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鹤绂：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安检员还从来没见过带这么多书的。“正在打仗的时候回国，你真是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带这么多书?”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l936年9月，卢鹤绂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毅然回到了正在进行着抗战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物理学家正在进行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时会说：“如果卢鹤绂当年留在美国的话，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当时内地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力学和地球物理探油术等课，他常常只能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课。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卢鹤绂预言“浓厚之能源”的“特殊之用途”得到应验。1947年，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到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培训班：学员中有90名工程师，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括日后的核基地司令。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如果卢鹤绂也到核弹基地，将来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l958年，卢鹤绂回到复旦讲坛。

    1980年，卢鹤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直到晚年，卢鹤绂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l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

    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卢鹤绂除了是一名全球闻名的物理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他对京剧的痴迷源于年幼时在舞台下的耳濡目染，入门完全是无师自通，唱功、演技都是听来的、看会的。他曾自豪地说，他不用任何准备即可登台上演40出谭派戏。

    有人问卢鹤绂为什么如此酷爱京剧，他回答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含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近期，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选自2014年7月《新民周刊》，有删改）

“配角大王”赵子岳

    赵子岳1909年7月出生在晋南古县城镇关村一户普通人家，由于从小失去母亲，他由乡下的祖父母抚养长大。自幼就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特别是农村逢年过节期间的民间演唱活动以及婚丧嫁娶的鼓乐演奏，成了他少年时最迷恋的事情。上高小后，他又学会了简谱，学会了拉板胡、弹三弦，以多才多艺闻名乡里。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很多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为罢工运动进行募捐，因为会吹笛子，赵子岳在募捐活动中的宣传效果很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子岳奉命奔赴太行山，任中央太行区委宣传部干事。在那里赵子岳的才艺有了用武之地。他一方面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亲自作词谱曲，教干部战士学唱革命歌曲。他创作的歌曲《列宁的后代》唱遍了太行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

    在解放战争中，赵子岳奉命将国民党俘虏中的系班人员改编为太行山区京剧团。他被任命为这个全部由俘虏艺人组成的京剧团的团长。他很有宣传说服能力。短短几个月，这些俘虏艺人就变身为革命文艺战士。他带领剧团排演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剧目，受到部队将士和驻地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前期，赵子岳作为太行山区京剧团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剧协理事。不久，山西省文联成立，他又被选为山西省剧协副主席，仍兼任晋剧团团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子岳参与了《吕梁英雄》的拍摄。早在二十多岁时，他曾一度对电影十分迷恋，还动过拍电影的念头，但是他写的当演员的申请信被拒绝。这次有机会重圆当年的电影梦，他喜不自禁，认真准备起来。虽然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电影表演训练，但是由于他有过扮演《白毛女》剧中杨白劳的经历，加上他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因此他扮演的农民康天成十分生活化，得到导演吕班的称赞，说他“自然质朴，不事雕琢”。

    之后，赵子岳又在《新儿女英雄传》中扮演区委书记、游击队长黑老蔡。这让他感到喜从天降。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仔细揣摩角色的性格、心理，认真研究角色的定位。这个角色被他演绎得生动形象，有血有肉。连续两个角色的表演成功，让北影厂发现了赵子岳这个人才，于是不久他就被调入北影厂，弃官从影，成了一名职业电影演员。

    赵子岳的电影生涯持续了四十余年。他演了一辈子配角，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红花好看需要绿叶的陪衬，如果没有反面形象和配角的配合，正面的主角形象的艺术效果也很难达到，主角也好，配角也好，塑造人物所经历的创作过程是一样的。既然是影片中要出现的人物，不论是主、是次，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作为演员，只能精心地去刻画他，而不能认为自己演的是配角就随随便便”。无论哪部戏，他接到角色后就分析剧情，剖析角色，寻找原型，请教同行，实践体验，精心加工角色。因此，他塑造的角色都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艺术，赵子岳不怕苦和累，甚至不怕危险，愿意付出一切。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因为战争年代患伤寒病弄坏了几颗牙齿，三天两头得去医院修补，常常因此耽误拍戏。他嫌麻烦就去医院说服医生，把大半嘴好牙也全拔了，四十多岁就配了满口的假牙。同事们都说，为了艺术，他对自己够狠的。

    北影厂拍摄故事片《生财有道》时，导演觉得影片中的任老乐由赵子岳出演最合适，可一想到他已年逾古稀，几百个镜头下来，老头子能吃得消吗？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赵子岳主动上门请缨：“这反映农村生活的片子，你不让我这个‘老农民’上，太不仗义了吧？”就这样，赵子岳不顾年迈，争得了这个角色。

