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弟

黎晗

    她第一次来，在办公室窗户外面探一探头，很快又缩了回去。他在看一份文件，没注意到她。她又探了探头，轻轻地喊了声：“阿弟！”他吓了一跳，抬头看去，看到了一张干瘦而谦卑的脸。他惊得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绷着脸朝窗外问：“你找谁？”

    她还在窗外站着，摩挲着双手，挺局促的样子。“有没有碎纸旧报纸卖啊，阿弟？”

     “哦。”他犹豫了片刻，脸上终于放松下来，“有啊，你进来吧。”他打开了虚掩的门。

    她进来了。她的动作比脸上的表情要轻快许多，很快就把那些旧书旧报归到了一起。看到她麻利的动作，他想了想，又从书橱上翻出了些旧杂志，轻轻地放在了那堆她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旧报刊上。

     “一斤两毛钱，阿弟。我去拿秤子。”她满脸堆笑地说。

     “送你，都拿去吧。”他说。

     “这么多，好几块钱呢！”她的脸上有点吃惊，又有点喜出望外。

     “没事。你拿去吧。”他轻声道。

     “哦……那我去拿袋子来装。”她小跑着出去了。

    他点了一支烟。她进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个麻袋和一根拖把。

     “我帮你拖一下地吧。阿弟你人真好……”她的脸上又有了那份谦卑。

    他突然烦躁起来。“不要了，你去吧。我要做事了！”他板着脸说。

     “好好好。这个阿弟人真好……”她麻利地把那些旧报刊塞进麻袋，一只手拖着袋子，另一只手举着拖把出去了。

    办公室一下子空了下来。他手头的事情却做不下去了。

    她的声音，她的样子，她的动作，她消瘦的背影，她脸上谦卑的表情，太像母亲了……她的样子，就是记忆中母亲的样子。母亲如果在世……

    林科长留了心，以后别人来收旧报纸，他一概回绝。屋角的报纸堆得有点高了，他会突然想起她。

    有一回，林科长到另外一栋楼去开会，看到过道上堆满了旧报纸，忍不住停下脚步观望。果然是她的收获，她正在帮人家拖地板呢。她突然看到他，有点害羞地笑了。林科长也笑着点了点头。旁边经过的同事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她渐渐在机关大院混熟了。林科长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她的手里拄着拖把，倚靠在门侧，跟机关工作人员在聊天。她几乎包揽了整个机关大院的废品收购业务。林科长远远地旁观着这微妙的变化，抽着烟，思绪突然就飘远了。

    之后再到林科长的办公室来，她总是小心翼翼。有一次她试图表达什么，她说，阿弟你人真好，原来你也是做领导的，脾气怎么这么好呢！林科长还是微微一笑，什么都没说，拿起了一份材料看。她见林科长不作声，就知趣地走了。“阿弟”是这个地方父母亲对儿子的称呼，也是哥哥姐姐对弟弟的称呼，在更大的范围内，只要是年纪小的男性，谁都可以这样叫。母亲一直到临终，都是这样叫他的。

    快过年的时候，机关各单位大扫除，清理出来的旧报纸和其他废品特别多。林科长看到她推了一辆有些破旧的三轮车，接连几天都载着一大车满满当当的废品，吃力地骑出机关大院。最后一天，她带了帮手来，那是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看到那个男孩，他眼睛一亮。他默不作声地点起一根烟，慢慢地走了过去。

    她骑在三轮车上，那个小男孩跟在车后面。“阿弟，你扶住，别让东西掉下来！”她嚷嚷着。车上的东西遮住了她的视线，她并不知道，林科长就站在车的后面。小男孩发现了林科长，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

    小男孩和他小时候一样瘦，但是跟他长得一点也不像。林科长有些失落，却长吁了一口气。

    林科长要走开来时，三轮车子突然急刹住了。她和她载满废品杂物的三轮车被门房拦住了。

    是一个新来的保安，态度颇为强硬。她忙不迭地解释着：

     “阿弟，我跟你讲，我一直在这里面收东西的……阿弟，我不骗你……”

