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我小的时候，家乡的大年从腊月初一就开始预热，一天比一天增温，一天比一天红火，发烧直至年根下。

     腊月初一晚上，家家炒花生、炒瓜子、炒玉米花儿；炒完一锅又一锅；一捆捆柴禾捅进膛里，土炕烫得能烙饼。玉米粒儿在拌着热沙子的铁锅里毕剥毕剥响；我奶奶手拿着锅铲，口中念念有词：“腊月初一蹦一蹦，孩子大人不得病。”花生、瓜子、玉米花儿炒熟了，全装在簸箕里到院里晾脆，然后端进屋来，一家人团团围坐，大吃大嚼，吃得我食火上升，口舌生疮，只得喝烧糊了的锅巴泡出的化食汤。化食汤清净了胃口，烂嘴角的食火消退，又该吃腊八粥了。小米、玉米掺儿、红豆、红薯、红枣、粟子熬成的腊八粥，占全了色、味、香，盛在碗里令人赏心悦目，舍不得吃，可是吃起来却又没有个够，不愿放下筷子。喝过腊八粥，年味儿更浓重。

人生课本

张丽钧

       我曾走进一位语文老师的课堂，听他讲季羡林的散文《幽径悲剧》。他带领孩子们读那一株长在燕园的古藤，读那一株在送走了严冬之后正报恩般地将满枝的花朵捧给人间却不期然被腰斩的古藤。

       季老的心，在那株无辜的古藤前悲哭哀号：“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

       齐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有个漂亮的女生忍不住笑了一下。我知道她在笑什么。

       她一定是在笑那个自称“没出息”的作者，笑他如此胆怯，竟要闭着眼、数着数在一条死藤下通过。“哼，若是换了我，我会睁大眼睛哼着小曲儿通过的！”漂亮女生或许会在心里这样说。

       我忍不住也在心里与这个漂亮女生对话：“孩子，你怎样理解‘没出息’这个词呢？你真的以为那个‘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的人没出息吗？那么，谁是真正有出息的人呢？举刀砍藤的人就有出息吗？无视藤萝半开的花朵猝然失去春天的人就有出息吗？你今天在文中遇到的这个人，是个以为万物有心的人，是个愿意将心比心的人，他把自己的一颗心慷慨地付给了春天的万朵花开，嘱咐它们将自己的心思阐释出不同的芬芳与色彩。他有一些美妙心思，就挂在古藤半开的花朵上，当古藤惨遭杀害，他的心，当真就会疼痛流血啊……”

       如果一个深切地与大地万物互相拥有着的人被称作“没出息”，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成为这“没出息”的信徒呢？还有，孩子，你以为你能哼着歌在死藤下通过就叫“勇敢”吗？你可知道，值得推崇的“勇敢”，原应是老子所说的那种“勇于不敢”啊！勇于敢，是低难度的；勇于不敢，才是高难度的。心存敬畏，方能勇于不敢；勇于不敢，方能神勇无敌啊！

       你又在和大家齐读了：“它的灵魂死守在这里。每到月白风清之夜，它会走出来显圣的……”

       孩子，你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我曾走进高一的语文课堂，听老师讲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那则著名的新闻《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毒气室，焚尸炉，成堆的头发，婴儿的鞋子。400万个生命……“导游也无须多说。他们只消用手指一指就够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让朗读课文的男生声音颤抖。

       终于，她出现在了罗森塔尔的笔下。罗森塔尔写道：“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长得丰满，可爱，皮肤细白，金发碧眼。她在温和地微笑着，似乎是为着一个美好而又隐秘的梦想而微笑……”老师用PPT展示了她的照片，她那不合时宜的美丽与微笑穿越时空，击中了这间教室里的每一个人。

       “她为什么会微笑呢？在这样的时刻，她为什么还会怀有‘美好而又隐秘的梦想’呢？她那‘美好而又隐秘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老师抛出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一个女生说：“我觉得她很像刘和珍，坦然面对死亡，丝毫也不惧怕。她的微笑是勇敢的微笑。”

       一个男生说：“她一定是看到了曙光！她坚信，法西斯的暴行不可能太持久，人民终会取得胜利。她的微笑是自信的微笑。”

       ……

       老师说：“孩子们，对于那一抹微笑的真实内涵，也许你们猜对了，也许你们没有猜对。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关注这一抹微笑、解读这一抹微笑，这个过程多么珍贵啊！你要用自己的心，去贴近那个姑娘的心，感觉到它真实的跳动。当你萌生出了为这一抹微笑写一首小诗的冲动时，那么我想，那个姑娘是欣慰的，罗森塔尔是欣慰的，你的祖国是欣慰的，你的老师是欣慰的……”

（选自《小品文选刊》，有删改）

散步（节选）

莫怀戚

    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

    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

    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我的独立日

（美）米歇尔·西格

    一九七六年，随着独立日的临近，我越来越兴奋。不过，我的兴奋和独立日可没有什么关系，我就要满15岁了。按照法律规定，在这个年龄，我有资格领取受限驾照。所谓受限，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我的监护人必须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独立日前几天我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驾照。我开始幻想自己像电影里的帅哥一样潇洒飙车。不过，母亲的话打断了我的幻想：“祝贺你，儿子。我为你骄傲。但是要记住，一定要安全驾驶。”有点扫兴，但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就要亲自开车了。

