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祥子买车

老舍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地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祥子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想好了，去拉包车。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块五块的，一年就能剩五六十块！这样，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

    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他的愿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地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地跑，好像老想着些什么。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愣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地凑足。

    整整三年，祥子凑足了一百块钱！

    祥子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整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铜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有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样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是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祥子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祥子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拉了半年，祥子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这样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节选自《骆驼祥子》，有删改）

眼镜

老舍

    宋修身有对儿近视镜，可除读书时不戴。他正往学校里走，这回，眼镜盒子是卷在两本厚科学杂志里。本打算把盒子放在袋里，可身上各处的口袋都没空：笔记本，手绢，铅笔，橡皮，两个小瓶，一块吃剩的饼，占住了地盘。一拐弯，碰上了个同学，他站住说了几句。来了辆汽车，他本能地往里手一躲，本来没有躲的必要，可眼力不济，于是把鼻子按在墙上。汽车和朋友都过去了，他紧赶了几步，怕迟到。

    走到了校门，一摸，眼镜盒子没啦!

    登时头上见了汗，抹回头去找，哪里有影儿。拐弯的地方，老放着几辆洋车。问拉车的，他们都说没见，好像他们也都是近视眼。又往回找到校门，只摸了两手的土。心里别扭透了!掏出那块干烧饼狠命地摔在校门上。假如口袋里没这些零碎？假如不是遇上那个臭同学？假如不躲那辆闯丧的汽车？巧!越巧心里越堵得慌!定是被车夫拾了，瞪着眼不给，什么世界!天天走熟了的路，掉了东西会连告诉一声都不告诉，而捡起放在自己的袋里？一对近视镜有什么用？

    宋修身的鼻子按在墙上的时候，眼镜盒子落在墙根。车夫王四看见了，本想告诉一声，可是一看是“他”：一年到头老溜墙根，没坐过一回车。话到了嘴边，又回去了。他顺手捡起盒子，放在腰中。拾了就是拾了，活该。

    宋修身往回走，王四到个僻静地方放下车，掏出盒子，好破的盒子；打开，镜子真脏；自己戴了戴，戴不上。王四的心凉了，早知道还给那个溜墙根的学生呢!也许倒能得几毛钱的报酬。

    眼镜丢了以后，他来到教室。虽坐在前面，黑板上的字还是模糊不清。越看不清，越用力看；下了课，脑袋直抽着疼。他越发心里堵得慌。第二堂是算术习题。他把眼差不多贴在纸上，算了两三个题，他的心口直发痒，脑门非常的热。他好像把自己丢失了。平日最欢喜算术，现在他看着那些字码心里起急。心中熟记的那些公式，都加上了点新东西：眼镜，汽车，车夫。公式和懊恼搀杂在一块，把最喜爱的一门功课变成了最讨厌的一些气人的东西。他不能再安坐在课室里，他想跑到空旷的地方去嚷一顿才痛快。平日所不爱想的事，例如生命观等，这时候都在心中冒出来。

    一个破近视镜，拾去有什么用?可是竟自拾去!经济的压迫，白拾一根劈柴也是好的。不怨那个车夫了。虽然想到这个，心中究竟是难过。今天的功课交不上，明天当然还是头疼。配镜子去，做不到。今天，算术的公式好像给它们匀出来点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办法，他头一次觉得生命没着落，好像一切稳定的东西都随着眼镜丢了，眼前事事模糊不清。他不想退学，也想不出继续求学的意义。

    第二天，他没去上课，王四没等到那个近视眼。要收车时，小赵来了，他家开着个小杂货铺，他的父亲戴平光的眼镜。王四想起来了：“小赵，给你这个。”从车箱里把眼镜找出来：“别看盒子破，里面有好玩艺儿。”小赵一见眼镜，“掌柜的”在心中放大起来。果然是体面的镜子，比父亲的还好。戴上试试，不行，“这是近视镜，戴上发晕!”“戴惯就好了，”王四笑着说。小赵觉得不上算，可是又真爱眼镜。试着走了几步，摘下来，看看大家。大家都觉得戴上镜子确是体面。王四领着头说：“真有个样儿!送给你的，我拿着没用。等过二年，你的眼神不足了，再戴也就合适了。”

    “送给我的?”小赵补了一句。“真送给你!”