     “谁是你阿弟！”这个新来的保安不耐烦地呵斥她，“你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啊，我怎么知道你是买的还是怎么的！”

    小男孩紧紧拉着她的衣襟，林科长看见他眼里藏着的泪光，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这时候她看到了林科长。“阿弟……”她朝他虚弱地喊了一声。

    他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他胸前的工作牌子让那个保安的声音小了下去。

    她和她满满的一车废品出去了，那个孩子跟在后面慢慢地走远了。

    林科长目睹着这一切，心里涌出了一种酸楚。

    过了年，林科长突然被任命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上班的第一天，那个新来的保安唯唯诺诺来找他。

     “领导，不好意思，那天……那天我刚来，我不知道那个女的是你家亲戚……”

     “啊，你说什么？”新任的林局长脸上瞬间布满了怒气。

    保安走了之后，他把保卫科科长喊了过来。

    从此，她和那个保安再也没有出现在大院了。

（选自《2015年度微型小说》有删改）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钱。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窃贼瞄见金子一般，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呆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后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信，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典当得干干净净，空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病。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的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每天会洗好几遍手和脸，爱用香皂。可是她老了，病了，臭气在体内生发。她的所有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大便经常要由父亲和叔叔轮流用手指头抠出来。每当这时候，祖母只能无可奈何地拉被子遮脸。有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劈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粒粒地嗑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仁儿。只有早晨，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思维与智慧》）

命根子

邢根民

    宏伟下班后回到家，发现老爸不见了。他到每个房间喊了几声，仍不见老爸的身影，心里一慌，老爸又跑丢了！

    这些天让他头疼的事就是老爸一个劲跑丢。

    第一次跑丢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老爸早早起床，坐在床沿上发呆。因为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在他家装修一新的单元楼里还不习惯，可能是怕宏伟和媳妇瞪白眼，他不敢吸烟。要是往常在家，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美美地吸上一锅子旱烟，几十年的习惯突然一改，让他很不适应，感觉自己就像关进笼子里的鸟，能不憋屈吗？所以，那天早上老爸没打招呼，悄悄乘着电梯，从十七层高楼落到了地面上，他心里才踏实了。

    而宏伟上班前发现老爸的房间没人，以为老爸下楼去公园锻炼了，就没在意。中午吃饭时还没见老爸，问媳妇，也不知道。这下他急了，顾不得吃午饭，和媳妇分头去公园、广场、商店来回找，几经周折，还是在火车站广场找到的。宏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跑到老爸跟前说，爸，你走了也不说声，让我们都快急死了。老爸脸色阴沉，情绪很平静，我要回家，城里不适应。你帮我买张回家的车票吧！

    第二次，老爸是跑丢在长途公共汽车站，拿着车票上长途汽车了，让宏伟看见了。这次宏伟生气了，爸，人家都往城里跑，你却偏要回乡下，乡下有啥好的，你干嘛非要回去？老爸坐在车上不下来，也不理儿子，任宏伟和媳妇一番好劝，就是不听。

    那次，老爸在乡下还没待几天，就被宏伟再次请到城里。他实在不放心把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孤零零丢在家里。这一次，宏伟满足了老爸一个条件：不干涉老爸任何行为。

    老爸能再次进城，还有一大诱惑，那就是宏伟把儿子贝贝上幼儿园的差事交给了老爸，这下可把老爸高兴死了。每天接送小孙子时，一路上都能听小孙子用稚嫩的童音给他说幼儿园里的新鲜事。今天老师表扬他听话，昨天老师让小捣蛋鬼罚站了，每天都有听不完的新鲜事，老爷子听得两眼一眯，胡子直往上翘。

    按说，有了小孙子的诱惑，老爸应该不会再想着回乡下了，可这次还是……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宏伟一大早开车，带着儿子回一百多公里外的乡下。

