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作家刘白羽

    ①今年8月24日是白羽老逝世三周年的日子，几年来，我常常为自己的拖沓懊恼不已。

    ②2005年8月21日听到老作家刘白羽病危的消息，我真诚地期待老人的身体好起来，可以接着做我们的访谈；没想到8月24日下午3时就传来噩耗。期望一位历经沧桑、体弱多病的89岁老人健康长寿，是对医学科学的苛求；但我坚信，老人为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将永记于中国文学史册，老人的高尚品质会永驻我们心间。

    ③第一次采访白羽老人是1996年，在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那时老人除了腿疾，身体尚好，特别健谈。他说，恐怕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就走不动了，到时候他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了解会议情况。采访他时，他总是先问当前又有哪些年轻作家写了哪些好作品。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特别高。

    ④一晃五年过去了。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又作为记者到他家去采访他。他已坐在轮椅上。他不慎摔伤，医生在他头上用小纱网包住一块纱布贴住伤口。纱网像个可爱的瓜皮帽，歪顶在头上，给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军人添了几分俏皮和亲切。他坐在会客室的一座挺大的刘白羽铜像对面，显得反差特别大。雕像气宇轩昂，神采奕奕，威严庄重。对面而坐的老人身上，比那雕像多了许多内容；俨然一位慈祥的学者，一个和蔼可亲的邻家老伯。

    ⑤他说他走路不方便，不能出去参加活动了，想念老朋友，就让司机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坐坐。每天坚持写500字左右的文字，还用录音机听外国名著，有时听得热泪盈眶。最快乐的事就是和来访的朋友谈对这些作品的新的感想，了解一些新鲜事，新作品。他并不简单地反对现代派，还专门研究了福克纳的作品，并写文章发表在我们《文艺报》上。

    ⑥我深深感到这位影响了几代人的现当代著名作家，心中最重的两个字就是人民，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他的文学创作都能体现出这一点。他每次都会说的一个话题是：我服从组织安排，做了太长时间的行政工作，自从闲下来才有完整的时间写作，有好多东西要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你们年轻人，不能抱怨行政事务缠身，要挤时间读书、写作。

    ⑦2001年之后，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去他都要讲一段录音机里反复听过的名篇名作，有的段落还能背上几句。2004年年初，他谈到与巴金的生死之交时落泪了。30年代巴老帮他出第一本小说集；小儿子重病，巴金和他一起度过在上海治疗的心酸日子，白羽老说，我的文学生涯从上海开始，我爱上海，我真的怀念上海的春天呀，想念我的老朋友巴金。那天，他让秘书取出刚刚出版的《天籁集》和《凝思集》，签字送给我。他说，这两本散文集里发表的都是一个垂暮之人的心灵自白，所有的悲欢苦乐有如大浪波涛在心里，写出来，为这种爱留下永恒的记忆。

    ⑧《文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刘白羽两部散文集出版的消息。不久，我再去看望他，他有些伤感地说，我连一天500字都写不了了，什么都干不了的日子不好过。我安慰他，写不了就说，我记录，帮您整理。他听了我的话一下子高兴起来，转而又说，你们都那么忙，不可能常来。我信誓旦旦地表示：您现在就说说和巴老的生死之交，我的录音机开着呢!他说了一会儿，显然体力不支。我对他说，改日我再来采访您，您的经历是我们年轻人的宝贵财富。他幽默地接了一句：舍命不舍财!我说，您的意思是我拿您赚稿费吧?他用手指在空中写了三笔说：是才华的才。我谦虚地表示：我最多是木字边材，只是记者的料而已没大出息。我们非常愉快地告别时约定：过几天我就来。他握着我的手说，我随时等你采访。

    ⑨没几天，白羽老让秘书送我一套《刘白羽文集》。听说老人家身体还好，总觉得日子长着呢，就把约定拖了下来。

    ⑩我时常想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篇一篇翻看他的作品，一遍一遍听他没有给我讲完的故事，一次一次自责，一年又一年地怀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没有结束的采访，因为我失信在先。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无瑕疵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守卫长空的“幕后英雄”

    不管是零下30℃的严寒，还是40℃的高温；不管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还是乘风破浪的军舰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本水主持研制的导弹在哪里，他就会出现在哪里。

    当堪称防空“杀手锏”的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初露峥嵘时，于本水默默地注视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禁不住泪流满面。

    只因为青年时代“一定要为国家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梦想，于本水将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我国的导弹事业。

