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夜的歌声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

      城里住着一个叫亚诺什的穷靴匠。

      他每天拼命赚钱，却一直没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因为家中隔年就有新生命呱呱坠地。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的妻子不幸离开人世，撇下他孤零零地给孩子喂饭、穿衣。分面包时，一次得切成三片！给孩子们做鞋时，一下就要做三双！养家糊口难啊，靴匠常常叹息。

圣诞节那天，披着飘飘洒洒的雪花，靴匠去给客户送靴子。奔忙了一天的他，很晚才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路旁店铺里的玩具和花花绿绿的糖果，他禁不住想：过节了，得给孩子们买些礼物。买三份，花销太大；只买一份，又不公平。想来想去，他决定送给孩子们一件特别的圣诞礼物！

     “孩子们，都到这儿来！”亚诺什到家后招呼道。孩子们一个搂住他的脖子，一个扑到他怀里，他又把最小的一个抱在膝上。

     “知道吗？今天是圣诞节！今晚不干活了，我们好好乐一乐！我来教你们一支歌，非常好听的歌，这是父亲为你们准备的圣诞礼物。”

孩子们欢呼雀跃，兴奋得几乎要把家里闹翻天了！

     “静一静！现在跟着我唱。”亚诺什清了清嗓子，缓缓唱起那首优美而古老的圣歌。歌声轻盈，调子欢快，孩子们瞬间就被吸引住了。在这个温馨的夜晚 ， 小天使们美妙的歌声 ， 从婉转到高亢，一遍又一遍……

然而，这歌声却惹恼了楼上住着的人，一位富有的老爷。他一个人住着九个房间，第一个房间用来闲坐，第二个睡觉，第三个用餐……其余的又派什么用场呢？此刻他正在第八个房间里抽烟，琢磨着自己怎么在圣诞夜也提不起兴致呢。楼下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响，当亚诺什们唱到不知第几遍时，他再也无法忍受，循声找到靴匠家。

     “你就是亚诺什，那个靴匠吗？”

     “是的，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富人本来是要发火的，可他瞬间改了主意，说：“哦，你有这么多的孩子！”

     “是的，老爷，唱歌，嘴多声音大。”

     “吃起饭来，恐怕嘴更多吧。听着，亚诺什，我给你带来了好运——把你的孩子送给我一个，我来养，将来他会成为有钱的老爷。”

亚诺什惊讶地睁大了双眼，谁还能不动心呢？他孩子将成为老爷！这些乖巧可爱的孩子，该过上好日子啊！给！为什么拒绝呢？可选谁呢？他喃喃自语：“老大，听话懂事，长大会有出息的；老二是个女孩，送给老爷不好；老小，是妻子豁命生下的，怎能送人？”

      可怜的亚诺什嘴唇直哆嗦，几乎哭着说：“谁想离开这儿，坐漂亮的马车？吃好吃的东西？谁想去，就站出来吧……”

      面对这样的诱惑，孩子们却都怯生生地缩到父亲背后，扯住父亲的手、裤腿和皮围裙，谁也不吱声，好像要远远地躲开这位富有的老爷。

      “不行，老爷。不行啊！我不能把任何一个孩子送给您，我们得在一起……”

     富人无奈，只好要他们别再唱歌了。作为补偿，他给靴匠1000本戈。随后回到楼上去继续他的无聊时光。

     亚诺什小心翼翼地将钱锁进箱子，藏好钥匙，内心五味杂陈。孩子们噘着嘴，不说话。屋里笼罩着冰冷而令人窒息的气氛。

     亚诺什坐下，又习惯性地做起靴子来。拿着皮料，他裁着，削着，不知不觉又哼起那首歌。似乎有微弱的声音在应和？抬头一看，孩子们闪着亮晶晶的眼睛，正围着他小声哼唱。他一脚踢开椅子，打开木箱，翻出那1000本戈，三步两步跑到楼上。

     “老爷，请收回您的钱，让我们唱吧！我们高兴，这比1000本戈重要啊……”

     没等富人反应过来，，亚诺什就将钞票放到桌上，转身跑回了家。他挨个亲吻孩子，屋里重新响起了优美而纯净的歌声……

     唱着唱着，望着简陋的厨房，想起锅里的白水煮土豆，亚诺什又为把钱送还感到一丝歉疚。圣诞节，除了歌声，孩子们是不是也得有点儿奶酪和香肠呢？孩子们的歌声很快淹没了他的不安。

