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接近精神的天空

李汉荣

         人，在人群里行走寻找他的道路，在人群里说话寻找他的回声，在人群里投资寻找他的利润，在人群里微笑寻找回应的表情。生而为人，我们不可能拒绝人群，虽然，喧嚣膨胀的人群有时是那么令人窒息，让人沉闷，但我们终不能一转身彻底离开人群。 

         人群是欲望的集结，是欲望的洪流。一个人置身于人群里，他内心里涌动的不可能不是欲望，他不可能不思考他在人群里的角色、位置、分量和份额。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化验自己的灵魂，会发现置身人群的时候，灵魂的透明度较低，精神含量较低，而欲望的成分较高，征服的冲动较高。一颗神性的灵魂，超越的灵魂，丰富而高远的灵魂，不大容易在人群里挤压、发酵出来。在人群里能挤兑出聪明和狡猾，很难提炼出真正的智慧。我们会发现，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多的是小聪明，绝少大智慧。在人群之外，我们还需要一种高度，一种空旷，一种庄静，去与天地对话，与万物对话，与永恒对话。伟大的灵魂、伟大的精神创造就是这样产生的。孔子独对大河而感叹时间的不可挽留：“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神游天外寻找精神的自由飞翔方式；佛静坐菩提树下证悟宇宙人生之般若智慧；法国大哲帕斯卡尔于寂静旷野发出哲人浩叹：“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他不羁的诗魂飞越无限，把多半条银河引入人间，灌溉了多少代人的浪漫情怀；爱因斯坦把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科学探究和哲学思考的对象，他认为人的最大成就和最高境界不过是通过对真理的求索，获得与宇宙对称的灵魂，由此，人变得辽阔而谦卑，对这个无限地存在着也永恒地包裹我们的伟大宇宙献上发自内心的敬意……正是这些似乎远离人群的人，为人群带来了太丰盛的精神礼物，在人群之上利益之外追寻被人群遗忘了的终极命题，带着人群的全部困惑和痛苦而走出人群，去与天空商量，与更高的存在商量，与横卧在远方也横卧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绝对”商量，然后将思想的星光带给人群，带进生存的夜晚。 

         为此我建议哲学家或诗人不该有什么“单位”，在“单位”里、在沙发上制作的思想，多半只有单位那么大的体积和分量，没有普世价值。把存在、把时间、把宇宙作为我们的单位吧，去热爱、去痛苦、去思想吧。 

       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我也不愿总是泡在低处的池塘里，数着几张钱消费上帝给我的有限时光。我需要登高，需要望远，我需要面对整个天空作一次灵魂的深呼吸，我需要从精神的高处带回一些白云，擦拭我琐碎而陈旧的生活，擦拭缺少光泽的内心。 

我正在攀登我的南山。目光和灵魂正渐渐变得清澈、宽广，绿色越来越多，白云越来越多，我正在靠近伟大的天空…… 

[注]这是作者《南山》系列散文中的一篇，南山位于作者故乡。

有人说，十七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又是纳兰性德的。一个乃一代英主，雄韬伟略，皓如皎月；一个是御前侍卫，却诗才俊逸，灿若朗星。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其显赫家世足以令世人瞠目。他的父亲，就是权倾朝野的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本人也是少年英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中二甲第一名，康熙当即龙颜大悦，钦点其为御前侍卫，很快就由三等晋升为一等，可算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了。

　　世人皆知纳兰为清代的大词人，且清词以他为最，似乎无人能出其右。但这位豪门公子不但能文，而且还是个武将。既然是御前侍卫，武功定是十分了得。纳兰性德从小练就了一身搏击之术，并精于骑射。康熙皇帝自己就是一个勇武、强悍的骑手加射手，所以，他身边的侍卫也应该是一流的角色。这样看来，纳兰性德倒是个文武全才。当然，纳兰骨子里还是个文人。