不寻常的《英华大辞典》

    于本水的书架上摆着一本《英华大辞典》。它可是于本水的“宝贝”，来历非同寻常。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U﹣2高空侦察机经常来我国上空偷偷侦查，被我防空导弹击落后，又学会了机动逃选，我军制导雷达一开机，它便机动逃出防空导弹杀饬区。空军司令部要求国防部五院帮助解决这一难题。于本水作为课题负责人，带领研究小组昼夜攻关。最终，他们拿出了一套被空军指战员称为“近快战法”的有效方案。

    他清晰地记得，1963年11月1日，地空导弹二营首次用“近快战法”击落一架美U﹣2飞机。此次战斗后，“近快战法”便向地空导弹部队推广。于本水也因此荣立三等功，奖品就是这本《英华大辞典》。

八年磨一剑

    1980年，于本水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开始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面对新型号研制任务，他参考国内外经验，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案。他主张飞行试验是防空导弹研制阶段的重要环节，试验状态多、周期长、费用高。因而，从1982年开始，就在某试验基地开展各阶段飞行试验。

    “没有到过茫茫戈壁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季节交替之时黄沙漫天的恶劣天气，也难以体会到生活在这里的艰辛。”于本水说，那是他人生中难得的记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试验队的同志们远离京城和亲人，来到荒漠戈壁，相互之间结下了胜似亲人的感情。”在长达8年的研制过程中，于本水带领设计师队伍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

    1992年11月，该型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自己养“鸡”下“蛋”

    1991年的海湾战争震动了中国高层。他们意识到，中国军队的作战思想、军事装备与先进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国防重点必须放到发展航天事业上。于本水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靠进口外国武器并不现实。

    为研制适应现代国防需求的第三代导弹，经验丰富的于本水再次挑起大梁，承担起型号总设计师的重任。他带领队伍，通过充分研究国内外相关型号，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完成了我国首套“单车集成”设计。

    2002年，68岁的于本水将总设计师的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自己则担任该导弹型号顾问。不过，他的心从未离开这个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型号。靶场飞行试验，他亲临现场，帮助把关分析问题；飞行试验故障，他花了大量心血，帮助团队进行故障分析……最终，该型号导弹研制成功并交付相关用户，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增强了国威和军威。

    “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只买外国的‘鸡蛋’，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养‘母鸡’，下‘鸡蛋’。”于本水希望，我国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认真研究国情，实现防空导弹“弹族化+智能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防御武器枝术的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空海陆”“远中近”“高中低”的防空导弹体系。问及当年的选择时，不善豪言壮语的于本水平静地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中国科学报》2016年1月16日，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对于个人名利，于本水看得很淡，他将成功的秘诀归功于“有一支好的队伍”。开展的每一项重大技术攻关，于本水也总不忘将各个专业的技术骨干排在“成果完成人”的前面。

（《内蒙古日报》2015年6月5日）

②1948年，于本水离开家乡，60多年来他从没忘记养育他的热土。于本水捐了9万，帮家乡4000多户人家安装了自来水。为他的母校大营城子小学捐款2万元，为100多名师生换了新桌椅。每次回家乡，总要到母校看看，他说：“饮水思源，我感谢家乡教育的启蒙，希望家乡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人民日报》2015年6月6日）

永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和魅力

——冯其庸的文化和学术人生

姚晓丹

    “昔日之我即今日之我也，昔日之牧童耕夫，今日之学界野马微尘，皆一也。”冯其庸曾经这样自况。这个豁达从容、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从不向命运低头，一生颠簸辗转，而这一次终于没能抵过时间的催促，飘然而去白云之外，留下说不尽的书生意气。

    很难用学界的单一范畴去定义这位老书生。文学家，红学家，书法家，画家，戏曲学家，考古学家？冯老自称“其庸”，然而他的学术涉猎，已然大大超出常人的范围，实在“不庸”。他致力于文化和学术的一生，留给世人的也是永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和魅力。

书破万卷路行万里

    叶君远是1979年冯其庸带的第一批3位研究生之一，师徒交往38年。他还曾写过《冯其庸传》，为先生整理年谱。“冯先生一生是为了学术而生的，他非常勤奋，在读书、教学的时候，他所在宿舍的灯总是全校最晚熄灭的。先生写文章有个习惯，总是在文末写上完稿时间，于是，我们在翻阅他的文集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每每深夜才搁笔。他一生的巨大成就和他过人的勤奋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研究上，冯其庸讲究实地考察和书本相互印证。“书破万卷，路行万里。”冯先生在读《史记》的时候，对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存疑，于是他几次去安徽定远、乌江实地考察，写出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读《三藏法师传》的时候，先生对玄奘归国的路径存疑，于是他76岁再登高原，成功找到玄奘取经东归的入境处。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告诫学生的。”叶君远说。