     富有的老爷在第九个房间里来回踱步，思忖着，诧异着，在这个世界上，别人究竟寻到了什么快乐？                            （有删改）

回家

朱道能

    日暮时分，他终于赶回了家乡。

    村口的小商店早早亮起了灯光。有几个乡邻在说着闲话。见了他，都一脸热情地招呼着。他立即放下大包小包，连连回应，一一敬烟。

    刚唠了几句，爹来了。

    “回了。”爹的话，永远是那么简明。然后就去提地上的行李。

    有人对他说：“你爹都来瞄几趟了。”

    也有人对他爹说：“养儿不要多，一个顶十个呀——老哥好福气哟。”

    爹拿眼去瞅儿子，嘿嘿地笑。

    回到家，把脸一洗，娘已经把七大碟八大碗摆上了桌子。爹悄无声息地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来。

    一看这酒，他愣了一下。去年春节前，妻子冰在单位分了八瓶抵债的高档白酒。初一给领导拜年拎去了两瓶，可一看领导家的酒柜，就又悄悄拎了回来。后来这酒，就送了岳父两瓶，客户四瓶，朋友来家喝了一瓶，余下这一瓶，回老家时塞进了提包，他想让一辈子只喝两块五一斤土烧的父亲，也尝尝这百元佳酿的滋味。

    娘说：“这酒你爹稀罕着哩，过生日时都舍不得拿出来喝一口。”

    爹打开酒盖，先给他倒满，然后给自己满上端起来，和儿子轻轻一碰，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他心头一热，为不苟言笑的父亲和儿子这尽在不言中的一碰。

    于是，他也一饮而尽。

    娘嗔怪道：“瞧你爷俩，慢点喝，跟谁抢呀？吃菜，吃菜……”

    就这样杯来盏去，一瓶酒很快去了大半。

    他说：“爹，你少喝点。”

    娘说：“老头子，身体不好，别逞能了。”

    爹说：“没事。”

    又是一杯。

    酒见底了，爹也醉了。

    他扶起爹，爹的头就软软地靠在他肩上。这一瞬间，他才突然发现，儿时印象中无所不能的父亲，竟然如此的瘦小羸弱……

    他几乎是搂抱着把爹放在了床上。爹的手还一直抓着他的胳膊，嘴里还含糊不清地絮语着。他拉过被子，把爹的手轻轻塞进被窝。

    出来时，娘已经收拾好饭桌。

    有杯茶，热气腾腾地等着他。

    娘说：“你爹是高兴啦。”

    他点点头。

    “你爹是高兴啦，”娘又重复了一遍，“你们寄回来的纸片片，可给你爹长脸了……”

纸片片？他愣住了。

    娘说：“就是那啥……那啥……”便转身进屋，拿出一个包，解了一层又一层，露出的是——一张明信片。

    他想起来了，那是春节前，儿子蛋蛋从学校带回几张学校发的明信片，说是要完成“感恩”的家庭作业。

    他说：“算了吧，你爷奶都不识字，寄回去了也没有用。”

    儿子说：“不嘛，老师说一定要寄的。”于是，他就替儿子写地址。在写“溡河村”时，还一时想不起“溡”字是不是应该有个三点水。有多少年没有给父母写信了呢？仔细想想，应该追溯到上大学的时候了。

    他看儿子一笔一画地写道：祝爷爷奶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

    他见下面还有大片空白，就提笔续了一句：祝爹妈笑口常开，健康长寿！

    儿子见了，又拿起笔递给妻子：“妈妈，你也写一句……”

    于是妻子也写了一句。

    然后，儿子交到学校，统一寄发了。

    如果不提起，他早已忘记了这张“纸片片”了。

    他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却烫得直吐舌头。

    娘还在说：“这张纸片片，邮递员就送在村口商店里，好多人都看了，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儿子孝顺，孙子乖，媳妇也懂得礼数……”

    “你爹才没有出息呢，跟俺一样，是个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却没事捧着这个纸片片，左瞅瞅右瞄瞄的……”

    说着，娘就笑出了声。

    他也跟着笑，肌肉却有些僵硬。

    “前几天，你爹还说呢，掰个指头算一算，冰冰有五年没回了，蛋蛋也有三年没回了……”

    娘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他立即道：“原来是准备回的，冰冰单位要临时值班，孩子也要上补习班……”说这话时，他感觉脸在发烫。

    娘也立即说：“知道，知道。你爹还说了，你以后也不要年年回了。爹妈知道你们在城里的难处，喝口凉水都要花钱买。回来一趟，这七大姑八大姨的，你不容易啊……”