他身上有众多的矛盾之处：生为满人，他却痴迷于汉文化；骨子里是个文人，从事的却是武将这个行当；身为宰相公子、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置身于姹紫嫣红、朱门广厦之中，心却游离于繁华喧闹之外，“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他是地道的满族八旗子弟，结交的却都是一些年长的汉族落拓文人，“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他人在仕途，却一生为情所累……这样一位才情充沛、人格健全、绝世超然的“翩翩浊世公子”，竟不是缘自小说家的杜撰，竟是中国文化史册里的一位真实人物。

纳兰性德留下的是两本词集：《侧帽集》和《饮水词》，他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靠的不是皇帝的威风，而是他的词。后人从中精挑细选了三百四十二首，另外结集，以《纳兰词》命名。

说纳兰性德是个文人，此话一点不假。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没有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豪迈气概，也不可能拒绝“皇恩浩荡”，他还是捧着文房四宝上了天子的船。一边为皇帝保驾，一边做着职业以外的工作：吟诗填词。而他的不务正业照样赢得了皇帝的宠信。康熙爱读性德的诗词，经常赏赐给他金牌、佩刀、字帖等礼物，以资鼓励。

由于长年待在皇帝身边，纳兰性德应该算是真正的“御用文人”，但是，后人却并未将他归入“犬儒派”或御用文人的行列。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给自己的，情真意切，言辞优美。

纳兰性德是个真性情的人，他对“侍卫”这个职位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得到过皇帝无数次的赏赐，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苦于仕宦漂泊，厌恶金阶伫立的侍卫生涯。率真的诗性遭遇混浊的政治，自然是徒增“胸中块垒”。

纳兰性德能入康熙法眼，外表应该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人同他的词一样“纯任灵性，纤尘不染”，当得起“玉树临风”一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是康熙皇帝的侍卫，和纳兰性德是同事关系。曹寅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忆昔宿卫明光宫，楞伽山人貌姣好。”楞伽山人就是纳兰性德的号。

　　曾经有人说，纳兰性德就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曹雪芹写《红楼梦》，稿未完而人先亡。和珅将文稿呈献给乾隆皇帝，乾隆阅后说了一句：“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虽然此说有捕风捉影之嫌，但纳兰性德与贾宝玉确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确实受到了纳兰性德的词的影响。　　

　　康熙二十四年，纳兰性德在跟随皇帝南巡后回到北京，不料想突染重疾，至此一病不起。1685年5月，年仅三十一岁的纳兰性德溘然长逝。在他身后留下的仅有三百四十二首《纳兰词》。　　

纳兰性德依然是那个性灵高洁的词人，他并没有受到污浊时世的浸染，生前没有，身后也没有。那一本《纳兰词》读来还是令人唇齿留香，三百年都不曾消退，因为他“不是人间富贵花”，当围绕在他身旁的繁华如云烟般散尽之后，诗人如愿以偿地回归到了诗人本身——也许，这才是世上最幸运的事情。 

古罗马与汉长安

    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汉帝国崛起于亚洲东部，而古罗马也在欧洲逐渐走向繁荣。但是长安和罗马有着很不相同的城市发展脉络。长安是平地起城，其选址经过缜密论证，考虑的是管辖辽阔疆域的安全需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先政治军事，后经济文化”的脉络十分清楚。对比之下，罗马城是自然形成的都城，早在公元前753年就已建城，早已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基础，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终于变成了古罗马之都，并在帝国之初达到全盛，其发展脉络刚好与长安相反。

    因为城市发展脉络的不同，他们的文化发展脉络也不同。长安文化在很短的时间里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快速崛起，而罗马文化则是继承了希腊文化甚至埃及文化发展而来，发展过程有几百年之久。

    长安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这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决定的。但是长安文化又有包容和吸纳的一面，其他思想流派只要和最高统治者意愿相合，就能得到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长安文化以周秦文化为基础，广泛吸取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甚至少数民族文化及域外文化的成分，从而形成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特色。它既代表了本国甚至本大洲文化的最高水平，又带动了周围广大区域内的文明进程，而且它还促成了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汉族正式形成。

