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境界（节选）

朱光潜

    无论是欣赏还是创造，都必须见到一种诗的境界。“见”字最紧要。凡所见皆成境界，但不全是诗的境界。一种境界是否能成为诗的境界，全靠“见”的作用如何，见是产生诗的境界的重要条件。

    诗的“见”为“直觉”，有“见”即有“觉”，觉可为“直觉”，亦可为“知觉”。直觉必须是对于个别事物的知，知觉必须是对于诸事物中关系的知，亦称“名理的知”。例如看见一株梅花，你觉得“这是梅花”，“它是冬天开花的木本植物”，“它的花是香的，可以摘来插瓶或送人”等等，你所觉到的是梅花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就是它的“意义”。意义都从关系见出，了解意义的知就是“名理的知”。但所觉对象除开它的意义之外，尚有它本身形象，在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如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在你心中的“意象”。这种“觉”就是“直觉”。

    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比如说读崔颢《长干行》，你必须在一顷刻中把它所写的情境看成一幅新鲜的图画，或是一幕生动的戏剧，让它笼罩住你的全部意识，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玩味它，以至于把它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暂时忘去。在这一顷刻中你不能同时起“它是一首唐人五绝”、“它用平声韵”、“横塘是某处地名”之类的联想。这些联想一发生，你就从诗的境界迁到名理世界和实际世界了，这并非否认思考和联想对于诗的重要。作诗和读诗，都必用思考，都必起联想，甚至于思考愈周密，诗的境界愈深刻；联想愈丰富，诗的境界愈完美。但是在用思考引起联想时，你的心思在旁驰博骛，决不能同时直觉到完整的诗的境界。思想与联想只是酝酿工作，直觉的知常进为名理的知，名理的知亦可酿成直觉的知，但决不能同时进行，因为心本无二用，而直觉的特色尤在凝神注视。读一首诗和作一首诗都常须经过艰苦思索，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的突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这种现象通常被人称为“灵感”，诗的境界的突现都起于灵感。

    一种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形象，就还不成为诗的境界。一首诗如果不能令人当作独立自足的意象来看，那还有芜杂凑塞或空虚的毛病，就不能算是好诗。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着一微点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它可以在无数心灵中继续复现而不落于陈腐，因为它能够在每个欣赏者当时当境的特殊性格与情趣中吸取新鲜生命。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无限的，是永远新鲜的。

（摘编自朱光潜《诗的境界》）

从希腊人开始，西方人一直认为，整个存在，包括宇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原因。西方艺术的源头是希腊的雕塑和建筑，建筑的空间位置讲究各种数比关系和几何秩序，人体雕塑中各种秩序、比例的和谐是希腊艺术家所孜孜以求的，因此西洋画特别讲究从形体光色关系上苛求细节、越来越精细逼真，毫发不左地模仿自然，刻意求实，然而东方民族的整体自然观．导致中国人不信赖自己的视觉印象，认为越是想努力把握自己所面对的自然，便越是难以把握其原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在中国艺术家看来，人是万物万象中的一个有限物，他是不可能认识自然的，在“以为有物”，而“未使有封”之际，方可保留天机的完整。而“一旦有封”(分类、概念化)， 一旦有“是非”之分(有判断)，天机的完整性便开始分化、破碎。因此，中国艺术家认为，写实只是雕虫小技，苏轼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因为人是无法表现自然之道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即“封死则道亡”。这一切都使中国艺术家放弃再现和模仿自然的冲动。中国画的意境是虚静空灵，笔墨是简率疏淡，他们遵从庄子的指引，“无知”，“无为”、“无我”、“心斋”、“坐忘”。因为“有我”，才会有恐惧，有苦恼。西方人就是因为“有我”，才会妄自尊大地想要规划世界，解释世界。而“丧我”、“无知”，不用自己的思维分解这个世界，就能量新拥抱原有的具体的世界。因此，依照老庄哲学，中国人在自己的诗词，书法和绘画中，不仅没有否定自然，反而找到了“离形去知”的解脱方式，这成了中国人拥抱自然、跃身大化、天人合一的内在动因。艺术家只有放弃对物象外形的追求，才能在忘我的宁静中进入自然现象内部而与之呼吸与共。在中国画中和谐生动、灵气往来，艺术家浑然坐忘于山水花鸟之间?如树，如山、如水、如云。有西方艺术评论家说： “中国画虽然讲究空灵，却又最写实，最超越自然而又最接近自然，是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又是自然本身。”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有某些鲜明的个性，其思维的特点是“抽象而不彻底”，是带有具体的抽象，带着感性的理性，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问的一种状态。

