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做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治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应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演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秦砖汉瓦，并非专指“秦朝的砖，汉代的瓦”，而是泛指秦汉时期的青砖与古瓦。它们历千年而不朽，以精美的文字、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现实世界与美好愿望。秦兵马俑的千军万马与气势万钧，见证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用这种技术去制造宫殿上的陶瓦，不难想见它们的坚固与华美。精美的陶瓦被广泛用于秦阿房宫的营建。因为瓦当向外，所以或印图案，或刻文字，兼具建筑与装饰的作用。它们承载着精美而丰富的图文，就像秦汉建筑上的“徽章”，宣告着早期宫殿“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营建法则。现在出土的秦代瓦当上，图像多为鹿、豹、鱼、鸟等动物纹。这种动物情结源自秦人祖先的游牧狩猎活动。此后，汉承秦制，国力更加强盛，建长乐等四十余座宫殿，瓦当图案的艺术性也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瓦当最为出色。四神兽瓦当的构图饱满得当，造型夸张，气势磅礴，雍容堂皇。时至今日，但凡在当代设计中使用到四兽形象，都无法摆脱瓦当神兽造型的影响。除了动物纹饰，云纹瓦当也广为使用。云纹瓦当成为图案瓦当的主流与秦皇汉武等帝王渴望求仙升天、永享荣华的思想不无关系。而瓦当纹饰发展到西汉时，又出现了文字瓦当。“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文字瓦当就表达出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人们的普遍愿望。西汉留下的金石文字甚少，瓦文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极富意味的篆法变化丰富，又浑然天成，即使今天的篆刻、书法名家也要自叹不如。

    在砖上印画、施彩，最早是在战国，但真正蔚为大观并成为一种艺术，则在两汉。这些砖，被称为“画像砖”，它们用于一般的建筑或墓室装饰。对后人而言，“画像砖”的“画像”意义更要大于“砖”。这些砖上，有的描绘的是人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宴飨、乐舞、狩猎、市集等等，有的描绘的则是骏马、龙、虎、鹿、飞禽等动物与神兽，从地上的农耕渔猎，到天上的天马行空，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宛如一部汉代“百科全书”。

    因为砖块疏松，并不易精雕细刻，所以画像砖的画面往往疏朗简约，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刻画，有的甚至进行了夸张变形。这些“画”表现在砖上，大多数是一些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然而简洁的造型并没有削弱其艺术表现力，反而集中地暗示、渲染出了一种情绪与气氛。汉画像砖里，很难看到完全静止或者构图均衡的作品。运动与韵律正是汉代艺术风格的真实写照。

    壮丽的秦汉宫阙早已不知去向，但组成它们的青砖古瓦却常见诸文人桌案。古人早期制砚，多为陶砚，所以陶制的秦砖汉瓦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注重文脉延续的文人的视野。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文人雅士把古代砖瓦做成砚台，到了清代，砖瓦砚更成为一时风尚。

（摘编自《一砖一瓦亦风华》）

粉丝不是万能的

    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急功近利”的，它使财富创造的节奏越来越快，又让耐心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稀缺。

    比尔·盖茨用了12年才获得他的第一笔十亿美元，而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则将这个时间缩减到了3年，而同样是3年时间，雷军甚至将小米做到了百亿美元的估值，它所引领的“粉丝营销”，也成为企业营销的圣经，被大量崇拜小米神话的企业家信徒奉为圭臬。

    粉丝当然是好东西，它看上去声势浩大且整齐划一，获取廉价又不求回报。但是另一方面，粉丝文化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品牌管理施以“快餐化”处理之后的产物，它抛掉了那些难啃的工作，比如对品牌资产进行可持续的扩张、建立品牌信誉的高效评估机制等内容，仅仅保留并极致浓缩了“与客户建立亲密关系”这一章节，本质上有着取巧成分。

    就像是考试前的划重点行为，如果考题恰好不在勾划范围之内，自作聪明的考生就会死得很难看。

    9月初，中国手机厂商魅族推出新一代产品魅族MX4，并改变了其一贯较为“高冷”的价格策略，将1799元作为产品销售的起步价，直接击中了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性价比”上有着极大自信的小米。随之而来的，是“1799”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暗号，汹涌的淹没了小米官方微博的评论区，导致小米历史上第一次关闭了微博评论，并暗示自己遭遇了水军攻击。

    但是另一方面，有媒体梳理出了那些通过“1799”刷屏的用户构成，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小米自家的用户在以起哄、调侃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小米定价的不满——凭什么魅族的最新款手机可以卖到1799，但是小米却还是要1999？

    换而言之，是小米精心培养出来的粉丝，参与并掀起了这场令小米极其难堪的舆论风暴，这或许就是“粉丝营销”的致命短板：粉丝基于感性诱因而产生，是一种情绪化的价值认同，在那些处于顺风口的场景里，粉丝能够表现出高度驯化的言行，然而，一旦脱离这种舒适区，粉丝在价值观上的蜕变也毫无阻力，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不过，由于小米是“粉丝营销”的集大成者，所以它在很多时候也的确是被公众用放大镜观察，容易出现示范效应。除了小米之外，数量更多的企业连粉丝的运营都想偷懒，使劲把用户往微信公众账号里导入，然后觉得这就给他们贴上了“粉丝”的标签，可以无所顾忌的灌注商业推广信息，还得意于“这比发手机短信要省钱多了”，这种心态，更是虚妄。

    今年夏天，在营销领域建树颇多、被誉为快消品行业“西点军校”的宝洁集团干脆宣布将其“市场部”改为“品牌管理部”，这被认为是数字营销的新趋势，即“一切皆品牌”的未来概念。

