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帝国逢衰世，大才写残梦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农历八月十四，汤显祖诞生在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其时他的祖父母、父母俱全，祖父汤懋昭精通《尚书》，贡生出身，父亲汤尚贤精通老庄之学，家境殷实且藏书甚多。

    汤显祖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借用龚自珍的话，明帝国已步入了“衰世”。整个帝国表面光鲜，而四处潜流涌动，隐患多多。庙堂之上政治腐败，政斗残酷；地方官场则是贪官污吏横行，道德沦丧。

    汤显祖很早就显露才华，被乡人称颂为“神童”。他十四岁进县学，二十一岁参加乡试，考得全省第八名举人。阳明学的重要流派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与汤显祖的父亲交好，汤显祖十三岁起，师从罗汝芳研习心学。罗师倡导“赤子之心”，提出“制欲非体仁”的主张，这对程朱之学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影响了汤显祖倡导人性解放、遵从内心良知的人生观的形成。

    汤显祖在中举的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落第。三年后，再次参加会试，仍然落第。第二次落第后，汤显祖被好友姜士奇举荐作当朝首辅张居正二儿子张嗣修的陪考举子，但汤显祖拒绝了这一安排。那一年会试，得罪了张居正的汤显祖毫无意外地落第，直到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通过会试、殿试，取得了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功名。

    万历十九年，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辅臣欺弊如故，科臣贿媒方新”而被贬谪到岭南。途中他遇到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此时张居正被夺谥，张府被抄家，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自杀，张嗣修被剥夺官籍，流放到雷州半岛。目睹高层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联想到自己半生蹉跎，汤显祖难免心生“人生如梦，官场如梦”之感，但他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并没有破灭。毕竟，心学推崇“知行合一”，以济世安民为己任。

    万历二十一年，四十四岁的汤显祖升任为浙江遂昌县知县。遂昌虽然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山区穷县，但汤显祖尽职尽责。他在这个“斗大县”劝农兴学，惩罚鱼肉乡民的豪强，得罪了巨室。尽管遂昌的百姓感其恩德，对其热情挽留，汤显祖还是决定辞官回到故乡。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他回到故乡临川，开始了其长达十八年的归隐生涯。

    回到故乡的汤显祖，修建了玉茗堂，开始专心写作戏曲，并教导故乡戏班演习。“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南京时创作)外，其余三部《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都在故乡完稿，很快风行全国。《紫钗记》《牡丹亭》以男女之情梦入戏，肯定了人的情感追求的正当性，倡导人性要得到释放，因理而违情的人生不可取。《南柯记》《邯郸记》则是用梦来演绎官场之荒诞，人生之无常。已经享国两百余载的大明帝国何尝不是《南柯记》中的一个“大槐安国”？

    汤显祖在“四梦”中显然体现了其对程朱理学“性即理也”的反抗，而“四梦”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则是禅学，他一生礼佛，年长他七岁的达观法师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佛教讲求“无情”，但他在给达观的一封信中却说到“忘情”之难，“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旺。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汤显祖毕竟是儒门书生，终不能在佛法中得到解脱而忘却世情。

    万历四十四年(1616)，汤显祖在临川的玉茗堂与世长辞。也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称帝，建立了后金，明王朝由衰世转入到乱世。再过二十八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也消失在风中，终成一梦。

李安，一辈子拍同一部电影的世界级导演

    李安的电影很难说风格。首先，他不是那种影像多彩的导演，包括新片号称“120帧4K”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竟然不是一个视觉大片，他用最新的技术找回了演员脸上的戏。也就是说，李安理解的“技术”的作用不是立体效果、宏伟主题、惊心动魄的场面，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戏回到“每个眼里的血丝、每个演员脸上的雀斑之上”。

    提及李安导演，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外表收敛、内心激越的人。我特别喜欢他的“父亲三部曲”。李安把他的家事搬进电影，有些对白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喜宴》里包括评字、做菜，甚至婚礼前新郎新娘跪在父母前听训的情景、对白都是他经历过的。据他说：“以前，爸爸对我电影中的这些情景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本以为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抒发。”而这些抒发也促使大家开始思索父子关系。