至情至性方正不阿

    在对待学术方面，冯其庸至情至性，方正不阿。叶君远回忆：“他编辑《历代文选》的时候，有一些助手做注释工作。一位年轻的助手由于感情生活起了波澜，注释有些草率。冯先生审校之后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帮助他改正问题。对于领导干部，他也没有网开一面。曾经有一位领导想要报评副教授，冯先生作为系主任，他的签字至关重要，然而，冯先生就是不签。后来人事部门领导亲自和他谈话，劝他宽限，他无奈之下签了字，却马上补签一句‘我不同意’。”

    对于学界后辈，他关怀备至，尤其是来自贫寒家庭的学子。

    著名作家二月河，以前曾是红学爱好者，他早年寄给冯其庸一篇自己的红学论文。冯先生回信说：“你文笔好，试着写写历史小说。”二月河受到鼓励，写出了《康熙大帝》，并第一时间寄给冯其庸先生。”冯其庸先生连夜看了这部小说，读完后连声赞赏，并帮助二月河联系出版社出版小说。”叶君远说，“知名工笔画家谭凤嬛、雕塑家纪峰等，都出自冯先生门下，受冯先生教益。”

国学知音后辈知音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冯其庸受聘成为首任院长，首先为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国学院的课程体系来自冯先生的建议，在此之前，学校多次邀请专家研讨，一直莫衷一是。原因很简单，专家自己就没有受过国学教育，完全没有经验。现在看冯先生的课程设置，其实是他当年在无锡国专经历的活用，‘国学概论’‘文字学’‘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版本目录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多都出现在国学院的课程之中。冯先生当初倡导三个办学特色，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说。

    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国学院成立后，他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建言，倡议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以应国家不时之需”。

    冯其庸曾赠给友人一首诗，讲他和《红楼梦》的缘分：“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但是他的学生认为，红楼知音显然不能概括他的学术成就。“他还是国学的知音人、后辈的知音人、学术的知音人。”叶君远说。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23日05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材料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面对国民党调集的50万重兵，面对规模空前的“铁桶围剿”，面对党内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生死存亡危机，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当86000多人离开中央苏区时，没有谁能预知即将开始的远征，他们不过是怀揣一个简单的信念：改造中国。

万里长征路遥迢，青史长留照古今。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行经15个省份，转战地域超过半个中国；翻越20多座高山，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渡过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几乎和法国的面积相等……面对“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这支年轻的队伍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3天就遭遇一次激烈的战斗。扭转敌我力量悬殊的劣势、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障壁、通过严峻党内斗争的考验，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的西北角迎来了光焰万丈的日出。

在这条征途上，年轻的共产党人以对国家的深刻忧患、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惊人奇迹，谱写下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每一步都是创造历史的脚注。被国民党认定“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的红军，走出了一条“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新路。

这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队伍舍生忘死、抛洒热血。“如果要念一遍倒在湘江边的官兵的名字，我会从黄昏念到黎明。”湘江战役，红军浴血奋战7个昼夜，战士马革裹尸，湘江血可漂橹，当地居民“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激战独树镇、强渡乌江、浴血娄山关、飞夺泸定桥、鏖战腊子口……万水千山之路，也是万死千伤之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青山有幸埋忠骨”，这条血色之路上，至今仍有大量红军墓、红军碑，诉说80年前这支队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勇与坚贞。

这是一条转折之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涅槃蜕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的一栋小楼里开了3天会，“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而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从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路线，到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个创立刚刚15年的政党，在这条路上完成自己的“成人礼”。

这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朝气蓬勃、淬火成钢。长征队伍中，大约54%的人都在24岁以下，只有4%的人超过40岁。“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经过长征锤炼的同志，“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1000多位将军中，90%以上参加过长征。那些经受过生死考验的幸存者们，增长了胆识与才干，成长为革命的中坚。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多少人千难万险中跋涉，多少人枪林弹雨中战斗，多少人壮怀激烈中牺牲，多少人上下求索中坚定……旗帜指引理想，鲜血铸就丰碑，让长征成为萦绕于世界东方的“红飘带”。

（选自任仲平：铸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写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有删改）

材料二：

毛主席接着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只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霎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长征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