    说到这里，娘的眼圈突然红了：“你爹娘没有啥本事，出门在外都靠你自个勤扒苦做的——以后逢年过节，给俺们寄个纸片片啥的就行了。省俩钱儿，好给咱的蛋蛋上大学……”

    他鼻子一酸，说：“娘，你别这样说……”顿了顿，又大声道：“跟俺爹说，明年过年，我们全家一定回来！”

    在里屋，爹的鼾声正响。

（选自《天池》2009年第9期，有删改）

庐山瀑布云

陈世旭

    老廖一整夜都睁着眼睛坐在值班室的电话机旁。

    昨天中午，突然接到从青海来的电话，说地质学家彭工下午到达山下的火车站，请接站。老廖一下懵了头。疗养院的大客车和面包车不到傍晚回不来。留在家里的一辆备用小车，被韦局长坚持要去了。

    老廖没有见过彭工，却对他很熟悉，有关他的报道，老廖读过很多：上世纪50年代从国外回来，在柴达木一待就是好几十年，50岁刚出头，发顶早谢，一次次拒绝中科院给他安排的疗养。天下没有比高原更好的地方，他总是说。老廖在今年的疗养员名单中见到了彭工，心里一样没抱什么指望，尽管对见到他几乎有一种渴望。

    他却来了。

    这一次，他不得不来。

    半年前，体检发现他的心脏“传导阻滞，心跳过缓”。他说，我立个字据吧，死了和组织没关系，又一次领着考察队去了西藏盐湖。钻探芒硝矿层时卡了钻，只有扩孔，钻孔越来越大，钻塔开始倾斜，彭工脱了衣服跳进高原寒得彻骨的卤水。卤水浮力大，人沉不下去，他急了，让坑边的人用脚把他踩进去。

    他后来住了一个月医院。出院后，被强行要求来庐山疗养院。

    正值旅游旺季，整整一下午，老廖也没有借到车。只有让韦局长坐的那辆小车去接彭工。

    韦局长很不高兴，他把住车门，理论了好半天，等司机急急忙忙把小车开到火车站，最后一批旅客已经走出车站广场。

    司机没有接到彭工，只好一路缓缓留意着，把车开回来。

    老廖一整夜等的，就是彭工的电话。

    窗外，黑了好像有100年。老廖就坐在这100年的黑暗中静听着山风在树林中穿过，虫子在草丛中鸣唱。科学曾经使多少人付出了最可珍贵的青春和生命。老廖不懂科学，但是他对科学和科学家有一种天生的崇敬。

    天渐渐亮了，阳光穿过稠密的树林倾泻下来，响起了越来越嘈杂的声音：鸟叫，保健操的音乐，开早饭的电铃……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清新、明亮、温馨、欢快。

    下面有人喊他，他猛地站起，推开窗户：

    “什么事？”

    “餐厅里吵起来了。”

    韦局长昨天从山下回来开始腹泻，他认为食堂的饭菜有问题。

    “回头我们再了解一下还有多少人闹肚子了。”

    “好笑！有一个还不够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管理员和颜悦色，“假如腹泻不普遍，那就还得找别的原因。比方说，您昨天是不是喝过泉水了？”

    “这跟泉水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看看你们做的饭菜！”

    “饭菜都是我做的。我自己吃了，拉的屎你嚼都嚼不烂！”食堂大厨挤了进来。

    “对不起，真对不起。”老廖赶快过去，连连道歉，“我们一定严肃处理，一定。”

    “无法无天，无法无天！这么一团糟，怎么会不把大科学家给弄丢了！送我走，立刻！”

    上了小车的韦局长不停地长吁短叹：居然弄了这么一帮人来管理疗养院，科学家来这里谈何疗养，简直就是受迫害……我看彭工不来倒是对了。何苦来受罪呢……

    “停车！”

    老廖突然喊。

    老廖发现了一个人。那个人秃顶，两腮下塌，在庐山早晨一尘不染的阳光下，沿着牯岭街心公园的小道，向园门外缓缓走来。

    老廖直直地盯着这个离车窗越来越近的人。

    不错，是他，一定是他。

    老廖推开车门，跳出去——

    “请问，您是彭工？”

    “是啊，您是？”

    “我是疗养院的。我们昨天中午接到您要来的电话，可把我们找苦了。”

    老廖的两条腿微微发抖。

    “哎——呀，”彭工声音喑哑，“抱歉，抱歉！我该主动跟你们联系的。”

    “您来了就好。”

