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击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是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就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徒手的以及运用石制、木制武器的技能，出现了攻防的种种姿式与动作。

    原始时期人与人的争斗与武术萌芽关系更为紧密。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均常常发生争斗。这些人与人的战斗，有力地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社会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战斗，更加速了武术的发展。古代有关黄帝与炎帝发生战争以及黄帝平定蚩尤的一些传说，都是原始战争的反映。特别是蚩尤成为古代非常英武的战神。古代传说许多武器是他发明的。如《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述异记》“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能人，人不能向。”这表明到原始社会末期，原始武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时期出现的许多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也是武艺的操练，表达原始人对力量的赞美。这些武舞，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简单套路的萌芽。据《淮南子·缪称训》记载：虞舜时期，三苗族反叛，被舜帝三次打败，终不降服；后禹率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显示出高超的武功和威武雄壮的气概，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

（有删改）

他用苦难令世界破涕为笑

    400年前，即1616年，4月23日，在马德里家中的病榻上，塞万提斯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说：泥土盖没了他的肉体，没有盖没他的名字。

    直到最后，他都秉持着关于这个残酷待他的世界的清晰观点：“我被带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展现真正的悲惨会是什么样子，是为了充当厄运之箭的射击练习。”

    塞万提斯的去世，并没有在当时的西班牙激起几多涟漪——一个朝廷的讣告或者一个纪念的仪式。

    要到很多年之后，人们才会领悟到，这一天简直是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这一天，莎士比亚在英国去世。世界失去了两位文学巨匠。

    但在“领悟”到来之前，塞万提斯只能继续在被遗忘的悲凉中一路向前——他的墓前没有立碑；他的遗嘱不知所踪；墓地所在的修道院翻修时，他的遗骨被挖出、散失。

    终于，这位伟大的现代小说之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只剩下他的著作，以及有时确定有时影影绰绰的生平往事了。

    生存逼人。而当时西班牙文坛的繁荣景象，则给了塞万提斯鼓舞。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吟诗谈文，结识朋友。1599年阿莱曼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发拉切》的成功，让他意识到，他应该给世界提供对一种文类的令人兴奋的冲击——他希望自己写一本书，能够永远地“毁灭”骑士小说。

    于是，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献给了一部将被举世公认的杰作。160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凭借的是一支鹅毛笔和诸多奇思异想，以及作者本人的坎坷生平。

    因此，这样的创作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淬炼苦难的过程。塞万提斯在无穷无尽的不幸遭遇中，囤积力量，升华苦难，编织想象，终于造就了另一人物的出发——身骑瘦马、手举长矛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的出发，令世界破涕为笑。笑声成为无数读者对塞万提斯的回报。

    1606年，他在马德里落脚。在依然窘迫的日子里，他俯身书桌，勤奋地挥动手中的鹅毛笔，迎来他创作最多产的时期。那段岁月，是作家生命最后的怒放，也是文学恣意的怒放。塞万提斯的写作，对底层生活和崇高理念表现出迷恋与擅长。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质，使其即便书写幻想和荒诞时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1613年，《训诫小说集》出版。虽然病痛缠身，他还是在4年中写出了《堂吉诃德》第二部的72章。大有只争朝夕之势。

    为了对付《堂吉诃德》的赝品，他要让真正的第二部尽早问世，于是，他没日没夜地赶写，似乎还给自己定了完稿日期。一年后，《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八部喜剧及八部幕间短剧集》。代价是，他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年近七旬的作家变得弱不禁风。

    漫长的人生路，予以他太多苦难，他将这些苦难淬炼成一字一句，呈现给这个世界。这样的过程艰辛而快乐，同时也是让幻想破灭的。最显著的是，他可以写出受人欢迎的书作，却不能靠写书过上好日子。

    即便如此，他依然写啊，写啊。

    病痛愈加磨人，身体日渐枯萎，只有那支鹅毛笔，静静流淌着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写作速度之快，令人意外。

