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能单纯娱乐化

王蒙

    近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包括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以及文化服务的扩大与广大受众的参与。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现象令人担忧，就是好作品淹没在平庸、苍白、空心、浅薄以及炒作、消费化、单纯娱乐化的作品当中。

    文学艺术当然有娱乐消费的功能，但它们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精神瑰宝、精神能量的表现，它体现着也充实着、提升着受众的灵魂。我们应该有鲜明的、权威的、富有公信力的评论，这种评论能入情入理、立意高远、令人信服：它们应该告诉世人哪些文学作品是真正优秀的乃至杰出的。卖得最多的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点击率和受到时人夸赞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有一套理论与价值标准，要有对于真正好作品的体贴与把握，热情与信心，要取法乎上，攀登精神生活的高峰，不能任由那些准广告式炒作式与跟风套话式的所谓评论大行其道。同时，还要告诉受众，有些作品其实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可以包容的；与此同时，评论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出：这些作品是有着相当令人遗憾的方面的，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提出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水准更加相称的要求与期待的。

    传播在文艺推广方面的作用非常大，媒体不能带低俗这个头。现在传媒上有些说法是在跟着那些风格轻佻低下的“娱记”的风向走，接受了很多境外趸入的使严肃的文艺工作者相当反感的说法。尤其是电视节目里，许多都是计划好了的，到了某个地方，要让参与者和观众流泪。如果感情变成了兜售手段，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文艺呢？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眼泪呢？还有走光卖萌之类的，令人不齿。有的演员干脆在舞台上向观众要掌声，甚至以掌声能带来好运将观众的军，未免有失文艺的尊严与风度。我们的文艺不能浸泡在营销计谋、人云亦云与装腔作势的浑水里，传媒不能成为娱乐市场的附庸，不要与娱乐市场合谋，而要有一个正大光明、高尚庄重、对文学艺术与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的传媒要去呼唤经典、呼唤真正的好的文艺作品。

    现在外国人办一个奖，口气大、规格高、人气旺。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还有诺贝尔奖等等，这些评奖活动都有极高的规格。于是就有一些朋友、同行，把作品的评价寄托在国际奖项上，令人深思。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我们的文艺需要有国家主体的高端评奖，也要在条件成熟时举办世界性的至少是华文作品的评奖，形成我们自己在文艺方面的评价体系与全球影响力。说到底，这方面的推进有助于显现我们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有助于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高志向境界，激励创造力与精益求精精神，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1日12版）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中华武术讲究术道并重

    中华武术，又被称为“中国功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既包括实战、搏击的拳法招式以及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锻炼方法，更承载着积极向上、自强不息、以德服人、以和为贵的优秀理念。由此，传统上我们提倡“以德服人”“以武会友”，本质上是为了提升技艺、促进友谊，而不是一味地好勇斗狠。

    武术是中华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健身方法和文化现象。中国武术由“击”和“舞”两种形式构成，“击”即原始的打斗、搏击，“舞”即套路表演。冷兵器时代，对抗性武术是主流，是军事作战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进步，武术逐渐脱离军事武艺，以技击性与艺术性相融合的形式而独立存在。从春秋越女论剑、秦末项庄舞剑，到唐代公孙大娘舞剑器及唐将军裴旻剑舞，都显示出武术不再是纯粹的“暴力打斗”，而成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百姓娱乐和生活的一部分。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原始本能的抵御外敌、自我保护的武技，诸如泰拳、跆拳道、巴西柔术等也包含各自的“套路”。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也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显著特点。但不同的是，中国武术受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影响，将人与自然、人体各部分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而形成技法中“内外三合”“周身一家”“形神兼备”等特色内容，演练风格强调“形神兼备、内外兼修”，练习内容注重“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习武者把“闻道”“求道”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追求人我和谐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武术讲究的是“术道并重”。其中，注重武德，是中华武术区别于中华文化圈以外众多技击术的显著文化特征。

    未曾习武先修德，未曾学艺先习礼。我们知道，武德是武术在漫长的实践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中说：“武者，止戈也！”它说的是，“武”字造字之初，就是用武力消灭武力、达到和平之义。《左传》提出，武有七德，如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等。武术的基本规范抱拳礼，寓意着崇德尚礼。坚韧不拔、忠义纯笃、谦和恭敬等厂更是对习武者的基本要求。

