中西艺术，并身体力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高度个性化的抒情画风，为中国现代绘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风格典范。

    1927年5月11日，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召开了一场在当时国内规模相当大的艺术展。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奉系军阀，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担任了由蔡元培亲手创建的杭州国立艺专第一任校长。执掌杭州国立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渔村丰收》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后来林风眠移居到了上海，他就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衍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8日）

【相关链接】①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林风眠不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他为塞尚、莫奈、马蒂斯等离经叛道的画家所倾倒，又在巴黎东方美术馆和陶瓷博物馆的彩陶、汉画砖、唐三彩、瓷器花纹上，发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奇特魅力。

（《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

②林风眠曾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

③“林风眠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的、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他是一个独领风骚数百年的领袖型、旗手型的人物。”

﹣﹣中国美术学院 原校长 肖锋

“他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基础，他之后的赵无极、吴冠中等人都是追随他的道路的。没有林风眠，中国绘画就缺少一个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

﹣﹣美术理论家 邵大箴

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歌放者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是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唱红岩，唱蓝天，你一生都在唱，你的心一直和人民相连。是一滴水，你要把自己溶入大海；是一树梅，你要让自己开在悬崖。一个兵，一条路，一颗心，一面旗。”他，就是被评为2015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著名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阎肃。

    1930年5月，阎肃生于河北保定。从艺65年，他创作了1000多件作品，而且每个时代都有经典问世，是我国文艺界的一棵常青树。从一部荡气回肠的《江姐》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红灯照》《忆娘》等一部又一部的红色剧作；从一首传唱至今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到《军营男子汉》《长城长》《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都成为留驻几代人心底的集体记忆。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不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他65年艺术生涯的真诚告白。“要让好歌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铁肩担道义，传播正能量，他扛起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和责任。

    1962年，国家刚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困惑：新中国该往哪里去？共产党、社会主义好不好？阎肃受小说《红岩》启发，决定创作《江姐》，为我们的党提一提气，为人民鼓一鼓劲。它歌颂的“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感觉军装掉价了、军人贬值了，他用《军营男子汉》的响亮歌声告诉人们，天下最棒的男人是军人；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国防意识渐渐淡化，他创作的一首《长城长》，唤醒了多少赤子情怀；面对海峡两岸的融冰之旅，他用《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等京腔京韵的歌曲，呼唤着多少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母亲的心。

    从革命年代走来，编过样板戏的阁肃对流行文化却毫不排斥，还可以说是个“时尚老头”。很多跟阎老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爱听周杰伦的《菊花台》《青花瓷》《千里之外》，他还喜欢李宇春并自称“老玉米”，他创作的《雾里看花》《北京的桥》也充满了时尚元素。阎老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不仅跟随潮流，还去探究背后流行的原因。空政文工团创作室的舒楠介绍，2008年，自己创作电视剧《十万人家》的主题曲时遇到瓶颈，阎肃建议他将歌写成“周杰伦式说唱音乐”，结果效果非常神奇，“阎老太超前了”。

    “阁老是最能把握时代脉搏的一个作家。回顾他的作品，不论是立意，还是创作手法，都是紧跟着时代又具有引领效果的。”著名作曲家温中甲如此评价。

    不仅如此，阎肃还始终以培育新人为己任，关怀爱护、积极推介年轻人，并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和教育青年演职人员。

    “当我看到好的作品，就会有一种冲动，想把它推出去，让人们都知道它，都欣赏它。《常回家看看》就是这样被我推上春晚舞台的。”阎肃说，“那年，歌手陈红拿着这首歌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就觉得是首好歌，就推荐给总导演陈雨露。歌曲一经推出，反响强烈，感动了很多人。这样的事，几乎在我策划的每届春晚都会发生。”

    “阎老常对我们年轻人说‘不要看你演了多少，而要看你留下了多少；不要看你留下了多少，而要看别人记住了多少。’”空政文工团演员、第五代江姐扮演者的王莉说，“阎老对我们小辈的关心体现在点点滴滴，他抽烟，但是从来没有在我眼前抽过一根烟，这是对声乐演员的保护。”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阎肃平易近人，非常谦逊，从不要大牌，也不摆老艺术家架子。担任众多比赛和评奖活动的评委时，他是出了名的“只认作品不认人”，并且还告诫其他评委不要搞小圈子。耄耋之年，担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的首席策划和首席顾问时，每次开策划会他都是第一个来，每次排练节目他总是最后一个走，13次节目审查他次次都是提前到场。

相关链接：①除了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外，阎肃在幕后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参与策划了《祖国颂》《回归颂》《长征颂》《复兴之路》等100多场影响深远的重大文艺活动，还先后为20多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青歌赛出谋划策，被公认为“智多星”、“点子王”。②阎宇说，父亲没教过什么大道理，但一直在示范着一件事，那就是与人为善，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出门不管遇到什么人，阎肃总是主动先向对方微笑上身大声打招呼。

汉学大师饶宗颐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事实上，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材的大学者。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宁愿独自一人躲进藏书楼自学。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虽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但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

    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

（摘编自历史研习社《悼念饶宗颐》）

相关链接：①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摘编自饶宗颐语录）②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完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著作《敦曲》，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摘编自中国评论通讯社《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