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经典琵琶古曲《阳春白雪》的响起，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于源春的音乐课开始了。虽然课堂现场没有学生，但在直播平台的另一边，却是湖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河北、黑龙江、广西、云南等9个省份22所学校的孩子们。

    这堂音乐课是“给乡村孩子的最美传统文化课”大型扶贫公益活动中的一场。据悉，活动将邀请包括书法、民乐、戏曲、节俗等各领域的专家，打造一系列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直播课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让乡村里的孩子们也能体验艺术之美，是当下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美育的难点所在。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美育教育资源覆盖面”是重要的一条。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边远贫困地区小学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支持和辅导教师用好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将优质美育资源输送到偏远农村学校。

    在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上好传统文化课，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师资问题。在传统授课上，应继续推进特岗教师计划，并在更大程度上向音体美教师倾斜，同时鼓励文艺工作者、文艺志愿者开展课外辅导；在网络授课上，要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积极性，联合建设美育资源的网络平台，开发更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教育。

（摘编自《农村娃，上堂传统文化直播课》，《人民日报》2018年6月27日）

材料二：

人们对传统文化淡漠的原因

人们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建议

（摘编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当前，全球经济、文化交融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一定压力。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明确界定范围，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解释不够清晰。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够，使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出现割裂现象。并且，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社会参与度不高，多是由政府实施的传统文化“包办传承”。而社会各界参与文化传承的意愿不强，参与文化传承的渠道也不够通畅，文化传承成了政府的自娱自乐、自拉自唱，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同时，政府传承方式较为单一，无法引起公众兴趣，也不能形成有效对接，使得传播效率受到影响；或者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片面地将文化传承当成一种宣传方式，将人民群众当成被动接受和训导对象，这也使得传播受到影响。当前的传播手段还主要在纸媒，网络上应用较少，这也从侧面抑制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摘编自《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传承》，“人民网论坛”2018年5月9日）

材料四：

    怎样才能让文物活起来？专家坦言，要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利用好文化遗产；要让人民群众零门槛、无障碍地接触到文化遗产；要推出更多的精品展览，满足人民群众的鉴赏需求。在文物之外，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主要有赖于艺人代代相传。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除了需要孕育和培养“工匠”和“土壤”，如何让其焕发新生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曾提议，将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实施“手艺农村”计划，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不少专家也指出，传统文化的复兴应当有所扬弃，须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霞也认为，不能盲目“复古”、“泥古”，要选择其与现代社会更契合的内容，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摘编自《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两会上这些声音值得关注》，“中国新闻网”2018年3月16日）

材料一：

    近日，杭州、郑州、武汉、合肥、南京等20多个城市都出台了人才新政。这些人才政策，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全球，掀起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郑州市给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才提供每人10万元的首次购房补贴；成都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在杭州，外国人才可享受7项出入境便利政策，创业资助最高可达1亿元，优秀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在杭就业并享受相应补贴等；在南京，为了支持外国留学生直接留在南京创新创业，规定争取国家授权后，外国留学生凭借江苏高校毕业证书、创业计划书，可申请有效期2至5年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等。可以预见，中国各地面向全球招揽人才的态势将一直持续下去。

    “人才争夺可以优化国家人才配置，促进大、中、小城市更加平衡地发展。”中国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彦平表示，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创新创业，人才就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核心资源。

（摘编自人民网《20余城掀起“人才争夺战”》，2018年3月28日）

材料二：

    凭身份证学生证半小时落户、以低于市场价20%买房、数十万元就业创业补贴……继南京、西安等20多个城市打响“抢人大战”，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近日也出台政策瞄准高端人才引进。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放大招”凸显了各地广聚天下英才，激发竞争活力的期冀。但纳贤不是一锤子买卖，打造“人才高地”也并非一日之功，引得进更留得住并用得好，才能破解创新密码。

    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人的最高需求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较之物质奖励，价值认同、自我实现感更能打动人心。为人才提供广阔的舞台和上升空间才能留得久。适配的岗位、周到的政策配套、充足的资金设备资源、对知识产权充分的法律保障都是关键要素。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干事环境，地方需有知人善用、人尽其才的智慧，有舍其所短、取其所长的策略和维护公平法治的能力。

    留住心才能留住人，这需要城市既要大度，也要有温度。让高端人才留下来、智慧活起来，还需把更多精力放到建设宜居宜业、后顾无忧的软环境、暖环境上去。唯有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厚植给养人才的土壤，才能让人产生“吾心安处即故乡”之感，才能激发人才红利、提供发展动力。

