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沭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①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孙中山先生也从北大改革中受到巨大启发，认识到思想学术带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规律，于是他后来大力改组国民党，采取切实举措，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影响到中国社会层面的变化。（摘自《我们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②在北大改革中，祖父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迭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为了扭转北大的学术风气，祖父凭借其渊博的学识，融合中西文化的眼界，以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使北大聚拢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摘自蔡磊珂《我是祖父的追随者》）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此时正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他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金。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李行健《素朴平淡才是真——痛悼吕叔湘老师》）

张充和，选择留在自己时代里的人

    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为闺秀这种生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完全无法想象，时至今日，在与我相隔数万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岁的老人仍保持着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这位老人，就是现居于耶鲁的张充和。

    她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她的名字，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如今，故人早逝，时移世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她却仍然选择活在她的时代里，在去国离乡数万里之外。这是一个奇迹，独属于她的奇迹。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她考北大，国文是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国女士切磋中国艺术，后来那位女士成为了比尔盖茨的继母；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如今，她仍在耶鲁的寓所和人拍曲。

充和出生于合肥一个大家庭，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他索性离开了合肥，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后被她的一个叔祖母收养。叔祖母把还只有八个多月的充和带回了合肥老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很有见识，相当重视小充和的教育。高薪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名叫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既有才学也很开通，他教充和学古文，还专门弄来了颜勤礼碑的拓本，教她练字。那时的教育是先生和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充和随朱先生从九岁一直学到十六岁，这七年间，朱先生也只有她一个学生，他留给充和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深厚的国学知识。

    叔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苏州生活让充和的人生路上从此多了项终身陪伴的爱好-----昆曲。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在文章中写道：“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抗战年代，她凭着一出《游园惊梦》，惊艳了当时的重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她回国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游园惊梦》，仍赢得了满堂彩，其中一张剧照被俞平伯评为“最蕴藉的一张剧照”。

    二十一岁这年，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她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她的老师。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结交沈尹默、章士钊等名士，并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书法可以说是充和一生至爱。她曾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

    谈到女子，总绕不过一个情字。充和最初为大众所知，就是源于一段情事。情事的男主角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充和所作。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这个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着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干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也好，诗词也好，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

相关链接：2015年6月17日，“合肥四姐妹”唯一在世者、著名书法家张充和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102岁。她自幼学习古文及书法，十六岁师从沈传芷等学习昆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辗转重庆，研习古乐，并师从沈尹默习书法。1948年，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成为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珍贵薪传。

陆谷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著名救育家、翻译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因脑梗中风，数日抢救无效，于昨天13时39分结束了他77岁的学术人生。陆谷孙先生是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尤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英汉词典的编纂，更是作为累计印数超过千万册的《英汉大词典》主持编撰者，将名字刺在这个时代，并为翻译界学者、社会学习者所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陆谷孙先生的父亲陆达成精通法文，曾翻译过都德的《星期一的故事》短篇集，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对外语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后，陆谷孙先生开始接触英语，培养了他对莎士比亚的兴趣，使他日后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造诣颇深。陆谷孙先生晚年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有人提出的“母语教育令人担忧，因为英文教育太盛行”的说法。他认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果没有合格的英文，难称合格。”

    1976年，陆谷孙先生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他被正式任命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而这在陆谷孙先生眼里，却成了一份乐事。他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在17年成书过程中，6个正副主编中有5人离开，只有陆谷孙先生坚持到最后。直到1991年，这本从“文革”时期开始编写的第一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大型双语工具书终于出版，全书4203页，1500万字。校对完最后一页后，陆谷孙先生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终于可以“痛快地睡了一觉”。《英汉大词典》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后来，这部高质量的权威辞书成了联合国专用工具书。

    不过，陆谷孙先生并不认为编成《英汉大词典》有多么值得骄傲，面对获得的尊重和荣誉，他一直淡淡地说：“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陆谷孙先生常说：“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热爱教书的他，从教30多年来未曾离开过教学第一线，再忙再累，学生的需求与教学安排总是第一位的。行政、科研，加上本科、硕士、博士课程，工作量远超出了学校规定，名列全系第一。

    1994年陆谷孙先生被授予复旦“杰出教授”荣誉，自然也就没有退休的概念，除去因为身体缘故而不能再继续的课程，他几乎没有落下过一个学期的课，英美散文是他的经典课程，旁听的学生总是坐满教室。2014年的陆谷孙先生已是74岁高龄，由于身体不适，他才同意学院将他的课程设为与其他老师共同完成。先生的课堂魅力还是征服了前来听课的每个学生。人格魅力，是所有学生对先生的一致评价。

    从他留下的许多金句中，也能感受到为师者的一种风骨——“即使职称的光环去尽，我还是我：书还是爱读的，文章还是要写的，人文关怀不会失落，学术的热烈追求和思辨的纵深薰修永无止境。所谓‘闲云野鹤’者，也决非空睇风云，长唳无已，而是对眼下急功近利狂躁进取的一种间离，对茕迷闹汩的一种自我惕励罢了。”

（摘编自2016年7月29日《青年报》）

相关链接：从1996年11月开始，我就跟随陆先生编写词典。先生热忱的鼓励和严格的要求一直激励着语言基本功底较为薄弱的我，给予了我无比的信心。读博期间，先生甚至还委我以重任，将外研社版《当代英语新词语词典》的一部分编写任务交予我，最后出书署名时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我的后面。而对于复旦教诲过自己的恩师，先生始终不忘，用先生的原话来说“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先生不仅在与小辈聚餐时时常提及往事，而且曾多次撰文回忆诸如徐燕谋、葛传槼、杨岂深等先生。

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

    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氏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摘自“百度百科”）

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 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冯其庸的“大国学”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唯一可读的书是一部因学校关闭没来得及还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借书看，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让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小学之后、初中之前。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冯其庸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他的国学基础逐渐牢固。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其庸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②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成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罩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风雨平生  冯其庸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