    很快，我就亲手握方向盘了。当然，妈妈就坐在我旁边副驾驶的位置上。我的耳根果然没有清净的时候。从坐上副驾驶的位置，妈妈就一直对我说：“不管怎样，一定要记住，不要超过警车。”一路上，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为了能开车，我只能忍受她的唠叨。

    独立日那天，像以往一样，我开车时妈妈坐在我身边。我把车子开上街道的时候，前面大约十码的距离，正好是一辆警车也开上街道。看到警车，妈妈的唠叨变成了大声命令：“麦克，慢一点，不要超过警车。”

    按照妈妈的要求，我把车速从35英里降到30英里。让我奇怪的是，那辆警车把速度降得更慢。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妈妈又重复了她的警告。于是，我又把速度降到了26英里。那辆警车也又一次降低了速度，好像有意和我的车比谁的速度更慢，显然，警车胜利了。我听见妈妈在我耳边不停地喊：“不管怎样，一定记住不要超过警车。”

    我实在是不明白警察为什么要和我比降速。在脑子里把交通规则过了一遍后，我确信除了妈妈的话，没有哪条规则要求我必须以龟速前进。我决定不再听妈妈的话，马上加大了油门，超过了警车。妈妈看着被甩在了后面的警车，绝望地喊道：“天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是告诉过你，永远不要超过警车吗？”

    几乎与此同时，警铃大作。我从后视镜看到了警车也加速跟了上来。警察来到我的窗前，说：“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驾照吗？”我把我的临时驾照给他，他翻来覆去看着驾照，我妈妈试图向他解释；但是，警察打断她，问我：“你学过交通规则，那为什么刚才你开得那么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有偷偷指了指我身边的妈妈。警察看着妈妈说：“夫人，小伙子能把车开得不错，前提是没有你的错误指导。”

    25年后，我回顾我的驾驶经历，发现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被警察逼到路边停车。25年前，整个美国都在庆祝独立的时候，我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庆祝了我的独立。

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

    ①“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1958年，21岁的吴天一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带着这句誓言来到青海。

    ②那时的青海，遍地荒漠，满目苍凉。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面对肆虐的高原疾病，吴天一像胡杨树一样，把根深深扎在青藏高原，以碧血丹心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被藏族群众誉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医生）”。每当谈起自己的经历，吴天一总是说：“中国的高原医学搞得好，不是我吴天一有多了不起，而是高原人民了不起，青藏高原了不起。这里，是我科研事业的‘江河源’！”

    ③吴天一清晰记得，一名退伍军人被紧急送到医院，他呼吸困难，脸色发紫，大口大口的白沫从口鼻中喷出……医生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战场上，敌人的飞机大炮没把我打倒，在高原上得了这种怪病，看样子是挺不过去了！”患者离世前的这句话，刺痛了吴天一的心。

    ④此后，这种要命的“怪病”接连出现。吴天一意识到，这不是寻常的肺炎、肺充血症，而是高原低氧环境中的特发性疾病。当时，国内关于高原医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吴天一暗下决心，要闯一闯这片“无人区”！经验表明，只有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0%以上，才能准确掌握疾病的人群分布和患病因素。而在高原上，牧民的毡房动辄相隔几公里，调查之难可想而知。

    ⑤“群体调查，一家也不能落！问题，可能就在这一家。”话音未落，吴天一蹬上皮靴，戴上毡帽，跃上骏马，置着冰雪风沙，向最高最远的地方奔去。吴天一边治病、边调查，这项调查持续多年，覆盖人群达10万。在系统摸底基础上，吴天一首先提出了“高原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等理论，钻研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高原病防治措施。

    ⑥吴天一写了一篇介绍高原藏族人群的科普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篇短文竟给他带来了意外收获。“吴天一，你在美国的父母来电话找你了！”1981年的一天，吴天一刚从昆仑山西大滩考察归来，同事兴奋地告诉他。

    ⑦原来，早在1948年，吴天一11岁时，就同远在美国的所有亲人失去了联系。30 多年来，他独自生活、求学、参军、从医。

    ⑧机缚巧合，大洋彼岸的妹妹翻看报纸时，“吴天一”的名字令她抨然心动。一番辗转联络，电话两端，无尽唏嘘。父母和妹妹向吴天一倾诉相思之苦，呼唤他来美国定居。

    ⑨吴天一渴望团聚，但他放不下晕爱的事业，更放不下肯氮高原和这里的人民。“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离开这里！等攻克‘高原人类适应和高原病防治’的课题后，我再去看望你们！”在给父母的信中，吴天一写道。这又是一次无悔的选择。

    ⑩常年穿行于高山、草地、冰川，吴天一数不清遭遇过多少回事故。如今84岁的他，虽全身曾14处骨折，却步履稳健虽经历两次耳联穿孔、多次白内障手术，却耳聪目明。每年，他都坚持带队到“黄果树”（黄南、果洛、玉树）等地又诊。

    ⑪2021年6月底，吴天一由西宁启程前往北京，参加“七一勤拿”颁授仪式。透过飞机舷窗，他深情凝望着这片扎根63年的土地————昔日的荒山，早已变了模样；天壁滩上，胡杨林蓬勃生长一条条江河，在高原流淌，百折不回，奔向远方……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