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内心与渔樵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经历了人生中的最黑暗时期。但是，也正是人生中的这一次遭遇，让苏轼更加接近真实的社会，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这一时期的苏轼，仿佛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自己所伤怀的功业无成，其实是因为建功无门。此外，苏轼的黄州生活经历，除了与黄州一带名士山川之间深得心意的交游，甚至还曾躬耕于黄州东坡，可能确实过了一段“渔樵”生活。他那兼有自谑、自得意味的自号“东坡居士”据说也即由此而来。由此看来，被贬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时时出现的“主”“客”，既是文学体式的一种标志，其实也是苏轼自觉省视个人命运的心理反应。应该说，被贬黄州同时成就了苏轼的文学高度和哲学高度。                  

（取材于肖亦若《被贬黄州的苏东坡》，有删改）

如何理解苏轼内心的“渔樵”观？结合《漫话“渔樵”》以及链接文字，简要谈谈你的认识。

雅盗

孙方友

    陈州城西有个小赵庄，庄里有个姓赵名仲字雅艺的人，文武双全，清末年间中过秀才。后来家道中落，日子越发窘迫，为养家糊口，逼入黑道，干起了偷窃的勾当。

    赵仲是文人，偷盗也与众不同，每每行窃，必化装一番。穿着整齐，一副风雅。半夜拨开别家房门，先绑了男人和女人，然后彬彬有礼地道一声：“得罪！”依仗自己艺高胆不惧，竟点着蜡烛，欣赏墙上的书画，恭维主人家的艺术气氛和夫人的美丽端庄。接下来，摘下墙上的琵琶，弹上一曲《春江花月夜》，直听得被盗之人瞠目结舌了，才悠然起身，消失在夜色里。

    赵仲说，这叫落道不落价，也叫雅癖。这一日，赵仲又去行窃。被窃之家是陈州大户周家。赵仲蒙面入室，照例先绑了主人夫妇，然后点燃蜡烛，开始欣赏主人家的诗画。当他举烛走近一帧古画面前时，一下瞪大了眼睛。那是一幅吴伟的《灞桥风雪图》。远处是深林回绕的古刹，近景是松枝槎桠，板桥风雪。中间一客，一副落魄之态，骑驴蹒跚而过，形态凄凉。中景一曲折清泉，下可连接灞桥溅溪以助回环之势，上可伸延向窗渺以续古刹微茫……整个画面处处给人以失意悲凉感！

    赵仲看得呆了。他由画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仿佛身临其境，变成了那位骑驴过客，不由心境苍凉，心酸落泪。不料趁他哀伤之时，周家主人却偷偷让夫人用嘴啃开了绳索。周家主人夺门而出，唤来守夜的家丁。家丁一下把主人卧房围了个严实。

    赵仲从艺术中惊醒，一见此状，急中生智抓过夫人，对周家主人说：“我只是个文盗，只求钱财，并不想闹人命！你若想保住夫人，万不可妄动！”

    周家主人迟疑片刻，命家丁们后退了几步。

    见形势略有缓和，赵仲松了一口气。他望了周家主人一眼，问：“知道我今日为甚吃亏吗？”

    “为了这幅画！”周家主人回答。

    “你认得这幅画吗？”赵仲又问。

    周家主人见盗贼在这种时候竟问出了这种话，颇感好笑，缓了口气说：“这是明朝大家吴伟的真迹《灞桥风雪图》！”

    “说说它好在哪里？”赵仲望了望周家主人，挑衅般地问。

    周家主人只是个富豪，对名画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自然说不出个道道儿，禁不住面红耳赤。

    那时候赵仲就觉得有某种“技痒”使自己浑身发热，开始居高临下，口若悬河地炫耀道：“吴伟为阳刚派，在他的勾斫斩折之中，看不出一般画家的清雅、幽淡和柔媚，而刚毅中透凄凉的心境处处在山川峰峦、树木阴翳之中溢出。不信你看，那线条是有力的勾斫和斩截，毫无犹豫之感。树枝也是钉头鼠尾，顿挫分明，山骨嶙峋，笔笔外露……”说着，他像忘了自己的处境，抓夫人的手自然松了，下意识地走近那图，开始指指点点，感慨阵阵……

