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干事回到区政府，从头到脚都是笑眯眯的。

    区委书记杨民高是本地人，很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在区委会、区政府二十几号青年干部里，他最看重的就是民政干事黎满庚。小黎根正苗正，一表人材，思想单纯作风正，部队上的鉴定写得好，服役五年立过四次三等功。当时，县委正在布置撤区并乡，杨民高要被提拔到县委去管财贸。他向县委推荐，提拔小黎到山区大乡——芙蓉乡当乡长兼党总支书记。县委组织部已经找黎满庚谈了话，只等着正式委任。这时，杨民高书记那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宝贝外甥女，来区政府所在地调查供销工作。当然啰，三顿饭都要来书记舅舅宿舍里吃。杨书记不知出于无心还是有意，每顿饭都派民政干事到厨房里打了来一起吃。民政干事隐约听人讲过，区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县里搞恋爱像猴子扳苞谷，扳一个丢一个，生活不大严肃。饭桌上，不免就多打量了几眼：是啊，穿着是够洋派的。就连杨民高书记这种长年四季板着脸孔过日子的领导人，吃饭时也不免要打望一下外甥女的一对白胖的手巴子，嘴角也要透出几丝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杨书记的外甥女究竟是位见过世面的人，落落大方，一双会说话、能唱歌似的眼睛在民政干事的身上瞄来扫去，真像要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似的。黎满庚从来没有被女同志波光闪闪的眼睛这样“扫描”过，常常脸红耳赤，笨手笨脚，低下脑壳去数凳子脚、桌子脚。

    总共就这么在一张饭桌上吃了四顿饭，彼此只晓得个“小黎”、“小李”。第三天，杨书记送走外甥女后，就笑眯眯地问：“怎么样？嗯？怎么样？”黎满庚头脑不灵活，反应不过来，不知所问：“杨书记，什么事？什么‘怎么样’？”真是对牛弹琴！一个二十好几的复员军人，这么蠢，这么混账。明明刚送走了一位花儿朵儿的人儿，他却张大嘴巴来反问舅老爷“什么‘怎么样”’？

    当晚，区委书记找民政干事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在杨民高来讲，已经是够屈尊赏光的了。杨民高书记以舅老兼月老的身分，还以顶头上司的权威身分，不由分说地把两个年轻人的政治前程、小家庭生活安排，详细地布置了一番。也许是出于一种领导者的习惯，他就像在布置、分派下属干部去完成某项任务一样。“怎么样？嗯，怎么样？”区委书记又是上午的那口腔调。没想到民政干事嘴里结结巴巴，眼睛躲躲闪闪，半天才挤出一个阴屁来：“多谢首长关心，宽我几天日子，等我好好想想……”把区委书记气的哟，眼睛都乌了，真要当即拉下脸来，训斥一顿：狂妄自大，目无领导，你个芝麻大的民政干事，倒像个状元爷，等着做东床驸马？

    民政干事利用工作之便，回了一转芙蓉镇。当时，不晓得根据哪一号文件的规定，凡共产党员，甚至党外积极分子谈恋爱，都必须预先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情况，并经组织同意后，方可继续发展感情，以保障党员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纯洁性和可靠性。几天后，民政干事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向区委书记做了汇报。

     “恭喜恭喜，看上芙蓉镇上的小西施了。”杨民高书记不动声色，半躺半仰在睡椅里，二郎腿架起和脑壳一样高，正好成个虾公形。他手里拿一根火柴棍，剔除酒后牙缝缝里的肉丝菜屑，以及诸如此类的剩余物质。

    “我们小时候扯笋、捡香菇就认得……”民政干事的脸也红得和熟虾公一个色。

    “她家什么阶级成分？”

    “大概是小业主，相当于富裕中农什么的……”

    “大概？相当于？这是你一个民政干事讲的话？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杨民高书记精神一振，从睡椅上翻坐起来，眼睛瞪得和两只二十五瓦的电灯泡似的。

    “我、我……”民政干事羞惭得无地自容，就像小时候钻进人家的果园里偷摘果子被园主当场捉拿到了似的。

    “我以组织的名义告诉你吧，黎满庚同志。芙蓉镇的客栈老板，解放前参加过青红帮，老板娘则更复杂，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妓女。你该明白了吧，妓女的妹儿，才会那样娇滴妖艳……”杨民高书记又半躺半仰到睡椅里去了，在本地工作了多年，四乡百姓，大凡出身历史不大干净、社会关系有个一鳞半爪的，他心里都有个谱，有一本阶级成分的账。

    民政干事耷拉着脑壳，只差没有落下泪来了。

    “小黎，根据婚姻法，搞对象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党组织也有党组织的规矩。你可以选择：要么保住党籍，要么去讨客栈老板的小姐做老婆!”