    武术的现代化传承需要扬弃旧武德思想中的糟粕，继承和发展传统武德中的精华，关键是树立高尚的品德与宏大的胸怀、气魄，进而培养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弘扬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摘选自《传统武术传承要真正面向大众》）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选择的自由，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201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如果说要找出共享经济的最大亮点，那么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引领了波澜壮阔的创业浪潮。自2011年以来，每一到两年都有一些领域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如2011年到2013年，诞生了以在线短租为主的住房共享创新浪潮；2013年到2015年，有了各家资本裹挟下的网约车烧钱大战；2015年到2016年，产生了直播、短视频等知识共享的创业潮，以及2016年至今骤然从高潮到低谷的共享单车等。此外，还有生产制造共享、劳务共享、科研资源共享等层出不穷。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创业潮，搅动了原有的商业格局，重构了我们的生活模式，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但若要总结共享经济的一些教训，那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享经济产生了许多“泡沫”，造成了虚假繁荣。拿这一波“风口”上的共享单车来说，就在去年还“风生水起”，转眼间就遇到寒冬，原因何在?是因为市场快速发展引来资本竞逐，甚至为抢占市场采取恶性补贴，却忽略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改进，轻视了和地方管理之间的磨合。更有一些“共享经济”，只是炒作概念而没有实质，如共享宿舍、共享衣服、共享马扎等，实际是人为制造的“伪需求”。还有一些“共享经济”概念，言必称颠覆传统，态度十分激进，但是却忘记了传统产业也有自身特点和优点，如果不尊重、不理解甚至敌视传统，就很容易闭门造车、凌空蹈虚，造成“空中楼阁”。

    材料二：

    共享经济拉动就业成效显著，助力实现包容性增长。

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员工数达716万人，比上年增长22.3%。

    2015—2017年我国经济平台员工数

    材料三：

    资本退出之后，谁来填补空缺?这可能是共享经济下半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用户的押金并非问题的正确答案。“对于互联网租赁企业，生存之道不是要盯着用户的押金，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这样资本退出之后，才不至于有釜底抽薪的感觉。”上述共享汽车平台投资人表示。

    “对于租赁企业来说，收取押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消费者不去故意损毁单车，维持运营秩序。而此目的，还可以通过建立消费者信用体系和正向鼓励等多重手段实现，不一定只依赖于押金。”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项目部主任刘岱宗说。

    “要防止共享经济的异化，警惕那些只为吸引眼球，而无法探索出可持续经营模式的共享经济项目。”熊猫资本合伙人梁维弘认为，共享经济发展已背离共享初衷，不但没有利用闲置资源并使其流动起来，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

    材料四：

    共享经济主要通过对资源的共同分享，实现资源利用效果和程度的最大化，促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更加开放和互动。然而，在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对闲置资源进行优化利用的过程中，空间作为资源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比一般物品的资源共享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这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大数据技术发展为背景，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分享，从而达到大多数人参与的目的，但由于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监管并不全面，信息在分享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泄露等问题，导致相关主体利益复杂化。比如，一些企业打着“发展共享经济”的幌子，堂而皇之地从事非法集资、窃取用户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共享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其本质而言，资源拥有权与使用权的界限、界定是十分清晰的。然而现阶段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共享经济，大多数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资源提供者与个人需求相互联系，平台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设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雇佣模式，更多是偏向于联盟的作用关系，这就导致部分企业企图以单纯提供信息平台为由规避风险与责任。

材料一：

百年前，老京张铁路实现了我国自主设计建设零的突破，詹天佑和他设计的“人”字形八达岭线路让国人振奋；2019年底开通的新京张高铁，成为第一条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实现自动驾驶等功能的智能高铁。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新老京张铁路见证了中国铁路的百年飞跃。

科技创新的时代大潮奔腾不息。除了高铁这张响亮的名片，我国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也已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我国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纪录。2020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中国创新能力持续位居世界前15行列，是跻身综合排名前30位的作一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商标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著作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连年提升，2019年达到7.39%。

正如所说，总的看，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1950年，我国颁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等知识产权法规，对实施专利、商标制度作出了初步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知识产权工作逐步走工正现化轨道。

（摘编自《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科学指南》，《求是》杂志编辑部2021年O月02日）

材料二：

科技实力直接关系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核心技术、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谁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任凭风浪起，稳坐约鱼船”，赢得长远发展的巨大优势。

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提升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各国都千方百计筑强已有的科技优势，而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换不来的，在引进高新技术上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我们必须奋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首要的是明晰主攻方向。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将现存的“卡脖子”环节逐个攻克。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创新创造者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搞好相关服务；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努力解决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问题，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价值链；要狠抓创新体系建设，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同时也要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重点是抓好科技创新主体。既要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又需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力争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没有科技的自立自强就没有出路。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长期性、艰巨性，凝前谋划，保持定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保已经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真正落实到位，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技创新的动力引擎。

（摘编自何铁城《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解放军报》2020年11月09日）

材料三：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自主创新的内容而非内涵。自主创新的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

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实力上，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最终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它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和发展的筋骨，是一国持久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也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对于企业来说，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自主集成和应用各种技术知识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包括技术搜索能力、学习能力、研究开发能力等；对于国家来说，自主创新能力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意识地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流动和应用并在此过程中创造财富从而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一种制度能力，而不完全是一种技术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等同于国家竞争力。

（摘编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