    一个更加直白的变化是，在天猫和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上，卖家对于流量的依赖开始降低，用户会以“三只松鼠”、“小狗电器”这样的品牌关键词实现消费路径中的搜索抵达，而不是以前的“开心果”、“吸尘器”等商品关键词，同时，限时秒杀、团购等活动对卖家的吸引力也不及往昔。这一方面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在品牌识别上，另一方面也说明，粉丝若是缺乏忠诚度，一切投入可能都会沦为过眼云烟，无法形成持续性的竞争力。

    苹果公司从来不做“粉丝营销”，但它却莫名成为各路奉行“粉丝营销”战略的企业的参照对象。苹果公司要求其零售店的店员将顾客视为尊敬的对象或是朋友，当顾客前来寻求服务时，要“给予一个当天就能解决的方案”，这与很多致力于让顾客滞留以接触更多的商业销售机会、以及将解决方案推卸到其他责任方（比如售后）的企业经营观念相比，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对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 、论证等方面进化为语言文字 ，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子时代，人们交流主要是对话，连标题都没有。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大部分都是深刻的格言式警句。当然，光是形成独特而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有理，必须进入更高层次：推理和论证。

    到了孟子那里，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另一方面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观点，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弈秋诲人”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多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比孔子进了一步。用寓言与、做类比推理是当时的风气，也是汉人思维经过多年的积累，突破孔子时代局限于判断的表现，体现了国人推理能力、抽象能力、论证能力的发展。但类比推理和比喻一样，只是在某一点上相通，难以全面。而事物是复杂的、多面的，故类比推理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流中最明显的进步，是表达观点时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孟子对于与自己论点不符合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用“他说圆己说”，这就是把正例和反例、论证和驳论结合起来，达到了雄辩的境界。这与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方式，并不等于文。从思维方式到形成文章，除了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与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样，传播方式的进步推动了文体的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而丰富起来。“说”在最开始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虽不像“论”那样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具有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其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是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其二：不是单层次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而“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上显然比“说”要复杂的多。“论”是直接推理，从肯定、否定两方面进行分析，把握全面资源，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加以权衡，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来说，“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过秦论》《六国论》就是这样的典范。

（选自孙绍振《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有删改）

    ①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于周五发布，引起了全球的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电信巨头创建的操作系统技术先进，具有逐步建立自身生态的强大增长力量。它的诞生为全球运营系统模式的永久性变革拉开了帷幕。

    ②鸿蒙系统是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操作系统。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微内核的操作系统。它有四个特点：分布式架构，自然流畅性，内核安全性和生态共享。分布式架构可以灵活地适应整个场景的丰富终端形式，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设备，包括大屏幕、手机、PC等，可以灵活地部署，对应不同的设备。

    ③过去几年的进展证明了华为能够走在技术领域的最前沿。今天华为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中国的整体技术环境和市场支持力，都比华为从落后跟着走一直冲到5G领先位置那个阶段强了一大截。鸿蒙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中国整个软件业的迫切需要。鸿蒙将为国内软件的全面崛起产生战略带动和刺激。

    ④美国打压华为对鸿蒙问世起到了催生作用。鸿蒙问世无疑是被美国“逼”出来的，而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压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趋势。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自主开发核心技术。鸿蒙是时代的产物，它代表了中国高科技必须实现的战略突破。这是中国解决许多“卡脖子”问题的一个带动点。鸿蒙与Apple和Android操作系统相比无疑正处于建设自身生态的早期阶段，但毫无疑问，它将很快在中国站稳脚跟，逐步走向全球。鸿蒙的技术非常先进，虽然中国的超级市场需要大量的内部协调，但这个市场通常会为新的操作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不会是一个悬念。

    ⑤一旦形式势促使鸿蒙安装在华为的全系列产品中，华为手机的销量将在短时间内下滑，但这种暂时性的损失将带来华为的进一步崛起，以及中国操作系统和软件产业回归的全面繁荣。这笔大帐中国社会算得清，它的合理性也必将转化为一种特定的市场方式，以促进鸿蒙的成功。中国其他软件应用商和各利益实体将在全社会的推动下支持鸿蒙的开源，参与鸿蒙生态建设。

    ⑥世界憎恨美国电信和IT巨头的垄断，鸿蒙的问世是打破美国垄断的现实解决方案，它对全球技术平衡具有积极意义。虽然Apple和Android已经占领了全球市场，但欢迎竞争是市场的本质。只要鸿蒙科技确实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市场就会为他孵化并积累出一个有激烈竞争力的生态系统。中国面临一些高科技领域决定性的补短板和再创业问题，全社会的共识非常坚定，国家的政策倾斜也已初具规模。鸿蒙可以说已朝这个方向发出了最有力的一击，这不能成为华为与美国队比赛的一次失误。华为和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没有退路，他们正在坚定地前进。虽然他们经历了短时间的困难期，但历史不会给中国的崛起提供另一种方案。

    ⑦我们还要看到，华为的坚强抵抗为中国其他相关制造商提供了喘息的时间，这使华为的屹立不倒具有了全局意义。中国制造商彼此既是竞争对手，又形成了一个微妙但却真实的利益共同体。让鸿蒙的生态系统得以建立，这不仅对华为的生死至关重要，也对中国所有相关制造商的未来生存环境有着决定性影响。

（摘编自社评《鸿蒙，中国高科技突围的英勇带动点》）

    季布者楚人也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原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待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拜为郎中。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上默然惭。布辞之官。楚人曹丘生，与窦长君善，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节选自《史记˙季布栾布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