    周家主人和诸位家丁都听得呆了，个个木然，目光痴呆，被盗贼那临危不惧的执迷而叹服不已。赵仲说着取下那画，对周家主人说：“此画眼下已成稀世珍品，能顶你半个家产！你不该堂而皇之地挂它，应该珍藏，应该珍藏！”

    周家主人恭敬地接过那画如接珍宝，爱抚地抱在了胸前。

    赵仲拍了拍周家主人的肩头，安排说：“裱画最忌虫蚀，切记要放进樟木箱内！”说完，突然挽过周家主人的胳膊，笑道：“让人给我拿着银钱，你送我一程如何？”

    周家主人这才醒悟，但已被赵仲做了人质。万般无奈，他只得让一家丁拿起赵仲开初包好的银钱，赵仲走出了大门。

    三人走进一个背巷，赵仲止了脚步，对周家主人笑道：“多谢周兄相送，但有一言我不得不说，你老兄抱的这幅画是一幅赝品，是当初家父临摹的！那真品仍在我家！为保真品，我宁愿行窃落骂名而舍不得出手啊！”

    那周家主人这才恍然大悟，一下把画轴摔得老远，忿忿地说：“你这贼，真是欺人太甚！”赵仲飞前一步，捡了那画，连银钱也不要了，双手抱拳，对着周家主人晃了几晃，然后便飞似地消失在夜色里……

    从此，赵仲再不行窃，带着全家躲进偏僻的乡村，用平日盗得的银钱买了几亩好地，白日劳作，夜间读画——读那幅《灞桥风雪图》。

    据说，赵仲常常读得泪流满面……

我 村

龙应台

①香港仔是“我村”。“我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个小村里，走路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活必需事务办完。

②早上十点，先去银行。知道提款机在哪个角落，而且算得出要等多久。两三个月一次，你进到银行里面去和专门照顾你的财务经理人谈话。坐到一个玻璃方块内，他把你的财务报表摊开。他知道你什么都不懂，所以用很吃力的国语认真地对你解释什么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看着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好像一个情人要去当兵了，担心女朋友不会煮饭。原来他要跳槽去了。

③十一点，到二楼美容院去洗头。长着一双凤眼的老板娘一看到你，马上把靠窗的那张椅子上的报纸拿开，她知道那是你的椅子。她也知道你的广东话很差，所以不和你聊天，但是她知道你若是剪发剪什么发型，若是染发用的是什么植物染料，在你开口前，她已经把咖啡端过来了。

④十二点，你跨过两条横街，到了邮局，很小很小的一间邮局。你买了二十张邮票，寄出四封信。邮政员说：“二十文”。“二十元”说“二十文”总让你觉得好像活在清朝。但是还没完，他的下一句是：“你有碎银吗？”没有，没有“碎银”。因此他只好打开抽屉，设法把你的五百大钞找开，反倒给了你一堆“碎银”。

⑤带着活在清朝的感觉走出邮局，你走向广场，那儿有家屈臣氏，可以买些感冒喉片糖浆。你准备越过一个十字路口，不能不看见十字路口那个小庙，不到一个人高，一米宽，矮墩墩地守在交通忙乱的路口。蹲下来才看见小庙里头端坐着六个披金戴银的神像，香火缭绕不绝。计程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庙口的信徒拈香跪拜，一脸虔诚，就在那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里。矮墩墩的庙却有个气势万里吞云的名字：大海王庙。庙的对联写着：“大德如山高，王恩似海深。”信徒深深拜倒。