    为了演好勤劳致富的农民任老乐，七十四岁的赵子岳在坑坑洼洼的乡下机耕道上学起了开手扶拖拉机。他还自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双手滑脱，一个仰面从地窖口摔落到地窖底的情节。当时把现场的人全都吓呆了。后来才恍然大悟是他自己故意设计的情节。看着这位剧组中年龄最高的老人，大家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1997年，赵子岳病逝。他塑造出了一大批诙谐幽默、深沉凝重、活泼光鲜和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时代特色并充满真情实感的配角形象，成为几代观众难以忘怀的记忆。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改动）

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琴音一曲余韵长

曹玲娟

    5月12日上午10时05分，素有“二胡皇后”美誉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因病在沪去世，享年69岁。这位“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最终挥手告别，留一曲琴音，缭绕人间。

    年少结缘，终成一代“二胡皇后”

    闵惠芬曾告诉二胡爱好者顾兆农，自己的第一把二胡是美术老师给做的，“用蛤蟆的皮做的，都不是蛇皮。”

从摸到二胡伊始，闵惠芬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天赋。8岁，闵惠芬跟从父亲闵季骞学习二胡，13岁考入上海音乐附中，师从王乙先生，19岁跳级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民乐系，师从陆修堂先生。1963年，闵惠芬便在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可谓年少成名。

    “她参加‘上海之春’那年还不满18岁。”上海民族乐团团长、艺术总监王甫建说，闵惠芬曾告诉他，那届比赛《二泉映月》是必选曲目，她正是凭借自己超出年龄的理解和演奏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闵惠芬出生在江苏，听惯江南丝竹吹打、民谣小调，跟阿炳也算同乡。对这首自己演奏的成名之作，闵惠芬生前似乎总还有点不够尽兴的感觉，“阿炳拉《二泉映月》其实是可以一直拉下去的，当时的录音技术只能录6分钟，所以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在结尾时有点意犹未尽。”

    随后的艺术生涯，闵惠芬获奖无数。她先后访问过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所到之处，均获高度评价。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大师奥曼迪称赞闵惠芬是一个“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波士顿交响乐团听了她的演奏后，首席评论员撰文称赞她为“伟大的弦乐演奏家”。

    “我也算二胡发烧友。”顾兆农说，同样拉二胡曲《赛马》，“一听就知道是不是闵惠芬，她的演奏特别有激情。”二胡在闵惠芬手里，热情内涵、动人而不媚，夸张而不狂，哀怨而不伤，情感气势与神韵合而为一。有人甚至如此评价，“听闵惠芬拉二胡，要跪着听。”

    与病魔抗争三十三载，二胡拉出了她第二条生命

    在艺术的道路上，闵惠芬有足够的幸运与成功，但她长期与病魔抗争。36岁时，闵惠芬就罹患皮肤癌，6次手术、15个疗程的化疗没能击垮她，这位坚强的艺术家康复后依然活跃于舞台，用她的音乐激励着观众。

     “她很乐观，也很豁达。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生命的考验了，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感觉。对她来说，自己的事业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活着一切为了二胡。”王甫建回忆。

    闵惠芬曾这样说过，“我的生命依恋着许许多多的生命，是二胡拉出了我第二条生命。民乐、二胡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生来就属于它们。”她悉心研究“器乐演奏声腔化”课题，推出了大量耳熟能详、韵味浓郁的二胡曲。她说，“二胡的声音，像中国人在说话。”也因此，由她演奏的《洪湖主题随想曲》《川江号子》等源于声乐素材的作品，无不体现出她声腔化演奏的特点。

    闵惠芬常说，“民乐既要让外国人喜爱，也要让中国人喜爱，才算成功。”她的毕生精力，都用在二胡和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上。她曾提出“中西合璧”的观点。传承千年的民族音乐借鉴西方的音乐技术，用新的语言和方式来传达，或许更加能够使现代的观众接受。

    “她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王甫建认为。《长城随想》是作曲家刘文金与闵惠芬写就的经典之作，全曲纵横驰骋、延绵起伏，恰如长城龙行之势。王甫建说，每当乐队宏大的引子之后闵老师奏出第一个长音，那种气定神闲、大开大阖的演奏状态，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个有着半个世纪演奏经历、曾身患重病的老演奏家。