     因此，由于东方人的哲学，由于坚信人用“心”思考，而不像西方入很早就知道人用“脑”思考，这样的哲学，触动中国人的是“抽象而不彻底”的美感(粱漱溟先生用“心役于形”概括)。东方人接受了不可理解的天地万物的存在，并一直同这种无意义性共处，故在东方人看来很自然的表意特征的艺术形式，就同生活本身—样没有形式、—样正常，一样无理挫，如果西方艺术家认为东方音乐“没有意义”，那么，东方人完全可以回答，这是自然本身的无意义性，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没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而一切西方古典文学、艺术都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_的理性次序。西方艺术传统还对崇高和平庸的、事物严格加以区分，要求以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处理最崇高的主题，因此对东方人盛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趣味目瞪口呆，不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家对自己继承下来的古典艺术传统普遍不满，甚至无法忍受，这是因为他们对待世界的整个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20世纪的西方艺术评论家说：“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致命的倾向一一要成为科学*．可谓—语中的，而摄影和影视技术的出现更让西方传统的写实艺术理想无立足之地，他们感到了理智的苍白与可怕。辜鸿铭老先生看得真切，他说现代西方艺术乃至人文学科是在。心灵与理智的可怕战场”上厮杀，是在“洒满墨水的世纪”为求生存而战斗，可斗来斗去，仍然摆脱不了科学的纠缠，这不，它们双双走在“彻底抽象化”的道路上，只不过科学是理性的抽象化建构，艺术是用抽象表达对非理性的尊重，真是貌离神合啊!

                                         一一选自《中国艺术在东西方的对视中》，有删节

    秦砖汉瓦，并非专指“秦朝的砖，汉代的瓦”，而是泛指秦汉时期的青砖与古瓦。它们历千年而不朽，以精美的文字、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现实世界与美好愿景。秦兵马俑的千军万马与气势万钧，见证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用这种技术去制造宫殿上的陶瓦，不难想见它们的坚固与华美。精美的陶瓦被广泛用于秦阿房宫的营建。因为瓦当向外，所以或印图案，或刻文字，兼具建筑与装饰的作用。它们承载着精美而丰富的图文，就像秦汉建筑上的“徽章”，宣告着早期宫殿“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营建法则。现在出土的秦代瓦当上，图象多为鹿、豹、鱼、鸟等动物纹。这种动物情结源自秦人祖先的游牧狩猎活动。此后，汉承秦制，国力更加强盛，建长乐等四十余座宫殿，瓦当图案的艺术性也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瓦当最为出色。四神兽瓦当的构图饱满得当，造型夸张，气势磅礴，雍容堂皇。时至今日，但凡在当代设计中使用到四兽形象，都无法摆脱瓦当神兽造型的影响。除了动物纹饰，云纹瓦当也广为使用。云纹瓦当成为图案瓦当的主流与秦皇汉武等帝王渴望求仙升天、永享荣华的思想不无关系。而瓦当纹饰发展到西汉时，又出现了文字瓦当。“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文字瓦当就表达出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人们的普遍愿望。西汉留下的金石文字甚少，瓦文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极富意味的篆法变化丰富，又浑然天成，即使今天的篆刻、书法名家也要自叹不如。

    在砖上印画、施彩，最早是在战国，但真正蔚为大观并成为一种艺术，则在两汉。这些砖，被称为“画像砖”，它们用于一般的建筑或墓室装饰。对后人而言，“画像砖”的“画像”意义更要大于“砖”。这些砖上，有的描绘的是人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宴飨、乐舞、狩猎、市集等等，有的描绘的则是骏马、龙、虎、鹿、飞禽等动物与神兽，从地上的农耕渔猎，到天上的天马行空，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宛如一部汉代“百科全书”。

    因为砖块疏松，并不易精雕细刻，所以画像砖的画面往往疏朗简约，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刻画，有的甚至进行了夸张变形。这些“画”表现在砖上，大多数是一些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然而简洁的造型并没有削弱其艺术表现力，反而集中的暗示、渲染出了一种情绪与气氛。汉画像砖里，很难看到完全静止或者构图均衡的作品。运动与韵律正是汉代艺术风格的真实写照。

    壮丽的秦汉宫阙早已不知去向，但组成它们的青砖古瓦却常见诸文人桌案。古人早期制砚，多为陶砚，所以陶制的秦砖汉瓦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注重文脉延续的文人的视野。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文人雅士把古代砖瓦做成砚台，到了清代，砖瓦砚更成为一时风尚。

（摘编自《一砖一瓦亦风华》）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杜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文化泛娱乐化以消费、技术、快感、世俗等因素的融合消解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这样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警惕文化泛娱乐化侵蚀精神家园》）