    我认为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主题不是反战，而是现实中的理解，从开始到结尾都在探讨彼此的理解。 首先是主人公林恩姐弟之间的理解，其次是“英雄”与身边经理人或者大众的理解，还有拉拉队女孩对林恩的理解，士兵对死去班长的理解……甚至包括李安对战争的态度。李安对电影怀有真心，或者可以理解成“电影”里蕴含着一个“自己”——他始终面对自己。

    2000年的《卧虎藏龙》让好多熟悉他的人都会惊讶他改变了伦理片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一个曲折动人的悲情故事。电影主角俞秀莲说过一句话，“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道路，都要对自己真心相待。”此话里提到的“道路”、“真心”道出了李安从未变更过的追求。

其实，这次的李安和以往一样，同样站在东西方立场上寻找答案。涉及战争，却没有拍主流观众所期待的反战主题。所以，我说李安的导演风格较为特殊，谦卑地正视未知。

    老话说：“好多作者一辈子写同一个小说。” 我想说的是李安导演也是一辈子在拍同一部电影。

    李安有句话是“没有事物是不变的，这是我电影的重心。人们希望相信某件事物，希望抓住某件事物，以获得安全感，希望彼此信任。”同一个场合，他又说：“寻求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将成为我电影中另一个重要主题。”

    这部电影的张力在于以林恩为代表的士兵们的战后焦灼，包括他“普通人”的一面被遮蔽。这点尤其明显的是：爱情来了，他本想留下来，女孩却说你是英雄。多么悲哀：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忽因英雄之名，而变成了类似幻想与现实的对立——女孩对林恩的认识一开始就是“这是一个英雄，他要回战场上去”，而林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女孩心中只是一个“英雄”。

     “如果你想了解我，一切尽在我的电影中。”李安与他的电影像他说的一样，不仅是制造剧情，还有鲜明的人格。随着他的电影旅程，这种力量将不断在生活与电影风格中展现出。

     “电影与镜子”不是新提法，一些人照进了现实。但李安这面镜子却闪耀着本质之光，如信任、情感、关系、真诚、勇气、信仰、牺牲。这引导着他穿越人性的迷林。他关注着人类情感道路上，每一个动人的灵魂，如果有人理解了他的作品，就会理解他的为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安会是一位世界级导演。

（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7日）

走不出那片田野

邱苑婷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里，曹文轩恐怕是最不买孩子账的一个。如果说以杨红樱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是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要和孩子做最知心的朋友，曹文轩就是那个站着的精神偶像——他要让孩子踮踮脚才够得着，甚至踮脚也不行，只能远远仰望。他声明自己不太是一个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只是采用儿童视角写作。他是带着纯文学的野心在书写的，写起来便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管不上儿童不儿童。

    这恰恰成就了他。透过他的文字，你会看到沈从文，看到汪曾祺。有评论者说，风景才是他作品里真正的主角。这话不假：他写作之前，常常要在楼下院子里走上几个小时，把自己重新扔回自然。1997年的夏天，他写得烦闷，干脆直接逛到卖机票处，人家问，去哪儿？他说，去哪儿都可以。

    “海拉尔”，对方看看当天有票航班，随便扔出一个地名。

    “行！”海拉尔？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就这样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以后，他又自驾去过张北一带的草原许多次，俨然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北方大草原，并不是他熟悉的风景。他生长在江苏盐城，那是一个江南水乡，水的干净细腻融进了他骨子里，以至于读他任何一部早期作品，你仿佛都能触到水乡潮湿的、氤氲的雾气。可他也自认，他的短处也在这水，“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气质”。陌生的北方大草原，成就了他的自我更新——第一次，他写出了以北方草原为背景的《火印》。