⑥广场，像一个深谷的底盘，因为四周被高楼密密层层包围。高楼里每一户的面积一定是局促不堪的，但是没有关系，公共的大客厅就在这广场上。你看过鸽子群聚吗？a香港仔的广场，停了满满的人，几百个老人家，肩并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鸽子靠在一起取暖。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很多人就坐在那儿，静默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总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满满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步态蹒跚的人。b在这里，他可以孤单却不孤独，他既是独处，又是热闹，热闹中独处，仿佛行走深渊之上却有了栏杆扶手。

⑦最后一站，是菜市场。先到最里边的裁缝那里，请她修短牛仔裤的裤脚。二十分钟后去取。然后到了肉铺，身上的围裙沾满了血汁肉屑的老板看见你便笑了一下，你是他练习国语的对象。第一次来，你说，要“蹄髈”，他看你一眼，说：“台湾来的？”

⑧“怎么知道？”

⑨他有点得意：“大陆来的，说肘子。广东人说猪手。只有台湾人说蹄髈。”

⑩嘎，真有观察力，你想，然后问他：“怎么说猪手？你们认为那是它的“手”啊？那你们认为猪和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啊？”

他挑了一只“猪手”，然后用一管蓝火，快速喷烧掉猪皮上的毛，发出滋滋的声音，微微的焦味。

⑪花铺的老板不在，一个脑后梳着发髻的阿婆看着店。水桶边有一堆水仙球根，每一团根都很大，包蓄着很多根。“一球二十五文。”阿婆说。我挑了四个，阿婆却又要我放下，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听不懂；对面卖活鸡的阿婆过来帮忙翻译，用听起来简直就是广东话的国语说：“阿婆说，她不太有把握你这四个是不是最好的根，所以她想到对街去把老板找回来，要老板挑最好的给你。”

⑫阿婆老态龙钟地走了，剩下我守着这花铺。对面鸡笼子里的鸡，不停扇动翅膀，时不时还“喔喔喔”啼叫，用最庄严、最专业的声音宣告晨光来临，像童话世界里的声音。但是一个客人指了它一下，阿婆提起它的脚，一刀下去，它就蔫了。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跫音

李舫

北京，东城。

横平竖直的北京旧城，有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五四大街。这条大街的中心，有一个朴素的门牌，上面刻着“五四大街29号”。在这个门牌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古朴的铁门后面，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春来暑往，斗转星移，这座“工”字形的建筑已逾一个世纪。从建成至今，它一直被人们称作——北大红楼。

1917年，农历丁巳。

此时的北京大学，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着严寒，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试图用教育完成救国宏愿，“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当其时，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北京大学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编辑部就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罪恶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8年仲秋，一个满口湘音的青年，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他，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毛泽东。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新青年》也为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给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心怀世界的有为之士。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就是在这个朝气蓬勃、挥斥方遒的年纪，毛泽东写下了这句诗。正是在北京大学期间，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毛泽东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有志青年去承担。他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雍容的红砖红瓦红墙红楼，掩映在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里。

1919年，29岁的李大钊意气风发。他快步走进红楼大门，腋下夹着新刊出的《新青年》，冲进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大声宣称：“试看将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便在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约请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热血在沸腾，地火在燃烧。北京大学，莘莘学子在觉醒。

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一路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怀着愤怒、带着激情不停地呐喊，乌云密布的中国，喑哑的天空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荡。中国的四面八方，有志之士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种子，在觉醒者的心灵中孕育成长。红色的激流涌入黄色的土地，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亿万万人家国，一百余年拼搏。

今天，穿过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红楼无声，红楼如故。然而透过红色的建筑外表，仿佛还能看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流下的鲜血，看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高高飘扬的红旗，看到井冈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红军战士帽檐上的五角星……这栋建筑曾经激荡起的历史风云，依旧清晰而鲜活。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革命者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

朴素的初心，凝聚了非凡的力量。亿万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让这个曾经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在绝望中重生，已然可见复兴的曙光。

（有删改）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啊，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吧。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