    “无论是在海内外的任何一个演出场所，她每一次开始演奏时，几乎都是一样的神情和姿态——自信、专注、端庄，闭目凝神，音乐大气磅礴，挥洒自如。”这一影像，深深刻在王甫建与很多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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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闵惠芬演奏的东北民间乐曲《江河水》，曾使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感动得伏案恸哭，“拉出的人间悲切，听起来使人痛彻肺腑。”法国报纸评论她的演奏，“连休止符也充满了音乐”，“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她是中国二胡艺术的一面旗帜，对二胡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完成了艺术的升华。——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二胡演奏家胡志平。

（选自2014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谢显琳先生

钱永兴

    十八连山原名雨汪，位于滇黔两省三县（富源、罗平、兴义）的结合部。十八连山山连山，过了一山又一山。130年前，曲靖一中的创始人、云南著名的教育家谢显琳先生就诞生于十八连山镇纸厂村委会下慕乐村。

    谢显琳生于书香门第，字琅书，号困学，少年时读私塾，1903年考入云南曲靖府中学堂，1906年以优良成绩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1909年毕业于博物学系，因德才超群，留任该校附中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云南百废待兴。都督蔡锷认为建设需才，决定在曲靖成立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1月，教育司司长周钟岳慧眼独具，委任谢显琳出任三师校长。这一年，谢显琳还只是一介26岁的书生，而周钟岳也只有36岁，其63岁时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谢显琳校长一面在省会中学上课，一面开始选址规划，积极筹备三师。选定校址于寥廓山下、潇湘河畔，位于东门街的清代迤东道台衙门。旧道署约40余亩，有平房50间，楼房10余栋，但年久失修。谢显琳身负重任，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倾者扶之，腐者易之，缺者补之，位置不当者移之”，仅仅四个月，便完成筹建。1913年3月22日，举行了三师落成仪式，这一天也就是曲靖一中的校庆日。

    从1913年到1958年，从26岁到71岁，先生担任校长长达45年，可能是空前绝后。他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桃李颇丰。20世纪40年代，云南省政府曾先后两次为他题赠“诲人不倦”和“乐育英才”的匾额，并当选为国大代表，被公认为云南省著名的教育家。1943年，建校3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其颁发“一等服务”奖状，并在校园建纪念标，上面镌刻着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谢显琳先生亲笔书写的碑文及签名落款。后每届毕业班都要在纪念标前毕业像，纪念标已成为学校的荣誉和象征。只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被学生摧毁。

    谢显琳一生廉洁奉公，从未取过非分之物，正如先生《任职本校三十周年感言》所云“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先生任校长45年，校内校外无房，几十年租住民房，其中就曾在西门街32号租住十年。曲靖一中百年校庆时，其女婿浦思富教授于西安撰文《忆谢显琳先生》，“到辞世时，住房不足10平方米，且又黑又小，先生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纪念谢显琳诞辰一百周年时，其长子谢树忠撰联曰：“为教育事业献身，几经沧海桑田，历经艰难险阻，志坚如磐留典范；与淡泊生活为伴，常是布衣蔬食，鄙弃富贵荣华，心洁如玉有今名。”

    曾有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欲请先生出任家乡平彝（今富源）县长，数次相劝，他却婉言拒绝，对此事他说“身世浮沉易，中流砥柱难。宁为糊口事，不做折腰官”。我曾经在富源文庙参观时，见到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礼堂墙上“高明光大”四个金色大字，下有“邑人谢显琳题”的字样。“高明光大”，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

    谢显琳先生还有一大功绩鲜为人知，那就是保护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曲靖一中的“镇校之宝”。说到保护，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咸丰年间曲靖知府邓尔恒和民国时期寒士张士元，其实谢显琳也功不可没。1937年，在云南“京滇公路”竣工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出“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林，在校园内兴建“爨碑亭”，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写下了“南碑瑰宝”四个大字，现仍悬挂于爨园大门上，熠熠生辉。当然周钟岳题字最著名的，还要数南京的“总统府”。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交给人民政府一所完好无损的中学，年过花甲的谢显琳继续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1958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直到1963年完全退休。先生1968年3月病逝，享年81岁，葬于寥廓山，未树碑立传。

    曲靖一中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友杨启云在《云南日报》写诗《赋得修竹献谢显琳校长》，“直节高标三两丛，一生淡泊度清风。谁云修竹千竿少？不见杜鹃满山红！”如今，曲靖教育根深叶茂，曲靖一中春色满园，先生作为开拓者、耕耘者，可以含笑九泉矣！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

    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

——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

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

——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