    小赵把眼镜放在盒子里，走开。走了几步，又把盒子打开。回头看了看，拉车的们并没把眼看着他。把镜子又戴上，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可是不肯马上摘下来——戴惯就好了。他觉得王四的话有理。有眼镜不戴，心中难过。况且掌柜们都必须戴镜子的。眼镜，手表，再安上一个金门牙；南岗子的小凤要不跟我才怪呢!刚一拐弯，猛地听见一声喇叭。他看不清，不知往哪面儿躲。他急于摘镜子……

    学校附近，这些日子了，不见了溜墙根的近视学生，不见了小赵，不见了王四。

（有删改）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英雄

佛刘

    清明节前夕，爸爸给乡下的奶奶打电话，乡下的奶奶说，今年就不用回来啦，有些事奶奶一个人就都办了。爸爸说，那怎么行呢，即便是我答应，虎子也不会答应啊。乡下的奶奶说，那你们就来吧，其实我也想虎子了。

    虎子不是别人，就是我。不算今年，我已经是第四次回去看望乡下的奶奶和叔叔了。一想到乡下奶奶的小院，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我知道，那是我另一个意义上的家。

    回去那天的阳光很不错，春风已经把田野吹出了毛毛绿。老远，我就看见了站在村口的奶奶，我大喊一声，像一只脱了缰的小马驹，奔向奶奶的怀抱。

    乡下的奶奶流泪了，她喜悦的脸庞上堆满了皱纹。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奶奶、爸爸，还是我，都是幸福的。

    乡下奶奶的院落不是很大，有一年下雨，西边的院墙还倒掉了，本来乡下的奶奶是想等当兵的叔叔回家修砌的，可是叔叔没有等来，却等到了爸爸。那一次，爸爸很卖命，他拦住了所有想帮奶奶修墙的乡亲们，一个人忙活了两天，虽然墙修砌得不是很好，可是爸爸却累虚脱了。乡下的奶奶说，你这又是何必呢？爸爸说，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安慰一些。

    现在，爸爸修砌的那堵墙还好，上面爬满了干枯了的牵牛花的叶蔓，一株枣树探出墙外，似乎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乡下奶奶的房子已经很旧了。前几年，叔叔牺牲的时候，政府准备出资为乡下的奶奶翻盖一下老房子，却被奶奶拒绝了。奶奶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房子还能用，没那个必要了，如果政府真的关心我的生活，那么就请你们把村里的小学修一修吧。村里的小学被重新翻盖了，学校是以叔叔的名字命名的，我去过一次，还在学校的门口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后来爸爸也想为乡下的奶奶盖一座新房子，可是奶奶依旧没答应。

    爸爸常常给乡下的奶奶买很多的东西，但那些东西，是吃的都被她分给了左邻右舍，如果是穿的，就捐赠出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再没有比乡下的奶奶更倔强的人了，但大家都无法改变她，只好改变自己。

    我没有看到过生前的叔叔，乡下的奶奶常常向我描述叔叔小时候的样子，说那时的叔叔爬墙上树，摸鱼捉鸟，无所不会。等长大了，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但心肠好，碰上邻居有什么帮忙的活儿，总是不惜体力，村里的人都很喜欢他。顺着乡下奶奶的目光，我能够看见那时的叔叔，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威武的身影常常走进我的梦中，让我流一梦的泪水。

    叔叔是个英雄，他死于一次探亲回家的路上，因为两个落水儿童，叔叔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叔叔的事迹感动了那个小城所有的市民，他被大家称为英雄。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自不必说。后来政府遵从乡下奶奶的意愿，把叔叔安葬在了老家，因为在那里，乡下的奶奶可以时常地去看一看儿子。

    我和爸爸这次回来的目的主要是给叔叔扫墓，其实即便我们不回来，乡下的奶奶还有那些乡亲也会把叔叔的墓地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爸爸说，心里不踏实。

    清明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中已经有了麦苗的味道。一路上，我们无语，爸爸一手扶着乡下奶奶的胳膊，每年他都是这样的姿态，这样看上去他们更像是一对母子。

    乡下的奶奶把爸爸买来的鲜花一一摆放在叔叔的墓碑上。整个过程，她的表情肃穆、慈祥，没有一点悲伤。她说，儿子，你哥和你侄子又来看你了，你看看你侄子已经有你那么高了。爸爸说，给你叔鞠个躬吧，我点点头，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透过水泥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叔叔的生命，正一点点传输到我的身体中。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明白了，乡下的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叔叔也不是我的亲叔叔，可是自从叔叔救了我，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有删改）

牵手

范小青

曾明的眼睛不是一下子坏了的，他先是得了一种眼病，医生就预言曾明的眼睛不行了。最后曾明真的成了一个盲人。

在黑暗的世界中生存下去，这就是曾明必须选择的路。曾明被介绍到街道办的福利工厂去工作，往一块小小的金属板上捻螺丝。上班的时候，他把一台收音机开着，节目很丰富，多年是直播形式的，盲人们常放下手里的活，给电台打热线电话，曾明很快就被吸引，觉得生活有意味得多了。