（摘编自新华网《“抢人大战”，引得来更要用得好》，2018年4月3日）

材料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日报道，送房屋产权，送面试补贴，甚至还有警官上门服务、提供户籍办理，愈演愈烈的“抢人”战火已在中国20多个大城市熊熊燃烧。

    报道称，参与“抢人”的不仅有户籍优势的新一线城市，无法与之抗衡的三四线城市，也试图用行政手段“抢人”。安徽省三线城市一名中等职业学校就业办负责人说，两年前，学校就收到当地政府的红头文件，要求争取40%至50%的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

    报道称，大城市年轻劳动人口普遍不足是此轮抢人的重要原因。人口学者易富贤说，2017年以来，中国20至64岁的总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年轻劳动力资源开始走向枯竭，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年轻劳动力的状况难以为继。如果人口过度流入大城市，大城市养育成本高，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就会持续下降，也将拉低整个国家的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应鼓励就近城镇化：“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生育文化保存好，生育率高，父母帮忙带孩子，既有利于养幼，又有利于养老。”

    报道称，不过，中国当下的年轻人恐怕不太容易接受这种传统的理想生活状态。南京审计大学毕业生张经纬说，他已拿到上海一家金融机构的“offer”，虽然薪金待遇不比其他城市更优厚，但他需要的是大城市能够提供的资源、机遇，并不在乎更高的生活成本。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3日）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简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诸侯国，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孔子，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节选自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

材料一：

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

（中医中药网：《中医理论八议之一：中医百年沉浮说明了什么》）

材料二：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狠（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踞）在医学界里……”

在研究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各式“审查报告”之中，都认为对古代迷信进行批判，是这一运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册胡适96年前使用过的讲义本中，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并力图将“中医”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

当时，关涉中国医药业发展的官方意见和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西医论战中，中医已处于将被西医替代或兼容的难堪境地了。此时此刻，胡适却以世界哲学与科学体系的眼光来观察中医。

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做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具有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此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来源：《人民政协报》）

色彩在服饰审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物的塑造也有莫大裨益

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服饰色彩的应用是和时代背景、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各不相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色彩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以“礼”为中心的色彩本质是一致的。色彩观念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状态、宗教信仰程度密切相关。红色被认为象征着生命、热烈、高贵、喜庆、常为达官贵人所用。黄色在色谱中明度最高、纯净而亮丽，为佛教所推崇，被认为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后成为帝王的专用色。冷色则有朴素的象征，多为布衣百姓所用，但庶民百姓在古代的喜庆节日里也用红色，展示出一种交叉的复杂性。但从总体上说，“越礼”的用色是不被准许的。

中国服饰色彩的“五色”观念由来已久。《易经·系辞下》中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有衣与天相应，下有裳与地相称：天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取天之色用“玄”，地为黄色，故下裳用地之色为“黄”。上衣下裳，上玄下黄，

这便是中华服装的最初形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人类的主观色彩意识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于是服饰色彩文化就带上了政治性、人文性的烙印，赋予了物质的色彩与精神的情感特征，以表达喜怒哀乐。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各有喜爱的颜色，这与其各自的经历、教养和性格有关。基于此，曹雪芹就是从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出发，把不同性格的人喜爱的色彩加以点染，使其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较有力的艺术手段……

《红楼梦》中人物服装色彩的应用，也蕴涵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如：红楼服饰色彩中，红色是提到最多的，有三十多处，其中名目繁多，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石榴红、杨妃色等等。曹雪芹事先为贾宝玉一角设定了红色作为其基调与背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贾宝玉少年时自诩“缝洞花王”。并将自己居所题为“绛芸轩”，一个“绛”字既点出了与林黛玉的前身绛珠草之联系，又再次点出了“红”字。大观园中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以及后来在诗社所起的“怡红公子”之号无不在提示这位贵公子是爱红之人。贾宝玉是贾府的贵公子，穿红、服红符合他的身份，也暗暗寄托了一份贾府上下对他继承家业使之振兴的殷切希望。其实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红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含义。汉代的刘熙在《释名》第四部中指出，“红色为赤，太阳之色”。因此，红色是一种极具活力与热情的色彩，且具有非常明显的阳性气质。……而贾宝玉的“红色”性格特质恰与此都是相吻合的，曹雪芹在文中的服饰色彩中大量使用红色也暗含了《红楼梦》服饰色彩的运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绿色在《红楼梦》中则是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色彩符号。她的周围围绕着绿色的色彩氛围，如她的名字中包含了一个“黛”字，黛是青绿色用来画眉的墨；她的雅号叫“潇湘妃子”，住在“潇湘馆”，窗户糊着碧纱，有“千竿翠竹遮映”“松影参差、苔痕浓淡”。红色和绿色是互补色，相互间的反差最大。但作者显然是想把这两种颜色统一起来，把这两个人协调起来，这寄托了作者对宝黛二人爱情的美好祝愿。