    杨民高书记例行的是公事，讲的是原则。当然，他一个字也没再提到自己那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亲外甥女。

从部队到地方，从简单到复杂。民政干事像棵遭了霜打的落叶树，几天功夫瘦掉了一身肉。事情还不止是这样。区委书记在正式宣布县委的撤区并乡、各大乡领导人员名单时，民政干事没有挂上号。倒是通知他到一个乡政府去当炊事员。因为他从部队转地方时，本来就不可以做干部使用，只能做公务员。

    黎满庚没有到那乡政府去报到。他回到芙蓉镇的渡头土屋，帮着年事已高的爷老倌摆渡。本来就登得不高，也就算不得跌重。艄公的后代还当艄公，天经地义。行船走水是本分。

（摘自 古华的《芙蓉镇》，有删改）

鸿德茶庄

李金海

    天已放亮，雪还在下个不停。鸿德茶庄的掌柜赵四爷顶着风雪来到了他的店铺。每天这个时辰准时打开店铺的大门，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喝茶有讲究，做茶的生意，更要讲究个德行和诚信。

    赵四爷老远就看到店铺的一角簇着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走近一瞧，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小年轻，半边身子已被雪染白，上身棉袄袖口的棉絮都秃噜出来了，这会儿，年轻人睡着了，那被风吹皴了的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赵四爷叹口气，把小年轻摇醒。“你是做什么的？”

    “蟊贼，也要饭。”小年轻揉揉眼睛，直瞪着赵四爷。

    赵四爷仔细打量着小年轻。“脸上……”

    小年轻挠挠头。“做事欠点。”

    “欠点就对了，不欠你就完了。”赵四爷狠狠地说。

    小年轻郑重站起身。赵四爷再次上下打量他。这小年轻中等偏上的个头儿，此时睡眼惺忪，但有几分神采。他弱弱地向赵四爷讨口饭吃，赵四爷却说：“以后就跟我卖茶吧！”

    小年轻扑通跪了下来。赵四爷问他叫什么名字。小年轻答：“没名字，爷就给我取个吧！”

    赵四爷略一沉吟，说：“就叫大贵吧。”

    这是大贵的聪明之处，让四爷给他取个名字。赵四爷阅人颇深，不会看走了眼。眼下，店里正要雇俩伙计，算是就地取材了。此外，他还是个心中有佛的人，见不得有人受苦受难。

    大贵在鸿德茶庄待了下来。年轻人一捯饬，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学东西快，记性好，活络劲儿一点都不缺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知恩图报，对赵四爷绝无二心。

    在这条商贾云集的街道上，茶庄有两家，除了鸿德茶庄，街西头还有一家，与鸿德茶庄规模相当，两家茶庄往来较为密切，既是生意上的伙伴，又是竞争的对手。闲暇时，两位掌柜凑到一起，泡上一壶好茶，细细念叨起国事家事茶事。

    赵四爷有一独生女儿，已到了婚嫁的年龄，姑娘长相俊俏，懂事知礼。她有时也到店里来，一来二往，和大贵也就熟了。赵四爷心里有了底。

    近来，赵四爷愁容满面。原来，鸿德茶庄有一个固定的大客户，住在二百里开外的一个镇子上，每年，满载货物的大车向镇上跑好多趟。可前些日子换了掌柜后，人家进货的地方就换成街西头那家茶庄了。

    大贵安慰四爷：“爷不用愁，生意场上的事说变就变。”

    “你懂什么！”四爷嫌大贵多嘴。

    十几天后，转向街西头那家的大客户却主动找上门来了，先要一车货，后续的进货就固定在鸿德茶庄了。赵四爷转忧为喜。但他再邀街西头茶庄的掌柜喝茶时，被婉辞谢绝了。

    这天，街西头茶庄的一个胖伙计来到了鸿德茶庄，求四爷收留他。

    原来，就在前几天，这胖伙计负责去二百里之外的镇上送了一趟货，货物很顺利地交接了，可两天后人家找了过来，原因是一包货物里竟掺了沙土。掌柜和胖伙计当然不认账，交涉无果，来客只好悻悻走人了。就在当天，胖伙计就被掌柜辞退了。

    胖伙计说了事情的原因后，又向四爷介绍自己对茶道的精通。

    赵四爷沉吟良久，说道：“我不能留你。你看不好自家的货物，照样看不好鸿德茶庄的。”

    胖伙计走后，赵四爷把大贵叫了过来：“买卖好起来了，是你的功劳！”