    直到1616年4月23日，这支笔，枯竭了。

    （选自201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同名文章，作者：黄玮，有删改）

    相关链接：

    塞万提斯一生的遭遇简直就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历险记。他24岁时加入部队当兵，在战争中不幸受伤，导致左手残疾，但他仍带着伤残的身体继续留守战场。几年后终于可以带着推荐信回国，却不料在途中遇上了海盗，结果沦为他们的奴隶，还差点被送上断头台，34岁时才被亲友们赎回。他一生中有过三次牢狱之灾。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他创作了大量的剧本，但他的作品未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即便《堂吉诃德》被一版再版，他的经济状况也并无太多改善。

    （2016—05-25《武林军事·关于塞万提斯的人生故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教授介绍，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但没有被命运打败，就是在监狱中，他开始构思《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表面上是讲一个50多岁的疯子，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要去践行他的理想主义，却又到处碰壁的故事。塞万提斯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又纠结不已，桑丘之所以跟随堂吉诃德，其实是认为可以寻到宝藏，获封岛主。这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也表现了堂吉诃德的悲剧色彩。

（2016-08-04《万汇文化·为何国人熟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不了解汤显祖》）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材料一：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开辟了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新历史。中国工程人员数十年来在桥梁建设工程中做过许多努力，有过很多成绩，钱塘江铁桥就是中国工程人员自己设计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建设过一座规模巨大的铁路桥梁。五十年前的黄河铁桥是由比利时包工的，其后的钱塘江铁桥的主要结构部分也是由德国、英国、丹麦三个“洋行”分别承包的。这就不可能使我们系统地积累自己的桥梁建设经验，没有能组成自己的桥梁建设队伍，中国的桥梁建设事业也就长期停滞不前。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将改变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面貌。三年来，主持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工作的工程人员和地质人员，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又得到苏联专家的无私援助，既考虑了最经济地建设桥梁，又考虑了航运等有关部门对利用长江的要求，选择了最合理的线路和桥式，完成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初步设计。同时武汉长江大桥的全部工程还将用自己的材料由我国自己的人力来建设，因此，这个工程也将是我国一座最好的桥梁建设学校，将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桥梁建设人才。

（摘自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人民日报》1954 年 2 月 6 日）

材料二：港珠澳大桥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对于这座目前世界上综合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而言，每项荣誉的背后，都是一组组沉甸甸数据的支撑。全长 55 公里，世界总体跨度最长的跨海大桥；海底隧道长 5.6 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海底隧道最深处距海平面 46 米，世界上埋进海床最深的沉管隧道；对接海底隧道的每个沉管重约 8 万吨，世界最重的沉管；世界首创深插式钢圆筒快速成岛技术。截至通车前夕，港珠澳大桥共完成项目创新工法 31 项、创新软件 13 项、创新装备 31 项、创新产品 3 项，申请专利 454 项，7 项创世界之最，整体设计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在这一大国重器的背后，不光有千千万万建设者的汗水，更有不少为其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的团队。如今，中国的桥梁和高铁一样，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而随着这张名片一同递出的，是我们身为国人的自信心。

（滴自王忠耀等《港珠大桥背后的科技支撑》，《光明日报》2018 年 10 月 24 日）

材料三：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以信息化为基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创造具有感知储存能力、学习判断能力的智能设备、智能控制系统等，扩展、延伸工程建设者的感知能力、预测能力、控制能力及作业能力，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紧密结合，形成人机一体化智能建造系统，使工程建设更为安全。智能建造平台由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应用支撑层及应用层组成。感知层是基础，借助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采集各类数据信息，类似人的眼睛等感官；网络层利用光纤通信网等技术，将感知层采集的各类数据信息传输至数据层，类似人体神经系统；数据层中存储着大量的数据信息资源，借助数据库、云存储等智能存储手段，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存储和共享；应用支撑层是运算中心，类似于大脑，实现数据融合。最终在应用层形成各种智能控制系统，辅助工程建设者进行决策。

（摘编自林鸣等《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探索与实践》）

色彩在服饰审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物的塑造也有莫大裨益

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服饰色彩的应用是和时代背景、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各不相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色彩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以“礼”为中心的色彩本质是一致的。色彩观念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状态、宗教信仰程度密切相关。红色被认为象征着生命、热烈、高贵、喜庆、常为达官贵人所用。黄色在色谱中明度最高、纯净而亮丽，为佛教所推崇，被认为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后成为帝王的专用色。冷色则有朴素的象征，多为布衣百姓所用，但庶民百姓在古代的喜庆节日里也用红色，展示出一种交叉的复杂性。但从总体上说，“越礼”的用色是不被准许的。