让历史文化滋养当下

    今年元旦，一部系统展现中国文物体系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开播，牵引观众目光跨越华夏大地八千年历史；正月初一，一部演绎中国历史传统诗词的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火爆荧屏，以富有创意的形式带领观众传唱中国的历史精神。这些与历史有关的文艺创作，都遵循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发掘了真实的文化精神，用影视作品对过往优秀事物进行了梳理与传扬，以此激起了人们对待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进一步增进了人们面向未来的共识与期待，作品本身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人类历史的每个发展时代，都必然自过往的岁月行进而来。先人的创造与发明，前人的经历与精神，会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当下的选择。在历史给予的力量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在与历史的对望中看清来路、认清自己，在对历史的推动中完善进步、创造未来，是历史的意义，也是当下的担当。对历史怀有同情和理解，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滋养与浸润，更是艺术之花得以绽放的重要通途。遵循真实的历史框架，为创作获得丰富的素材空间与扎实的受众认同，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选择历史题材时首要看重的原则。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彩色电视开创与发展时期令无数观众津津乐道的《唐明皇》《雍正王朝》等，到二十世纪以来在新旧媒介竞争异常激烈环境下依然脱颖而出的《孔子》等，真实的历史框架总是能给艺术带来丰厚的创作土壤，为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与认真思考，与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产生掷地有声的心灵回应。

    发掘真实的历史精神，寻求宝贵的历史价值，为艺术审美带来丰富的精神感触，为社会发展带来崇高的文化气质，这是第二重值得历史题材创作者积极探索的话题。古代历史题材中那些或风骨高洁，或胸怀天下，或壮志凌云，或故土情深的人物形象，近现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舍生取义、一心为公、为国牺牲、为民捐躯的英雄精神，当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视野开阔、自信开放、不断创新、追求理想的时代场景，在《闯关东》《十月围城》《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影视剧里，在《金山》《千年菩提路》《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纪录片里，在《朗读者》《信·中国》《经典咏流传》这样的综艺节目中，实现了对当下的有效融入，完成了与当下的有效对话，让今人的精神受益于历史文化的滋养，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立体而生动的中国。

    了解真实的历史源流，不忘真实的历史伤痛，反思真实的历史问题，展现真实的历史华章，传承并弘扬优秀的文化脉络，为中华民族带来身份认同的增强，为中国民众带来凝聚力的提升，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涉及历史题材创作时的重要共识。

《红搂梦》艺术的个性何在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各种人物的复杂关系的处理，对人、对物的细微刻画都是高超的。他写人、写物、写事、写境都包含着个性，我们只能以这种认识读这部作品，才能理解《红楼梦》。曹雪芹写贾宝玉对人生的看法，在后半部写晴雯的死，先写怡红院中的一棵海棠树枯萎了。贾宝玉说：植物是有生命、有灵姓的，它也有情、有理、有感应、有交流，晴雯死前海棠树先枯萎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一个活物，有生命、有灵性、有血、有肉、有脉，凡生命有的，他（它）都有，而且还包括性情。我们欣赏《红楼梦》，体会它的魅力，就要把它看成是鲜活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生命的精华。西方文艺理论要求一件作品（小说）形象要鲜明、性格要突出、刻画要细致……。写一个贵妇人，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戴什么首饰等等。大家看《红楼梦》中有多少这样的描写？林黛玉穿什么衣服，老太太长什么模样，穿戴如何等等。《红楼梦》为什么不写这个，笔墨用在什么地方。大家看《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一上场就是二句话，很简单。他的笔墨用在刻画人物的个性上，而不是外貌、衣着上，专抓人的“精气神”。

《红楼梦》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全书贯穿着一种“伏线”。比如说一上来有一个《好了歌》，《好了歌》甄士隐做了注解。每一句都是伏线，那里边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床，古代的一种坐具，这句话意思是说，这个大富贵之家，他们家做官的下了朝来，笏板都摆满了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意思是当年那个繁华，现在一看，一堆荒草，一根衰柳，这就是荣国方大观园的变迁。后面每一句，“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每一句一个埋伏，伏在那儿，指的是后面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他写的这里，他的心血指神一直贯穿到那边，后半部分。这一个大手法，是他的个性，这个个性是他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手法—伏笔，伏笔贯穿会；是他个人特有的创造，所以叫个性。

《红楼梦》的艺术个性还体现在创新上，以往的小说大多千人一面，曹雪芹的书与别人不一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如何写人的呢？荣国府那么多人，他们的相貌、衣着如何？贾宝玉、林黛玉个性如何？千头万贯，如何写起。而《红楼梦》一书中，据有人统计各种角色最少有400~500个，最多600~700个。我认为曹雪芹的500~600人是融入一本书中，其创作难度要大得多。

曹雪芹写《红楼梦》借鉴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以形传神”和“迁想妙得”的艺术主张，写形为了传神，只用几句话就把13岁的贾宝玉给烘托出来了。写怡红院用粉墙低护、垂柳滴翠八个字，达到了最好的境界。写大观园、牡丹、古树、柳荫，宝玉联想杜牧的诗，把时间、空间和人的生老病死的变化都包含进去了，把境与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总之，曹雪芹的《红楼梦》艺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他有着哲学家的思想、科学家的精确、历史家的洞察、诗人般的境界。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艺术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