除服饰的色彩外，配饰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五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章。服饰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礼仪之大谓之夏，服章之美谓之华”。配饰不仅在人们的衣着穿戴方面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作用，而且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深刻丰富的内涵。配饰往往彰显着主人的审美志趣、身份地位等。古人喜欢佩戴玉饰以喻君子之德，因此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传统。孔子在《礼记·聘义》中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注重礼仪的古代社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所佩戴的饰品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据《周礼·大宗伯》载：“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描绘了数位身份地位不同的仕女，她们的衣着面料、织锦花纹乃至头上所簪花朵发饰的数量与华丽程度都因地位高低而有所不同，生动地反映了配饰在区分主人身份尊卑方面的内在含义。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配饰的语句，配饰是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语言美和意境美。例如：《离骚》中有“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句子；而曹植笔下的美丽洛神即使“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也要“披罗衣之璀粲兮，耳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描绘了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场面，既委婉含蓄又打动人心，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用“蛾儿雪柳黄金缕”代指年轻美丽的女子，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文字上的审美感受。

配饰不仅在诗词歌赋中闪耀光芒，在唐宋传奇、戏剧、明清小说中更是作为重要道具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四大南戏之一《荆钗记》就是以“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使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情节曲折跌宕而不散乱。用某一具体物件作为道具来贯穿全部故事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例如《一捧雪》和《桃花扇》都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代表，用某一道具来贯穿情节，使故事一脉相连、结构精巧、关目紧凑，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材料一：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功利主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它把总量作为判断的依据。即它只考虑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愿望这一总量，却不考虑这一总量在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就如人们面前摆着一个大蛋糕，如果平均分配是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但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平均分配的准则，那些老弱病残幼，是无法保障他们的需求的。简言之，功利主义的目的过于简单化，它只是一味地强调要保护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却可以为了这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或者侵害少数人的幸福。于是，罗尔斯提出，正义对于如何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的理论一再强调的是要抛弃和废止那些会带来不正义的东西。只要在我们生活的体制下存在不正义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必须被体制抛弃，被人民抛弃，即使是那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和利益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这才是人民所希望和追求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中，罗尔斯十分重视对人的尊重，这不仅体现了西方社会中对人权的保护，也从心理上符合人们的预期和向往，因此，人们很容易、愿意接受它。罗尔斯一直在引导和论证的正义就是社会的正义，并且他承认这种社会正义是存在差别的，即他的社会正义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尽管这样的正义带有一定的形式性，但是它的前提是确立了人的权利平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因此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其强调的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体现。

（摘编自王伟《浅析罗尔斯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从古希腊到现代，从古至今，正义观念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柏拉图与罗尔斯作为古今两大正义观的代表，他们的思想自然存在差别。

柏拉图与罗尔斯二人因时代背景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正义思想，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古代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区别。柏拉图的正义观要求人们自律自省，罗尔斯的正义观则倾向于正义制度的约束。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伦理因素占主导，影响社会政治，指导社会生活。柏拉图提出的等级秩序与哲学王等观点，本质上都是社会对个人道德的制约，而不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约束个人。近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对个人约束的效用已明显弱化，单用伦理道德约束个人已变得十分困难，人们转向探求一条终极正义之路，追求真正正义的规章制度。罗尔斯的正义观与以往的正义观不同之处在于聚焦正义制度本身，并以此为前提，以责任与义务为个人的道德约束。

柏拉图认为雅典的民主制主张大众参政，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发展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由此，柏拉图认为社会正义的本质是“做好各自分内的事”，少数精通真正哲学的人应当担任统治者，而大多数人则居于被统治的境遇，这种观点与如今的正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自然是“反民主”的。罗尔斯的正义观念突出平等参与政治权利的重要性，提出政治参与无论形式还是实质皆为平等，且受法律保护，正义的社会不再由少数人把控。这一观点可谓极力拥护民主，也与其“自由”“平等”的正义观相呼应。

柏拉图正义观主要矛盾为“全能正义”的实现，全能正义包括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城邦正义通过各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得以实现，个人正义则在个人心灵达到善时实现。罗尔斯正义观主要矛盾为正义社会的实现，他认为应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若能解决这一问题，公民生活在正义的社会将自然而然产生正义感。因此，国家正义的实现不能直接引出个人正义。

（摘编自《古今正义观之变——柏拉图与罗尔斯正义观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