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群中的一只雁

艾平

    ①它虽然不幸，没能诞生在父母的羽翼之下，但是万幸，它诞生于一个草原母亲的手掌中。它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雁。

    ②它的旁边是一群来自春天的小羊羔，它们的母亲被放牧到远处觅食鲜嫩的牧草去了。它们吃奶，也和它一样，以为葛根阿妈就是它们的母亲。所以草原上有了一幅移动的画--葛根阿妈那紫色的身影后面，跟着一群雪球般滚动的小羊羔，还有一只浅褐色的小鸿雁。

    ③它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雁，自己从哪里来。

    ④葛根阿妈说起小雁的来历，太阳就会从她眼角的皱纹里看见亮晶晶的眼泪。

    ⑤呼伦贝尔大草原，碧水回环，芳草萋萋。雁群从遥远的南方飞来，在芦苇丛中做窝孵化，然后教练它们的孩子滑翔试飞。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雏雁长大，它们一起飞向温暖的南方。

    ⑥每天早上一推开蒙古包的门，阿妈就看到羊群云朵一样在草地上飘动，湖里布满奶牛的倒影，数不清的水鸟在芦苇中翩跹起落，鸿雁和天鹅走到岸边，旁若无人地穿过林立的马腿与牛腿，享受太阳的抚慰。

    ⑦阿妈把双手放在耳朵后面挡住风的呼啸，那湖中的鸟鸣顷刻变得雨点一般清晰嘹亮。阿妈不但能分辨出各种鸟的声音，还能听出偷蛋的草孤狸，遇到了雁爸雁妈的猛烈反击。阿妈最担心的是狗鱼，它会像潜水艇那样冲到芦苇根下，把雁窝顶翻，吞食蛋壳和胚胎。她若发现狗鱼撼动芦苇，就会趴在马背上泅过去，用套马杆搅动湖水，狡猾的狗鱼一转眼就逃了。

    ⑧阿妈，草原的母亲，她却没有办法对付那些被贪欲迷了心窍的偷蛋人。那一天，阿妈听得一声声叫得好不凄厉。原来有人正从雁巢里掏蛋，孵卵的大雁被推到一旁，那白晃晃的雁蛋给筛网兜住，被粗野地递到轮胎船上，有的开裂，有的流出了蛋黄，几只刚出壳的雏雁被裹挟到水中。阿妈急疯了，她翻身上马，泅渡到轮胎船边，大声喊着：“你们坏啊，你们这么坏啊……”船上的人根本不理阿妈这个茬儿，阿妈不得已横马拦船，船上的偷蛋人一桶水泼在马头上。马怕主人落水，紧闭着眼睛不敢动，装满雁蛋的轮胎船借机靠岸，把几筐雁蛋装上汽车，开走了，十多只大雁追着远去的汽车飞，天上地下都是哭声。

    ⑨阿妈上岸，看见满地都是破碎的蛋壳，很多里面已经有了血胎。她细细查看，发现了一只沾满了羽毛的蛋没有破碎，似乎有一丝丝血脉在律动，其中分明孕育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这可怎么办？阿妈把这个雁蛋放在蒙古袍的胸襟里暖着，一夜未眠。她想把这个雁蛋送进某个雁窝里，谁知第二天早上，阿妈捧着这颗雁蛋来到湖边时，追蛋的雁群虽然已经回来，却变成了残败的落叶，一片片漂浮在水面上，肚子又鼓又硬，双目圆睁。湿地里的夏天犹如结冰的深秋一般寂静，只剩下几只水雉和野鸭在弱弱地叫着。

    ⑩阿妈在蒙古包的毯子上用干草做了一个窝，又盖上了一件又轻又暖的羽绒服，雏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诞生了，它来到了一双轻轻捧着的手掌里，那手掌芳香温暖。

    ⑪从春到夏，小雁长高了，肩上油汪汪的羽毛，竟长成了草茎般挺立的雁翎。那天，阿妈冲着河流一扬手，小雁果然像一只雁那样张开了翅膀，可是又很快又像一只耗尽电池的玩具飞机跌落下来。阿妈把它放在蒙古包顶上，推着它往下飞，它吓得咕咕叫，一动也不动。

    ⑫秋天了，有一队大雁正飞过，一齐发出低低的叫声，它竟然忽地一下，飞上了平常要阿妈举着才能上去的蒙古包，冲着天上的雁队又是扇翅膀，又是伸直了脖子大声叫。不一会儿，从中落下来两只健壮的雁。阿妈赶忙躲进牛粪垛的影子里，恐怕惊扰了这天赐的良机。只见那两只雁围着这只雁转了好几圈，留下几声哀鸣便离开了。