    大贵低下了头。

    这桩生意的扭转，确是大贵一手策划和操办的。那天，大贵带上一个人，悄悄地跟踪着街西头茶庄送货的大车，天杀黑时，送货人宿在了路边的一家客栈。夜半时分，大贵先把看门的狗给药晕了，然后潜进了停放大车的后院。他们打开缚车的绳索，向一包货物里掺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沙土。

    赵四爷长叹一口气：“你比我更会做买卖，但我不能留你了。”

    大贵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过来给赵四爷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走出了鸿德茶庄。

    第三天，当赵四爷知道女儿跟大贵逃走的消息后，他并没有过多的惊讶和悲伤。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第10期，有删改)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致于晚上都睡不着，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就没有去。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实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多余一句话

秋林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

    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步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这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

    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声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可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

    “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

    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

    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说话，估计受不了了，大叫一声：“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声音很快平息下来，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有删改）

呼 兰 河 传

萧  红

    冯歪嘴子把小孩搬到磨房南头那草棚子里去了。

    那小孩哭的声音很大，好像他并不是刚刚出生，好像他已经长大了的样子。

    那草房里吵得不得了，我想去看看。

    这回那女人坐起来了，身上披着被子，很长的大辫子垂在背后，面朝里，坐在一堆草上不知在干什么，她一听门响，一回头。我看出来了，她就是我们同院住着的老王家的大姑娘，我们都叫她王大姐。

    这可奇怪，怎么就是她呢？她一回头几乎是把我吓了一跳。

    我转身就想往家里跑。跑到家里好赶快地告诉祖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大姐看是我，就先向我一笑，她有很大的脸孔，很尖的鼻子，每笑时，她的鼻梁上就皱了一堆的褶。今天她的笑法还是和从前的一样，鼻梁处堆满了皱褶。

    她是很能说能笑的人，她是很响亮的人，她和别人相见之下，她问别人：

    “你吃饭了吗？”

    那声音才大呢，好像房顶上落了喜鹊似的。

    她的父亲是赶车的，她牵着马到井上去饮水，她打起水来，比她父亲打得更快，三绕两绕就是一桶。别人看了都说：

    “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好手！”

    她在我家后园里摘菜，摘完临走的时候，常常就折一朵马蛇菜花戴在头上。

    她那辫子梳得才光呢，红辫根，绿辫梢，干干净净，又加上一朵马蛇菜花戴在鬓角上，非常好看。她提着筐子前边走了，后边的人就都指指划划地说她的好处。

    老厨子说她大头子大眼睛长得怪好。

    有二伯说她膀大腰圆的带点福相。

    母亲说她：

    “我没有这么大的儿子，有儿子就娶她，这姑娘真响亮。”

    同院住的老周家三奶奶则说：

    “哟哟，这姑娘真是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你今年十几啦？”

    每逢一问，王大姐也总是说：

    “二十了。”

    “二十了，可得给说一个媒了。”再不然就是，“看谁家有这么大的福气，看吧。”

    隔院的杨家的老太太，扒着墙头一看见王大姐就说；

    “这姑娘的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

    现在王大姐一笑还是一皱鼻子 ， 不过她的脸有一点清瘦，颜色发白了许多。

    她怀里抱着小孩。我看一看她，她也不好意思了，我也不好意思了。

    我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我看她用草把小孩盖了起来，把小孩放到坑上去。其实也看不见什么是炕，乌七八糟的都是草，地上是草，炕上也是草，草捆子堆得房梁上去了，小炕叫草捆子给占满了。那小孩也就在草中偎了个草窝，铺着草盖着草就睡着了。

    我越看越觉得好玩，好像小孩睡在喜鹊窝里了似的。

    等到了晚上在煤油灯的下边，我家全体的人都聚集了的时候，那才热闹呢！

    有二伯说：

    “好好的一个姑娘，自己看上一个磨房的磨倌，介个年头是啥年头！”

    老厨子说：

    “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抗大个的抗工似的。”

    有二伯也就接着说；

    “对呀！老爷像老爷，娘娘像娘娘，你没四月十八去逛过庙吗？那老爷庙上的老爷，威风八面，娘娘庙上的娘娘，温柔典雅。”

    这事情一发，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给她做日记的。

    做传的说，她从小就在外祖母家里养着，一天尽和男孩子在一块，没男没女。有一天她竞拿着烧火的又子把她的表弟给打伤了。又是一天她在河沟子里边采菱角，她自己采的少，她就把别人的菱角倒在她的筐里了，就说是她采的，说她强横得不得了……