中国服饰色彩的“五色”观念由来已久。《易经·系辞下》中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有衣与天相应，下有裳与地相称：天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取天之色用“玄”，地为黄色，故下裳用地之色为“黄”。上衣下裳，上玄下黄，

这便是中华服装的最初形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人类的主观色彩意识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于是服饰色彩文化就带上了政治性、人文性的烙印，赋予了物质的色彩与精神的情感特征，以表达喜怒哀乐。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各有喜爱的颜色，这与其各自的经历、教养和性格有关。基于此，曹雪芹就是从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出发，把不同性格的人喜爱的色彩加以点染，使其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较有力的艺术手段……

《红楼梦》中人物服装色彩的应用，也蕴涵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如：红楼服饰色彩中，红色是提到最多的，有三十多处，其中名目繁多，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石榴红、杨妃色等等。曹雪芹事先为贾宝玉一角设定了红色作为其基调与背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贾宝玉少年时自诩“缝洞花王”。并将自己居所题为“绛芸轩”，一个“绛”字既点出了与林黛玉的前身绛珠草之联系，又再次点出了“红”字。大观园中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以及后来在诗社所起的“怡红公子”之号无不在提示这位贵公子是爱红之人。贾宝玉是贾府的贵公子，穿红、服红符合他的身份，也暗暗寄托了一份贾府上下对他继承家业使之振兴的殷切希望。其实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红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含义。汉代的刘熙在《释名》第四部中指出，“红色为赤，太阳之色”。因此，红色是一种极具活力与热情的色彩，且具有非常明显的阳性气质。……而贾宝玉的“红色”性格特质恰与此都是相吻合的，曹雪芹在文中的服饰色彩中大量使用红色也暗含了《红楼梦》服饰色彩的运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绿色在《红楼梦》中则是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色彩符号。她的周围围绕着绿色的色彩氛围，如她的名字中包含了一个“黛”字，黛是青绿色用来画眉的墨；她的雅号叫“潇湘妃子”，住在“潇湘馆”，窗户糊着碧纱，有“千竿翠竹遮映”“松影参差、苔痕浓淡”。红色和绿色是互补色，相互间的反差最大。但作者显然是想把这两种颜色统一起来，把这两个人协调起来，这寄托了作者对宝黛二人爱情的美好祝愿。

除服饰的色彩外，配饰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五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章。服饰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礼仪之大谓之夏，服章之美谓之华”。配饰不仅在人们的衣着穿戴方面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作用，而且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深刻丰富的内涵。配饰往往彰显着主人的审美志趣、身份地位等。古人喜欢佩戴玉饰以喻君子之德，因此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传统。孔子在《礼记·聘义》中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注重礼仪的古代社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所佩戴的饰品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据《周礼·大宗伯》载：“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描绘了数位身份地位不同的仕女，她们的衣着面料、织锦花纹乃至头上所簪花朵发饰的数量与华丽程度都因地位高低而有所不同，生动地反映了配饰在区分主人身份尊卑方面的内在含义。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配饰的语句，配饰是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语言美和意境美。例如：《离骚》中有“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句子；而曹植笔下的美丽洛神即使“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也要“披罗衣之璀粲兮，耳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描绘了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场面，既委婉含蓄又打动人心，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用“蛾儿雪柳黄金缕”代指年轻美丽的女子，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文字上的审美感受。

配饰不仅在诗词歌赋中闪耀光芒，在唐宋传奇、戏剧、明清小说中更是作为重要道具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四大南戏之一《荆钗记》就是以“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使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情节曲折跌宕而不散乱。用某一具体物件作为道具来贯穿全部故事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例如《一捧雪》和《桃花扇》都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代表，用某一道具来贯穿情节，使故事一脉相连、结构精巧、关目紧凑，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文本一：