    场景在变，基因却没变。那些意境的背后，每每藏着曹文轩自己。他不讳言，说《草房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主人公桑桑就是年少的他。从调皮捣蛋，到情窦初开，到直面苦难甚至死亡，总有一个时刻，落寞会降临到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身上，于是在天地旷野间，朦胧地察觉一丝生命的寂寥本质。

    他曾回忆自己儿时独自在田野上的玩耍，与作品里的孤独经验如出一辙：本是一派捣乱与热闹，但是，“忽地就有孤独攻上心头，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这许多年，他走不出那片田野。

    他不停描绘那片田野：苦难，坚韧，悲悯，孤独，干净……

    这重复，形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纯美”的标签。北大老师邵燕君是曹文轩带的第一个硕士，她用“多年固执的美学坚持”来形容恩师。但当年他如果不这么固执的话，就不会变的如此强大，也不可能拥有如此独特的田野。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曹文轩其实是不吃香的，他坚持古典美，但现代主义的主潮却是强调深刻、批判、夸张、揭示。所以，他很难被纳入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主脉中，只能被归入儿童文学。

    曹文轩自己是这么说的：负隅顽抗，活路一条。写完《火印》初稿，他照例请亲近的朋友、学生看，得到最受用的评价是：“这是曹文轩写的。”在文法中自有不变，他觉得保守未必是件坏事。

    在北大课堂“小说的艺术”上，开宗明义第一讲，他要批评当今文化批评的泛滥，讲评价文学必须回归文学性，讲这个“恋思癖”的时代对“深刻”的错误执念。他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能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他对美有近乎执念的精神洁癖。他的故乡水道纵横，水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大部分内涵——敏感、温润、细腻、干净、纯粹，而在他看来，文学也当和水一样，是净化之物。

    每每提到中国经验，曹文轩总会说起《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故事：一个巴西孩子为了寻找宝藏，历经波折来到遥远的埃及金字塔，最后却发现，宝藏就在自家教堂的无花果树下。“中国有中国的故事，这片土地上，有过那么多瑰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有过那么多深重的苦难，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开采挖掘的富矿。”

    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故事，对孩子们说，对北大学生说，对阅读推广人说，对媒体说，对所有关心文学的人说。说了很久。最终，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南方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曹文轩《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②曹文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面对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现代化但情感却趋向简单和生硬这一存在，他深感“文学应承担起调节的职能，当田园生活将要逐步变成历史时，它应当用温馨的、恬静的笔调去描绘田园生活”。描写田园生活与流淌在田园山水间的温馨人生，成了曹文轩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泉根《曹文轩：“追随永恒”的意义》）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晚清名臣沈葆桢

    沈葆桢的故居在福州城区宫巷11号。这是一幢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大宅，面积达1500平方米。当年的沈宅布局严谨，装饰富丽。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曾对这条巷子有这样一番描写：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

    沈葆桢有三个身份：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大清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这三个响当当的身份，也勾勒出他非凡的一生。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既是近邻又是近亲。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不高，少时多病。他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聪慧好学，林则徐早早看好了这个外甥，将自己最疼爱的二女儿林普晴嫁给他。姨表亲通婚，在当时是亲上加亲的大喜事。沈葆桢与妻子感情非常好，两人还曾相伴赴京赶考。