    宏伟的老家在黄土沟壑里，以前村边那条细细的河流如今早已干涸，吃水都要去几里外的小河里拉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者进城做生意了，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小孩和不识字的妇女。车子开到村头，宏伟看到往日绿油油的坡地如今只剩下裸露的黄土，就连挣扎在半坡上的几棵树木也孤零零地干枯了。正是春夏之交的播种时节，却难以发现往日家乡男女老少忙着播种的情景。

    管他呢，反正自己开着小厂子，和媳妇一年收入也不少，比种庄稼不知要好多少倍。宏伟暗自庆幸自己当年走南闯北做生意，如今虽快三十，但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什么都不愁了。两个姐姐也都迁到了城里，老妈去年走了之后，他就直接把老爸接到了城里享清福，也算尽一点孝道。谁知，老爸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放着舒坦的城里日子不过，非要三番五次往乡下跑，他想不通，这荒山野岭的土塬上有啥好迷恋的。

    到家了。宏伟抱着儿子走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惊住了：老爸穿着十多年前下地干活的那件土里土气的粗布衣裳，头戴一顶已经褪色的破旧草帽，裤腿和袖子挽得老高，在院子里的一片平整好的土地上播种花生，身后还堆着半袋子土豆种。

    听到脚步声，老爸抬起头，汗珠子从长长的眉毛上滚落下来。他脸上绽放着孩子般的笑容，

    对小孙子说，贝贝，爷爷给你种花生和土豆，再种点黄瓜、茄子、西红柿，保管比城里买的好吃，爷爷给你送去。

    爸，你这是干啥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种地？宏伟不解老爸咋就这么会折腾。儿子，你给我听着，咱是庄稼人，庄稼就是咱的命根子，啥时候都不能丢。老爸低下头，在脚下的土壤里撒下一粒种子。

炖马靴

迟子建

    故事发生在1938还是1939年，父亲说年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令，寒冬腊月，他们抗联部队的一个支队，二十多号人，清晨从四道岭小黑山的密营出发，踏雪而行，晚饭时分，袭击了位于中苏边界的一个日军守备队。

    那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为切断老百姓与抗日队伍的联系，他们大规模实施归屯并户，大片农田荒芜，无数村落夷为废墟。父亲说自此之后，队伍缺粮少衣，陷入被动。

    四道岭在哪里？我在地图上找不到。父亲说除了四道岭，还有头道岭、二道姈、三道岭和五道岭。这些岭呈刀锋状，易守难攻，适宜做密营。他们最初的营地在头道岭的大黑山，那里狼多。有这样一条母狼，它双眼瞎。自打发现支队的行踪后，就一直凭声音和嗅觉尾随他们，求得生存。

    父亲是火头军，他可怜瞎眼狼，做了几个鼠夹子，将拍死的老鼠扔给它。到了漫漫长冬，蔫巴巴地尾随着队伍，父亲总会想方设法给它口吃的。这条狼有年正月，突然消失了！三个月后，父亲说和战友为前方的大部队运粮，在二道岭遇见它。它居然大了肚子，怀了崽了！两三年不见它，大家还念叨，父亲还会在队伍偶尔开荤时，将吃剩的骨头，扔在附近的山洞。

    太阳落山后，侦查员带来消息，三辆摩托车驶离守备队，带走了十一个日本兵，看来他们是去镇上的烧锅了。父亲说支队长没有犹豫，下达了进攻令。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那三辆刚离开不久的摩托车回来了！十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回来了！

    父亲说他们受到了前后夹击，优势立刻转为劣势。

    他们没有全军覆没，得益于一位战士。当靠近粮库的副支队长下达了撤退令，这位战士咬着牙，趁乱爬向弹药库，用自制的手雷引爆了弹药库。日本兵赶紧转向粮库防御。

    父亲就从弹药库北侧逃了出来。

    父亲停下的一刻头晕眼花，后背的锅猛地一震，父亲马上意识后有敌手追击！父亲本能地卧倒，拔出枪来，匍匐到一处雪坎，紧盯着那个方向，就在敌手露头的一瞬，打了最后一枪，击中了他的左肩。