    老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我昨天就上山了，坐旅游车上来的。天快黑了，我想你们都该下班了，不好去麻烦你们。”

    “您在哪里过夜的呢？”

    “那里。”

    彭工回过头，指了指街心公园的草地。“这里真绿，绿得醉人。”

    彭工仰起清瘦枯槁的脸，陶醉地眯着眼睛，两边塌陷的腮帮子翕动着。

    “我昨天睡得真好。”

    “彭工……”

    老廖的泪水夺眶而出：

    “苦了您了！”

    “苦？怎么会苦？我喜欢露营，在戈壁滩露营惯了。这里枕的、垫的是这么厚的绿草，享受得很，简直就是奢侈了。”

    彭工像儿童一样笑着。

    老廖一把从彭工手上拿过行李箱，走回车子，拉开后车门，对里面的韦局长说：

    “跟您打个商量，请您下车来等一等，我把彭工送回疗养院，再来送您下山，行吗？”

    车子里没有回答。

    前面，碧蓝碧蓝的天空下，雪一样洁白耀眼的庐山瀑布云，正从日照峰那一面翻越过来，波涛汹涌，漫无边际，滚滚而下。

（有删改）

两个人的历史

余华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个名叫谭博的男孩和一个名叫兰花的女孩，共同坐在阳光无法照耀的台阶上。作为少爷的谭博和作为女佣女儿的兰花，时常这样坐在一起悄悄谈论着他们的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十六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身躯里青春荡漾，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在这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最近，他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这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清醒时也异常强烈。“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她重现了一九三〇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他听完微微一笑，说：“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一九五〇年四月，作为解放军某文工团团长的谭博，回到了他的一别就是十年的家中。此刻全国已经解放，那时候兰花依然居住在他的家中，只是不再是他母亲的女佣，开始独立地享受起自己的生活。谭博英姿勃发走入家中的情景，给兰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兰花已经儿女成堆了，她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苗条，粗壮的腰扭动时抹杀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在此之前，兰花曾梦见谭博回家的情景，居然和现实中的谭博回来一模一样。因此在某一日中午，当兰花的丈夫出门之后，兰花告诉了谭博她梦中的情景。“你就是这样回来的。”兰花说。谭博听后也回想起了他在回家路上的某一梦，梦中有兰花出现，但兰花依然是少女时期的形象。

    “我也梦见过你。”谭博说。他看到此刻变得十分粗壮的兰花，不愿费舌去叙说她昔日的美丽。有关兰花的梦，在谭博那里将永远地销声匿迹。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垂头丧气的谭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他是来料理后事的。此刻兰花的儿女基本上已经长大成人。谭博身穿破烂的黑棉袄在兰花身旁经过时，略略站住了一会儿，向兰花胆战心惊地笑了笑。兰花看到他后轻轻“哦”了一声。于是他才放心地朝自己屋内走去。过了一会儿，兰花敲响了他的屋门，然后问他：“有什么需要我？”谭博不知该说些什么。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兰花设法通知他的。这一次，两人无梦可谈。

    一九八五年十月。已经离休回家的谭博，终日坐在院内晒着太阳。还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怕冷了。兰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依然十分健壮。她将一盆衣服搬到水泥板上，开始洗刷衣服。谭博眯缝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臂如何有力地摆动。在一片“唰唰”声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兰花：他近来时常梦见自己走在桥上时，桥突然塌了。走在房屋旁时，上面的瓦片奔他脑袋飞来。兰花听了没有作声，依然洗着衣服。谭博问：“你有这样的梦吗？”“我没有。”兰花摇摇头。

（有删改）

换茬

刘正权

    春酒还没吃完，春分就开始刨园子了。

    园子里其实没啥可刨的，除了不包心的白菜就是菠菜，小青菜也有，不过都像纽扣似的扣在地上，春寒刚过，还没来得及舒展叶片。

    春分是对那畦老韭菜动上了心思，二贵跟在春分身后，不情不愿的。二贵说：“春捂秋冻，园子的菜刚缓过劲儿，还得在土里再捂捂才好！”春分白一眼二贵，就没好话还嘴了：“是你自己想捂酒杯子才对吧?”春捂秋冻是说气候和穿着上的事呢，跟园田无关。

    春分把锹递给二贵，说：“你把韭菜给全挖出来，我把根分一分，去掉老根老系，选那壮实的，芽旺的，重新排！”