捻螺丝对曾明来说，真是小菜一碟，进厂不多久，就已经很熟练。有一天曾明起身去方便，不小心和邻近的老陶撞了一下，金属板翻到了一处，他们一起蹲下来拣金属板。才拣了几十只，曾明就再也摸不着了，便有些急，道：“我做了一百只了，怎么只有这一点点？”

老陶随口回道：“这么凑巧哇，刚好一百。”

“我数到一百，才起身去上厕所。”

几个人笑了起来，曾明道：“你们的意思，是我瞎说？”

没人回答曾明的问题，曾明便起身找负责人，负责人听了，也是一笑，道：“算了，又不计件，不要计较了吧。”

“凡事总有个道理。”

“扯不上，工资又不挂钩……”

曾明再没有说话。晚上回家听电台节目，曾明打了一个热线电话，把事情说了，主持人告诉他，这算是一种病态心理，解除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人倾诉。主持人告诉曾明，曾明住处不远的另一条街上，有一位在街道办事处做调解的刘主任，建议曾明找那位刘主任说说，刘主任是调解战线的先进。

曾明在某一天果真找到那地方去，人们把他引到主任的办公室时，曾明听到刘主任正在调解民事纠纷，他听主任说得在情在理，很快就把当事双方说通了，高兴而去。曾明听到喝水的声音，接着刘主任问他：“你是不是我们这个街道的？”

“是，是电台的主持人叫我来的。”

“是小丁吧，他常常介绍人来我这里。”

曾明就把事情说了，说罢却有好一阵没有听到刘主任的声音，只觉得周国有一种沉静压抑的气氛，曾明还以为刘主任出去了呢，忍不住问道：“你在吗？”

刘主任说：“我在……”停顿一下，问道：“你是盲人？”

曾明心下有些奇怪，但并没有往深里想，只是点头道：“是的，得了一种奇怪的眼病，医不好。”

“这么说来，你失明的时间不很长？”在曾明的感觉中，刘主任的声音好像离得很远。

“半年吧。”

“你……”刘主任又停顿了一下，问道：“你失明以后，做梦吗？”曾明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刘主任又问一遍：“你失明以后，做梦吗？”

“没，好像没有梦见过什么。”他不明白刘主任问他这个做什么，或许是一种心理治疗。

“盲人做梦，若能看见东西，古时候称作天眼开。”

曾明想了想，说：“那恐怕说的是先天的盲人吧，像我们这样，应该是能做梦的，人若盲了，已经够痛苦，若连梦也做不起来，那就更惨，不能这么不公平吧。”

“我想也是，只是盲人不做梦，这是事实呀。”

“你怎么知道？”

刘主任没有回答曾明的这个问题，却回到了曾明的主题上，说：“你心中的这股气，其实不是对着老陶的，你说是不是？从根本上说你对于自己的失明一直郁闷不平，看起来你已经适应了失明以后的生活，其实你并没有适应，你还需要继续适应……”

曾明打断刘主任的话：“没有失明的人，怎么能够体验失明人的滋味，就像你，怕是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吧。”

刘主任笑了一下，说：“也许吧……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在盲人中，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

曾明一时回答不出来。

刘主任说：“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我总是在想……”下面的话被一阵人声打断，有人进来说道：“刘主任，又来人了。”

曾明知道刘主任有工作了，便站起来道：“刘主任，你忙，我先走了，过日我再过来就是。”

刘主任说：“好，我领你出去。”就有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一路过来，刘主任没有和曾明说话，曾明再一次感受到在刘主任办公室里感觉到的那种沉静压抑。

曾明继续到福利厂上班，大家和他仍像以前一样亲切，好像谁都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丝不愉快的事情。一天夜里，曾明做了一个梦，梦见刘主任对他说：“你怎么不来了？我很想你。”醒来后，曾明的心里有些不宁。过了几天，他又到刘主任那里去，这一回曾明只让人把他引到走廊端头，他自己沿着走廊，很快摸到了刘主任的办公室，进去，刘主任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脚步声。”

曾明说：“你的耳朵真好。”

刘主任说：“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我的休息日，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好吗？”

“到哪里？”

“到那地方你就知道。”

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曾明的手被那只手牵着，他们一起往外走，以曾明的感觉，好像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

“你听到了什么？”

“鸟叫，很多很多的鸟。”

刘主任笑了，说：“是的，他们都在这里遛鸟，今天比赛。”

曾明说：“比什么？”

“比鸟的叫声。”

在一片叽喳的鸟鸣声中，曾明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一片明亮，刘主任的热乎乎的手又伸过来牵住了他的手，说：“走，我们上那边看看去。”

他们牵着手走了几步，曾明听到身边有人在说话，他们说，瞧，两个瞎子手牵着手在走路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