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市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辗转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后来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期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摘自《光明日报》2013年6月，有删改）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曾这样叙述他与绘画的渊源。（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②经过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摘自赵阳在“陈复礼摄影艺术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

    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钱学森二三事

    “钱学森身上有着最光辉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说。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说，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说。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说，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

略谈陈三立

傅璇宗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与影响已远超过历史学界。他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们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者，深为中华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而扼腕愤慨。陈宝箴作为地主要员，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任湖南巡抚，一种深刻的民族危亡感使他力图振兴实业，讲求维新自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其子三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战争失败引起进一步的割地赔款，这对知识界触动极大。当时陈宝箴已由湖北改迁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后，1895年5月，他曾致电张之洞，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同年9月，陈三立至上海，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会晤，参预筹备上海强学会事。也就在这一年秋，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宝箴长期居于湘中，对当地民情甚为熟悉，又激于时势风云，积极推行新政。陈三立此时也返湘，协助其父，并推荐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

但是正当湘省新政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八月份北京变法宣告失败，清廷下令，陈宝箴父子均革职，且永不叙用。这是陈三立一生的转折点。他随即陪侍其父归江西修水老家居住。三立为其父所写行状，以极沉痛的笔调描述他们这一段的生活情景：“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陕西，就在这世难亟变之际，陈宝箴在焦虑抑郁中去世。此后，陈三立移居南京，并经常来往于武昌、南昌、庐山、上海等地，虽然其间他曾一度与其家乡江西修建铁路事情，但始终远离政治，以超然于世的诗人自许。只是他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1932年他住庐山，正值“一•二八”事变，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据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忆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而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读意，则愀然若有深忧。”而宗九奇《陈三立传略》记此事，更谓：“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毕辄愀然形于色，郁郁不语。一日深夜，忽于梦中狂叫，喊杀日寇。”1933年秋冬，移居北平城中。1937年7月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八十五岁的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

    陈三立年青时自许甚高，他随侍其父游宦各地，目睹清朝吏治的腐败，往往“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封建政治的腐败与列强的侵略，一种民族危亡感使他投身于维新变法的大潮流中。但是他与其父在湖南推行的新政，看似和康梁的变法相同，所走的路子却各异。

    陈三立在清末民初，一直以诗文名家，有盛名于东南。如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尔戈访华，时陈三立七十二岁，正寓居杭州，徐志摩等特地从北平前往杭州，介绍他们两位见面、合影。如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所说：“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帖，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1925年，《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刊载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以“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当时人视之为执中国诗坛之牛耳。1936年陈三立已依随陈寅恪移居北平。那年伦敦国际笔会曾邀请他和胡适与会，以胡代表新文学，他代表传统文学，终因陈三立时年已八十四，不能远涉重洋而止。在后世一般人印象中，散原老人只是一个足迹仅涉山林、只以诗文自娱的诗翁，而不太了解他前半生还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颇有新见的改革家。

    他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对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对武昌起义却抱对立情绪。但尽管他当时对西方的认识还茫然得很，尽管他仍以遗老自居，却尽可能送几个儿子出国，去接受与故老传统迥异的西学，并且还寄以厚望，这可以提供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处于新旧交替中而又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面貌的异常复杂性。

（选自《中国文化研究》）

刘东生：阅读黄土高原这部大书

刘世昕

    旁人眼里普普通通的黄土却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心中的宝贝。这位“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半个世纪的87岁老人，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贡献在于通过“阅读”中国的黄土，翻开了百万年前地球古气候、古生态变迁的历史。

    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三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有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

    1909年国外学者提出的第四纪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古气候学研究。1958年，刘东生根据黄土中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对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提出挑战，最终建立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刘东生提出，240万年前开始堆积的黄土高原中保存着非常完整的古土壤系列，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可以揭示古气候信息。黄土中那些丰富的生物遗迹，就像一部非常丰富的典籍，使人了解200多万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乃至欧亚大陆所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包括生物气候环境变迁、新构造变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等。

    为了探究青藏高原隆起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从1964年起，刘东生先后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的登山科学考察，多次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在那种境界，人类可以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韵味，陶醉于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畅想。只有被自然打动，才能不断地有兴趣去探寻自然的奥秘。”每每回忆起那些贴近自然的日子，刘东生总是很动情。

    1964年至今，刘东生还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地球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刘东生带领研究小组运用古地磁年龄测定、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完整的黄土沉积序列资料，并开始与深海沉积物序列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档案库，由此拉开了将中国黄土纳入研究全球环境演化框架的序幕。

    1991年，74岁的刘东生随中国科考队远征南极，在南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5年后，快80岁的老人禁不住北极的诱惑，又远征那里的斯瓦巴德岛，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他说，去两极不是想创造什么纪录，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什么东西都想亲自看看。刘东生的脚步就是停不下来。2001年这位耄耋老人居然在南海科考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家中客厅里那张他最喜欢的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照片，是他85岁去西藏考察时拍的，对他来说，青藏高原、中国黄土还有太多的故事。

    熟悉刘东生的人都听他讲过这样一则典故：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科学领域或可发展，惟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偏要证明，中国学者不仅懂风花雪月，更吃得起野外科研的苦。受刘院士影响最深的是搞古生物研究的老伴，她回忆说：“我们夫妇俩的青春都献给了野外考察。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都是家常便饭。年轻的时候，家里常常连续好几个月都大门紧闭。”

    2002年，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授予了刘东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两人都致力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刘东生研读的是中国黄土，布洛克的“书”是深海沉积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