    “排”是“栽”的意思，韭菜根小，得一丛一丛排一起，挤着长，那长相才欢实。

    二贵还是不想动锹，就扯由头说：“小刚来电话了！”二贵知道春分最惦记小刚，年前一听说他打工不回家过年，连腊货都少备了一半。

    春分这回却没把宝贝儿子的电话当宝，只淡淡“嗯”了一声，接着说：“哪天他不来一回电话?”二贵只好怏怏下了锹，气不顺使劲就大，一锹翻起一大丛韭菜根来。春分弯下腰，拎起那丛韭菜，用铲子敲散土，把韭菜一根一根理开，剪去根须，往一边放，准备待会排。

    二贵撇了下嘴说：“好端端地长土里，非得挖出来再排进去，当是移栽油菜，能增产啊！”

    春分不吭气，她知道二贵有情绪，男人的德行得顺了毛摸，惹急了免不了鸡飞狗跳的。

    二贵又嘟哝：“小刚说，去年形势就不怎么好，那个厂今年怕待不下去了！”

    春分说：“是吗?换个厂也好。地不换茬不长，人不挪窝不旺，儿子想换新环境跟这韭菜地换茬不也一样吗?”一茬一茬剪得齐齐整整的韭菜根带着芽就在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话中重新排进了土。

    小刚的电话又来了。这次是打给春分的，小刚说：“娘，我联系了个新厂。新厂离市区远，我不想在厂里往，条件差！”

    春分冷了口气说：“那你回来住吧，家里条件不差，有爹有娘侍候着！”小刚没了声音，挂了电话，小刚听出娘是话里有话。二贵说：“你咋这样跟孩子说话呢?”春分说：“出门在外就要吃得苦，不然啥能耐也不会长！”

    二贵还要说话，春分说：“你忘了去年那畦萝卜啊！”二贵就想起来了，去年入秋时，他把一车鸡粪全撒到那畦萝卜地里，结果腊月里，那萝卜全烧得空了心。

    “莫非你也想儿子出去几年成个空心萝卜回来?”春分又白了一眼二贵，二贵悻悻地闭了嘴。

    反正春酒是没得吃了，二贵干脆一甩外套，说：“做就做个够，顺手把那行葱也给分了吧！”二贵知道眼下分葱还早了点，故意拿话挤对春分。

    哪知春分一拍手，说：“我正想说呢，这几天听了天气预报，说一周内温度回升，分葱正是时候呢！”

    二贵懊恼地拍了一下脑门，咋睁着眼往枪口上撞呢。二贵毕竟不是懒人，一旦干顺了手，就觉得眼里的活都该干。当春分还在排葱时，二贵抽空回了趟家。春分以为二贵口渴了回去喝茶，没曾想二贵却从屋里拎了水桶和瓢来，他是给韭菜浇定根水呢。

    二贵三两瓢就把韭菜地浇了，又气喘吁吁拎了桶要浇刚分好的葱。

    春分手一伸：“别添乱，这葱不能浇的！”

二贵很奇怪：“咋啦，韭菜能浇，葱不能浇?”

    春分说：“那韭菜是老根，水分少，老根扎进新土，得定根，让芽吸收水分往上长，这葱就不一样。”

    “这葱就不一样啊?”二贵没想到，种个菜还那么多学问。

    “葱白里水分多，你就是挖起来放一边剪掉叶，过三五天它也会从里面长出新叶的！”春分说。二贵一想也是的，放久了的蒜啊葱啊还真是这么回事，能从里面长出新叶。

    “还有一宗你不晓得，”春分停了一下又说，“这刚分的葱得等上面的叶给太阳晒破叶管，新叶才能钻出来，有时候，环境恶劣点也未必是坏事。”

    “万物有万物的活法呢！”二贵感叹说。

    “所以啊！”春分意味深长看一眼二贵，“我先前才会那样给小刚说话。”

    二贵放下水桶，憨憨地笑，说：“我咋就没想到刚才你是给小刚换茬呢！”

    “你啊，吃春酒吃昏了头，只晓得换酒的茬，哪记得换人的茬！”

    春分说完扛起锹，大步跨过那畦菜地。

    一阵风吹过，新排的韭菜和葱苗舒伸开来，一片新绿呢！

(有删改)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分配在各小队。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因为规则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让他们休息一阵子。自己就招呼梯田下边沟岸上教徒弟们种田地的副组长王新春过来闲谈一会。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①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就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②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块地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攫头一攫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③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也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土改以后，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着就合适了！”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脱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也说：“爹！你就戴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

以后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戴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戴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正忙着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见买杈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搂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④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戴上。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停，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因为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他想：“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算了，不找它了！这手套对我也没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