    在飞雪中又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午夜时分，父亲在靠近河岸的灌木丛停下。发现干粮袋靠近后脊梁的部位，有道寸长的口子，炒米白白流失了。

    父亲说他卸下锅和枪，看着敌手一步步逼近。可是敌手趔趔趄趄靠近他时，既没做出战斗的姿态，也没举手投降，而是一头栽倒在雪地上。

    狼嚎声越来越近，父亲听出至少两条狼在叫，一种声音富有攻击性，凄厉而有穿透力；一种比较婉转、犹疑，让他有似曾相识之感。父亲发现狼发声之处的灌木丛，只有两个黄绿色的光点在闪烁，那是狼眼发出的光。这说明另一条狼的眼睛是不发光的，它不是瞎眼狼又会是谁呢！

    敌手怕自己最终会成为狼的盘中餐吧，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拼尽全力，拍一下自己，然后指指篝火。父亲明白，他想让他火葬了他。

    敌手挣扎了最后一程，凌晨两三点钟死了。父亲再次搜敌手的身，他只在军服的口袋里搜出两样东西，一个是一方蓝格子手帕，另一个是长方形金属外壳的镜盒。打开一看，里面竟夹着一张二寸的黑白相片。父亲凑近篝火一看，那是个穿着印花和服的姑娘，微微垂头，浅浅笑着，满眼都是甜蜜。父亲将镜盒放回敌手的口袋，而将蓝格子手帕揣进自己兜里了。

    父亲发现敌手穿着的马靴，是上好的牛皮的。父亲将这两只靴子从敌手脚上拔下来，靠近篝火，用钢刀切割靴子。望了一眼敌手，他死时眼睛没闭上，父亲停下手，将敌手的那块蓝格子手帕掏出来，走过去蒙在他脸上。

    父亲划开马靴，得了大大小小的牛皮，一共十块。他将它们放进雪堆，一遍遍揉搓，投进锅里，开始炖马靴了。

    父亲捞出最大那块马靴皮，切下一小块，填进嘴里，将余下的一分为二，撇给盘踞在灌木丛的狼。又炖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嚼得动了，父亲吃了两块，体力恢复了，抬头望了望天，雪停了，但夜空还没晴朗起来，望不见北斗星，不知置身何方。父亲借着残余的篝火，望见了一生难忘的情景，两条狼一前一后，前面的狼高大威猛，后面的狼矮小瘦削。前狼挣扎着向前，后狼拼死咬住前狼的尾巴，试图阻止它的步伐。父亲认出了后狼就是瞎眼狼。前狼让步了，瞎眼狼将它生生地拖回灌木丛。父亲长呼一口气，感恩似的分出两块牛皮，投给它们。

    最终父亲划拉了一抱柴，将篝火调得旺旺的，拔腿出发了。

    后来的故事，我和母亲差不多都能背诵了，天连阴了三天，不见日月，瞎眼狼和它的孩子在前引路，把父亲领出迷途。他们靠着所剩的煮熬的马靴皮，和深埋在雪下的红豆浆果，以及山洞的骨头渡过难关。而那些骨头，有瞎眼狼备下的，也有父亲当年丢给它的。

    父亲说栖息在山洞的那三天，瞎眼狼守候在洞口外，也不忘了叼着小狼的尾巴，怕它万一不听话，会对父亲下口吧。

    父亲去世的次年，母亲也走了。炖马靴的故事，只有我一个人给下一代讲了。

    最后我要补充的是，父亲每回讲完炖马靴的故事，总要仰天慨叹一句：人呐，得想着给自己的后路，留点骨头！

（选自《钟山》2019年第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