夏日书简（节选）

艾青

我们来到这里已一个星期了。我坐在院子里给你们写信。

我是欢喜这山地的。①站在稍稍高一点的山坡向远方看：何等的旷野的壮观！无数的山互相牵连着又各自耸立着，褐色的，紫色的，浅蓝色的山！温和的，险峻的岩石，茂林，夹谷，山与山之间的窄小的平野，沿着山向上延展的梯田，零落在各处的村舍……构成了这旷野的粗壮而富丽的画幅。

我就生活在这环境里。每天我起来很早，我起来时月亮还在我的房子里留下最后的光辉。因为白天太热，我常趁这时候写点东西。但我写的并不多上午看一点书。躺在床上看，这是最近才有的坏习惯。到午后一时左右照例是听见了敌机马达的震响声，等这声音将临近我们的上空了，而一连几天了都是27架。于是眼见它们向北碚与重庆方面消失……不久，就紧缩着心听着远方的轰炸声……

但我却在一种始终如一的信念里，一种只有出于最高的理智和最强的情感的信念里，非常宁静地过日子于是，我在这种信念里，显得有些庸俗地自满了。

当我戴着麦秆编的宽边的草帽，穿着草绿色的布质的褪色的军裤，和缝补了好多次的白衬衫，手上拿了根爬山用的木杖，我常常发现自己有些可笑——这些不像那由于狂热而割伤了耳朵，忘戴着草帽的凡高么？那老是用极强烈的黄色去歌赞太阳的庄稼汉？而当我走过了一片玉蜀黍的林子又走进了一片玉蜀黍的林子，闻着被太强烈的阳光所蒸晒的干土的气息我将在这里住下去。一天，人们把我最初介绍给小朋友们。我曾说：“我将要向你们学习，我要向比我年轻的一代学习，但他们经历了多少患难了啊！他们从沦陷了的家乡跑出来，尝尽了饥饿与流亡之苦……于是他们都变得很坚强。知识与能力都超过了他们的年龄所能具有的程度。

在我没有到这里来之前，我已经看过他们里面的一个孩子的诗作，那诗作；同时，我还听说，他们竟每人都手抄了一本。

而更可贵的是他们对于真理的拥护的热情。他们最富有热烈的探讨的兴趣。他们常常一群一群地散坐在树木或是岩石上，在谈论着他们所接触到的新的问题。我常常担忧：我的气质和我的习惯会不会妨害他们对于我的接近？但我必须努力使自己和他们生活得和洽，至少使我成为他们的可以坦白相处的朋友。

每天黄昏时，我们散步。普式庾林我们将会多去走走，因为它离我们住的院子太近了——不②改天，我还想找几个小朋友帮忙搬几块石块做凳子，这样，我们不久恐要举行夏令营了，或许我们会在一个小镇的街上出壁报，恐怕也将在茶馆里举行呢……

六月二十九日，北碚乡间

（原载《现代文艺》第2期，1940年11月25日出版，有删改）

文本二：

重庆一瞥

朱自清

重庆的大，我这两年才知道。从前只知重庆是一个岛，而岛似乎总大不到哪儿去的。两年前听得一个朋友谈起，重庆简直跟上海差不多；那时他确实吃了一惊。我去年七月到重庆时，住了一礼拜，跑的地方不算少，而离开的时候，重庆在我心上还是一座丈八金身，我现在还是说不出。

从前许多人，连一些四川人在内，都说重庆热闹，我一向信为定论。然而不尽然。热闹，不错；俗气，可并不然。我在南岸一座山头上住了几天。朋友家有一个小廊子，雾中隐约着重庆市的影子。重庆市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傍晚的时候我跟朋友在枣子岚垭，观音岩一带散步，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传递着密语，像旁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人

从昆明来，一路上想，重庆经过那么多回轰炸，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我坐轿子，坐公共汽车，看了不少的街，瓦砾场是有的，可是，整个的重庆市还是堂皇伟丽的！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步行人，挤着挨着，街上开过几辆炮车。店里的人都起身看，沿街也聚着不少的人。这些人的眼里都充满了安慰和希望。只要有安慰和希望，曾几何时，我们的陪都不是又建设起来了吗！

1941年3月14日作

（原载1941年11月10日《抗战文艺》第7卷第4、5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