    沈家并不怎么有钱，因为沈葆桢是个著名的清官。他先是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又外放九江知府，仕途更迭，唯一不变的是贫穷的生活。当时，将要到省城赴任的沈葆桢身无分文，还曾向人“挪川费百金”作为盘缠。到了省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为此他还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1855年，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举债购买了这个宅院。沈葆桢装修好房子，安顿好父母妻儿，自己就安心到江西任职去了。第二年，江西闹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扬名官场。此后，平叛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沈葆桢的主要工作。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过世，朝廷终于给了他27个月的假，沈葆桢回到这里过了几天清静日子。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要嘱咐子女读书，并告诉他们，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可惜那时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无法让人有一丝的安宁。1866年，沈葆桢接到熟人左宗棠的邀请，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时他还重孝在身。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并非一帆风顺，也曾三顾茅庐，二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畅谈了很久，左宗棠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而沈葆桢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左宗棠第一次来到沈宅，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沈葆桢婉言拒绝。左宗棠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商人胡雪岩相助，所有人马，归其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本无心官场的沈葆桢，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宫巷11号这个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沈葆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船厂，8年时间，造出了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而就是这些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沈葆桢还创办了“近代中国船舶工业与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刘步蟾和林永升、清海军总长刘冠雄、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沈葆桢被派往台湾加强防务。此后，他兴建台南的亿载金城和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建设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等，废除渡台禁令，鼓励民众到台湾开垦，促成了台湾政经中心由南部转移到北部。2009年，台北市府为了纪念沈葆桢，将市府大厅命名为“沈葆桢厅”。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在南京与世长辞。他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节选自《文史参考》）

自传：私人回忆

    作为霍金的华人弟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吴忠超认为，“霍金的《我的简史》全球学界都已经期盼很久。作为一本自传，这本书肯定也会像《忏悔录》《我的苦难史》一样，传诸后代”。

    吴忠超向记者说起了霍金写这本自传的起源，那是霍金70岁生日那天，剑桥大学和国际同仁为霍金举办了“宇宙的态”的学术会议。“但是因为霍金的健康状态，医生不允许他亲自出席庆典。所以霍金在生日前预先录制了题为《我的简史》的视频，并在宴会之前向来宾播放。这就是这部自传的雏形。”

    在吴忠超看来，《我的简史》一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准确。“因为身体原因，霍金不能正常写字，看书也必须依赖一种翻书页的机器，甚至在读文献时必须让人将每一页摊平在一张大办公桌上，然后他驱动轮椅如蚕吃桑叶般逐页阅读。”吴忠超感慨说，“但是《我的简史》是霍金在新技术帮助下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写成的书，他写得很慢，所以这本书也很短，但是他却能把自己的生平和研究经历写得很清楚。”

    在书里，霍金浮光掠影般讲述了自己从战后伦敦的男孩成长为国际学术巨星的岁月。用简明、风趣、坦诚的语言让读者了解了过去著作中难得一见的霍金：曾经和同事为特别黑洞存在打赌的开玩笑者；在物理学和宇宙学世界博取立足之地的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等等。

    《我的简史》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霍金个人宇宙的窗户，让人们得以认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如何书写科学的历史、创造生命的奇迹。

    他传：充满敬意

    起初，物理学教授杨建邺对霍金并没有特别的认识，然而，在翻看《时间简史》之后，杨建邺便被书中的语言、思想所吸引。

    后来杨建邺看了吴忠超写的中文版序之后对霍金有了大概了解。又先后看了《时间简史续编》《霍金讲演录》等资料，对霍金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于2005年完成《霍金传》一书。2014年，杨建邺出版了新作《霍金传奇》。书中新增了2006年以后霍金经历的一些事情，包括霍金的第三次中国行、与第二任妻子离婚等内容。写作时间也一直写到2013年3月霍金获得“特殊物理学基础奖”为止。

    在杨建邺看来，霍金被人们铭记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学术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更是因为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贡献是在他被禁锢在轮椅上30多年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此外他还多次因为疾病命悬一线。人们对具有如此顽强生命力、不懈追求宇宙真理、充满传奇色彩同时又具有非凡幽默性格的他，都不得不从内心发出深深的感叹和由衷的敬意。而我对霍金的敬意就是写一本他的传记。

（摘编自王俊宁《霍金自传与“他传”》）

相关链接：

①霍金不愿对恶疾低头，甚至不愿接受任何帮助。他最喜欢被视为科学家，然后是科普作家，最重要的是，被视为正常人，拥有与其他人相同的欲望、干劲、梦想与抱负。 （摘自百度百科）

②霍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 

（摘自中国新闻网《霍金到底厉害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