    长安文化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新兴文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愿意探求和吸纳其他文化来充实自己。张骞在西方人之前最早开通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人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一次大探求。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博望”二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长安文化的探求性。

    罗马文化中没有一支像儒家思想那样独大的至尊核心，奥古斯都称帝，但共和思想和法则依然深入人心，即使是逐渐兴起的基督教文化也没有改变罗马文化多元的特质。罗马帝国广阔疆域内，大大小小的诸多城市都被允许按照首都的模式去建设和发展，而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建设是不能同首都平起平坐的，同时罗马城中众多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是长安城中不可能有的。只是到公元392年，基督教才发展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成为至尊一元的宗教文化，但这时距罗马帝国的解体已只有几年时间了。

    长安文化和罗马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宗教性。长安文化中有多神信仰的倾向，但是按照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长安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始终没有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儒家的“仁爱”思想使长安文化洋溢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在这种人文精神的推动下诞生的《史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罗马文化继承了古希腊开明而松散的多神信仰，充满科学探索精神和人文精神。这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在蛰伏数百年后又成为文艺复兴能在意大利发端的历史渊源。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逐渐强大，罗马甚至成为基督教教廷所在地，这与宽容而多元的罗马文化背道而驰。

    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民主制时期。《礼记•礼运》描述当时情形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里的“选贤与能”即当时自然而然形成的选拔公职人员的规程。中国古代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具体反映了当时选拔人才的情况。

    夏商以来，开始了“家天下”。（《礼记•礼运》记述当时“大人世及（即宫位世代相传）以为礼”。《尚书•盘庚》云“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官吏“世及”的制度，即世官制。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那些担任王重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均遵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制度。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惟功惟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为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在选官方面创立了察举制。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荐举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汉武帝以后，此制逐渐向规范化发展。东汉未，由于“天下兴兵，衣冠世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通典•选举二》），故魏王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乃立九品中正制。这实际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其具体做法就是各州郡县的地方长官，将本地的人才按照丸种不同的等级推荐上来，政府据此授以官职。应该看到，九品中正立制之初，具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

    隋唐之后，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所谓科举制，是一种考试选官的制度。它的基本特点；即“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就是说白了能否释褐为官要凭考试成绩。此制产生于隋，确立于唐，大发展于北宋。明清时期，科举制达到了极盛。作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全合流。学校储才以应科目，而科举必由学校。

    这种“学校一科举”培养选拔人才的模式，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由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加上八股文内容空虚，形式呆板，所以科举制也开始走向没落。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便宣告终结。

（节选自黄留珠《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删改）

    日前，全国各地精彩纷呈的科普日活动让人们享受了一顿顿“科普大餐”，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让科普活动变得五彩斑斓、趣味十足。如果说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鱼”，那么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科普的“渔”。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来的科普活动“鱼”多“渔”少，缺了些“精气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也在约束科技团体的自身行为。而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安身立命，这些精神都永不会过时。因为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人崇高的理想，激励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科学思维在今天的科普内容中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普及科学前沿知识还要重要。现在，科学知识已经汗牛充栋，一般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找到，对普通民众来讲，除非个人极为感兴趣，否则并没有熟练掌握的必要。对大部分人来说，形成科学理性的反思能力，比掌握某种或某几种科学知识更为重要。比如，要让大众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阶段性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不是万能的。这样大众在面对一些诸如“量子矿泉水能治疗各种癌症”等骗局时，才能多一分清醒。

    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现在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大不一样，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关怀为方向和目的，强调科学与人文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人文观。在做科普时，也要让人们明白，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控制好这把利剑，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

    总之，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的“精气神”。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此的传播和普及，否则就会局限了科普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我国大众科学素养依然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科学思维能力依然有待提高，有关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教育依旧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全国科普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年，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科学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活动的不断深化，科学的“精气神”能越来越足。

（节选自2016年10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