    ⑬千里冰封的季节开始了，终日哆哆嗦嗦、战战兢兢的它，胡乱扑腾，一会儿推倒了奶捅，一会打碎了灯泡，还差一点被烧得红通通的铁炉子烫着，阿妈用软皮绳把它拴在蒙古包的门边上，它看到门外的天，是那样蔚蓝明亮，大概想象出那以往的自由，便一次次发起飞翔的冲击，结果一次次被绳子拽回来。阿妈只好用羊毛剪子剪掉了雁翎。

    ⑭蒙古包里终于安静了。阿妈喂它的时候总是说，吃好，喝好，你就能熬过这个冬天。

（有删节）

鲜花岭的星星

余同友

    2016年初夏的一天，我到有“将军县”之称的皖西金寨县组织一篇稿件。因为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主编曾提前半年约请了省内外好几位有名气的作家创作有关金寨县红色题材的作品，但她看了后均不满意。于是让我直接到金寨县，看看当地作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作品。

    我在金寨县城宾馆待了三天，翻看事先联系好的本土作家送来的作品，没有发现一篇符合主编大人要求的，索性给自己放一天假，到乡下四处走走。

    一个多小时后，城乡公交到了终点站鲜花岭。同行的一位画家在一幢旧房子前支起了画架，开始画画，我凑到他身后一看，画架上却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画面了，画的应该是夜间的景象：岭上有一角房子，房檐上挂着一只灯泡，灯泡泛着微黄的光芒，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人站在夜空下看着前方，前方的山道上，隐约可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戴着头灯，自行车旁跑着一只土狗。山、人、道路等，都画得简约而模糊，反而是夜空上的星星却画得灿烂、清晰。

    老先生，您这是画什么呢？我忍不住问。

    他缓缓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幅画从一九九六年画起，我画了二十年了，我每年都要来画一次，可是我总觉得还没有画好，没有画出我想要画的全部内容。

    他说着，从拎包里又掏出了一本笔记本，打开来，本子上记着密密麻麻的字。这样吧，你看看我写的这些，你就明白我要画一个什么样的画了。

    那声音好像是骤然响起来的，愣了好一会儿，李大刚才明白那声音是从床头的电话机里发出的。沈阳林在电话里急切地说，老李，不好了，黑鼻头怕是难产，小牛硬是不肯从它肚子里出来。

    他穿戴好，背上药箱，推出自行车，抬头看看夜空，天上繁星点点。他整了整头上的矿灯，在眼前打开一条明亮的道路。土狗花子立即箭一样冲了出去。

    沈阳林住在岭下，从岭上到岭下有十里的样子。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时，他们在江边小镇被整编到一个连队。半夜里突然下起了雪，冷气钻进单薄的棉衣，冻得人直哆嗦，而他们就是要趁这样的夜晚强渡，漆黑的大江对岸，有数倍于他们的敌方兵力在围堵。沈阳林指指头顶对他说，对老天发誓，如果我们能活着回到鲜花岭，那我们就待在那里，一起待到老。他说着，伸出了一只手，李大刚握住了他的手，冷冷的风雪中，他感觉到了对方手心里的热气。

    当年，从金寨转战川陕，长征后，又接着是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俩人都被安排在天津市。两个人一起跑到老领导面前哭闹，就是要回家。他们回到了安徽，从省城，六安地区行署，一路降格降到了县城、镇里，他们始终不愿意，硬是闹着，回到了鲜花岭，胜利争取到了做自己以前的老本行，一个还是当兽医，一个还是当牛司令。

    沈阳林的耳朵还很灵敏，听到花子的叫声，他已经在门口迎接李大刚了。你慢点，他对李大刚喊，那里有个小土坎。李大刚说，知道了，黑鼻头呢？还在牛栏里吗？

    在呢，还是没有出来！

    李大刚蹲下身子，拉起黑鼻头的牛鼻栓，示意沈阳林扶着黑鼻头的后腿，努力让它站立起来。他拼命地拉着黑鼻头，像拉着一艘沉重的搁浅的船。

    他的手深入黑鼻头的骨盆腔，试着将小牛犊向后推，过了快二十分钟，小牛犊才被推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李大刚擦擦满头的大汗，又让沈阳林给他点了一支烟，等到一支烟吸完了，他指指布绳说，好了，先把腿拉出来。

    ……终于，小牛犊的头部露出来了。腰也露出来了。哗，牛犊整个拖出来了。

    沈阳林想站起来。可是，他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腿肚里好像被抽空了，支撑不起他的身体了，他不禁哼哼起来。

    站不起来了吧。李大刚说着，托着沈阳林的大腿帮着他，他听到沈阳林的膝盖发出喀喀声。沈阳林站起来了，又反过来伸手拉他，他听见自己的关节也咯吱直响，像转动不灵的门轴。

    星星散落在头顶，其中，启明星亮得最为耀眼。当年，他们都是哨兵，看得最多的就是头顶的星星，各种季节的星星，各个地方的星星，还是鲜花岭的星星最好看。

    他见我看完了，便微笑着向我点点头。

    我有些明白了，我说，您要画的是那样一个夜晚，在星空下面，两个老人的故事。

    两个回乡的老红军。他说。

    老画家对着远处轻声说，好像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说给远山听的：李大刚就是我父亲，他回去后，可能因为太劳累了，第二天就悄然离世了。父亲走了，沈叔叔也走了，只留了这幢房子，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可我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有新鲜的感受，我要把这些新鲜的感受再添加到我的画里去。