    自从团圆媳妇死了，院子里似乎寂寞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现在虽然不能说十分热闹，但大家都总要尽力地鼓吹一番。于是吹风的，把眼的，跑线的，绝对的不辞辛苦，在飘着白白的大雪的夜里，也就戴着皮帽子，穿着大毡靴，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在那里守候着，为的是偷听一点什么消息。

    ……

    七月的晚霞，红得像火似的，奇奇怪怪的，老虎、大狮子、马头、狗群。一到了八月，那满天红洞洞的，那满天金黄的，满天绛紫的，满天朱砂色的云彩，一齐都没有了。八月的天空是静悄悄的，一丝不挂。白天就是黄金的太阳，夜里就是雪白的月亮。

    晚饭之后，乘凉的人没有了。院子里显得冷清寂寞了许多。

    鸡鸭都上架去了，猪也进了猪栏，狗也进了狗窝。院子里的蒿草，因为没有风，就都一动不动地站着，因为没有云，大昴星一出来就亮得和一盏小灯似的了。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

（有删改）

【注释】《呼兰河传》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呼兰河是一个北方小城。小说中的“我”是个孩子。

一根火柴

叶骑

    我独自站在这广袤、寥廓的雪域之地，雪花如落下的枫叶漫天飞舞，淹没了足迹，隐去了生机，空留一片彻骨的银白把大地冻结。

    但即或如此，多年前，我仍能在这土地上分清兔子的粪便、辨出百米外獐子啃食地衣发出的碎响，而今天，我孤独地站在雪地，再也闻不出故乡烟筒里散发出的炊烟。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年迈的猎人，迷失在了他曾经无数次穿行过的土地上。

    我开始整理身上的物资，背包里食物充足，这些肉干足够我撑上三天。但就在检查包底时，我不幸地发现，一道豁口撕开了背包，自己唯一的一块打火石再无踪影。

    我浑身一紧，一股寒意顿时从四肢散入身躯。我急忙搜寻外衣的口袋，里面还有一封自己用来点燃烟斗的火柴，但在盒子打开的瞬间，我立即陷入了无尽的暗夜，里面仅有一根火柴。

    我瘫坐在无垠的雪地里，绝望地发出咒骂。我痛恨自己的老去，不辨东西。我痛恨命运的尖薄，在这存亡的关头夺去救命之物。难道冥冥之中，这就是一个老猎人无法脱逃的宿命？

    然而，我却无意就范。

    我是一个猎人，一个以山林为家的乡巴佬，生存或者死亡是我一生不曾回避的问题，我们或将苍老，枯竭的躯干也终将交还给这片挚爱的土地，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向天乞怜的可怜虫。

    天色将晚。我用树枝在雪地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然后从四周捡拾了一些枯枝败叶，堆放在一旁，这是自己仅有的希望。

    “你只有一根火柴。”

    我提醒自己。

    入夜，风雪愈紧了。狂风怒号着，在山谷里往来驰突，折断了枯枝，卷起了残雪，自己的帐篷在风暴中摇摇欲坠，寒冷像饥饿的狼群，将我层层包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狞笑着说。

    我把火柴紧紧攥在手心，感受着“狼群”的啃食。它们的尖牙刺破我的肌肤，穿过血肉，直抵皮囊下的灵魂，而我蜷曲在这荒寒的冷夜，任由分食。

    我望向身旁的枯枝，欲望在心底挣扎。我想象它们倔强地燃烧起来，火苗微弱，在风雪中苟延残喘，却画出一个昏黄的圈，点燃一盏或明或暗的灯。

    “不用了，留给明天吧。”

    第二天，我爬出帐篷，穿过雪原林海，希冀在某座山后能看见那熟悉的景象，但最终，除了满目苍凉，再无一人。

    我孤独对抗着这寒夜的侵袭，夜再次来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追赶上来，龇牙咧嘴，不肯罢休。

    “留给明天吧。”

    我气息奄奄躺在帐篷里，听着血液流动的声音，回答他们。

    ……

    我是在第五个夜晚被村庄的人发现的，据说，找到我时，我倒在帐篷门口，冻成了一个冰人。

    乡亲们把我带回寨子，问我是怎么在雪地里活下来的。

    我说，我有一根火柴。

    他们觉得难以置信。

    后来，他们知道我弄丢了打火石，的确没有撒谎，又好奇我有一根火柴为什么没有点燃。

    “如果真的点燃了，我就冻死在雪夜的第二个夜晚。”

    乡亲们若有所思，但似乎也没听明白。

    而我深深地懂得——

    我能活着，因为我手上有一根随时可以点燃的火柴。

（选自《啄木鸟》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