    我正准备说什么，手机响了，是总编打过来的。怎么样了？她问。

    找到了，我大声说，主编，我确定我找到了！

卖白菜

莫言

    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它一直长得不旺，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终于挨到了集上。在我们旁边卖青萝卜的是一个高个子老头，母亲让我叫他七姥爷。听母亲说，是我姥姥村里人，同族同姓。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选自《中国最好的散文》，有删改）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

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注释】①孙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了成长，我们“献祭”了童年的自己。

②我们常常把婴儿的记忆比喻成一张白纸，其实比喻成自适应的硬盘更加恰当。就像电脑硬盘在厂里造出来，通电后就开始损耗一样，你的大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也已经开始损耗了。对于以神经元个数论英雄的人来说，14周左右的你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神经元个数达到了此生的极限。从此以后，神经元个数开始做减法，然后持续一生。成年后，你的神经元总个数，仅仅只有胎儿时期的一半。

③那么，人的记忆是通过什么储存的呢？并不是神经元胞体，而是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但胎儿（婴儿）大脑只有一个原始的智能学习系统，无法处理任何事情，不像电脑可以装载高级软件和资料，直接进行复杂工作。

④人类刚出厂的时候，除了能够一味的储存大量信息外，对外界信息的处理能力十分的低下。现在的AI就是模仿人类大脑的学习网络，一开始就是大量的信息摄入，然后不断学习，不断优化。一开始的人工智能总是给人留下又傻又蠢的印象，但随着几代升级后，很多细节就变得越来越智能。

⑤人一出生的时候，学习才刚刚开始。一方面你大脑处理能力低下，眼前任何事物，都足以让你的感官超载。而另一方面，你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不断记录这些新奇的信息，建立你自己的专属神经网络。

⑥但作为新生儿的你，记忆是碎片式的，还没有连续记忆。一开始主要都是5～15秒钟的短时记忆，超过2分钟以上的记忆还很少很少。

⑦那如此短的记忆是如何延长的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突触连接具有可塑性，当建立突触连接之后，如果你再接收到相同的信号刺激，突触连接就会加强。反之则减弱。随着相关神经网络的加强，自然也就有了形成长期记忆的基础。2个月大的婴儿，一般能有一两天的记忆。1岁的时候，大脑中的突触连接已经复杂了很多。突触连接的增加，也令脑子迅速膨大。刚出生的时候，你的脑容量只有350g，1岁便达到950g，3岁便有了1260g，达到成年人的90%。

⑧既然大脑发育得如此之快，记忆又是如何消失的呢？人类的神经元或者突触连接，并不像电脑的储存单元一样被晶体管数目和布局限定死的。储存空间是随着神经元个数以及突触连接情况而自适应的。虽然在14周的时候，我们会诞生数量最多的神经元，但神经元质量参差不齐。2岁的幼儿拥有成年人2倍的突触连接。每个神经元平均有7000个突触连接到其他神经元。人脑的空间就只有1400ml左右，让10个低质量的神经元建立1万个神经连接，可能还不如一个神经元建立5000个神经连接更加的节能高效。两三岁之前，记忆信息来者不拒，会形成十分纷乱的神经网络。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自基因里的庞大力量，驱动着大脑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一场盛况空前的突触修剪开始了。

⑨对于长期不用的记忆，神经连接会减弱，大脑判定相关信息没用了，就会直接删掉。最终，你的大脑留下主要的神经网络，开始删除绝大多数的杂乱链接。这个过程很像“磁盘整理+垃圾清理+智能迭代升级”。

⑩随着你大脑变得越来越高效节能，你的人格越来越稳定，但同时你的童年记忆也正在消失。两三岁以前的记忆流失速度，比大多数成年人想象中的快得多。有研究统计，5岁的时候，你往往还能记住3岁前80%的重要事件。到了7岁时，便只剩下了40%。到了8～9岁的时候，就已经只能回忆到3岁左右，成年人通常只能回忆到4～5岁，年老之后，甚至只能回忆到6～7岁。总的来说，正常人的最早的记忆能追溯到3～4岁，只有极少数人能追溯到1岁。

⑪以付出童年记忆为代价，进入青春期之前，我们的注意力变得前所未有的集中起来，从而有了学习更多人类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基础。记忆，是每个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才说，在某种意义上，为了成长，我们“献祭”了童年的自己。

（摘编自瞻云《大脑为啥要删除3岁前的记忆？为了成长，我们“献祭”了自己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