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私”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分的问题。

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团体，团体是有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这种格局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家庭在西方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朋友说他要“带了他的家庭”来看你，指的是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在中国，这句话模糊得很，“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子侄等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近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对家庭这个概念这样不清不楚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推的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就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就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交膳宿费的西方社会，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进入团体得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方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已”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儒家最讲究人伦，“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已及人的“己”，对于这“已”，得以礼克服，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以“已”作为中心的，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为了族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在西方社会里，做人民的无法逃于该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把国家弄成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在我们的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

                                                 （选自《差序格局》，有删改）

    古人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言、声、义成为诗歌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大元素和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诗词中那些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也正是在性情、语言、形式、内涵、意境和境界诸方面体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性情是诗词作品内在的灵魂、流动的血液和鲜活的生命。诗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无不饱含浓厚、深沉、真挚的感情。《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质问与谴责，《离骚》中报国理想难以实现和忧虑国事的悲愤与缠绵，都很典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春望》、孟郊《游子吟》……无一不是以浓厚的情感震撼读者的心灵。

    诗歌语言是最精粹精美、最富表现力和最富智慧的语言。在措辞炼字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形成了精美的诗歌艺术奇观。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语言不仅生动鲜活、形象鲜明，而且凝练简洁、精警有力，让人回味无穷。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如同巨幅水墨画，境界宏大开阔，用字凝重有力。诗仙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名篇、佳句迭出。宋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 “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李清照以“绿肥红瘦”（《如梦令》）描绘雨后海棠，用“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将眼前菊花的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的消瘦进行对比，既生动新颖又力透纸背。

    中国古典诗词彰显了诗词艺术的形式美。格律诗歌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语言文字在发音、声调、协韵、对仗、会意等方面无可替代的特点，句式简短，格律稳定，使作品既富有浓厚的音乐元素和强烈的语言韵律，又富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充沛情感。如杜甫《绝句》、苏轼《饮湖上初请雨后》、李清照《声声慢》等，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引导下，蕴藉含蓄、深厚委婉、经营意境、讲究感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由此既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又给读者创造了内容理解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更是意味隽永深长，赋予了更丰富更鲜活的思想内容。

    诗词意境是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完美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创新出奇则是文学创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古代诗词以情、景、事、理、意、趣为主要创作元素，创造出情感深厚充沛、形象鲜明生动的优美意境。如王维《山居秋暝》、贺知章《咏柳》、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作品的奇特想象无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新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如果说意境多是通过画面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境界则更多的体现在思想与艺术达到的高度上。纵观中国古代备受赞誉的诗歌国手、创作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无不将自己对自然宇宙、人类生存、国家安危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的思索，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道路的思索等等融入诗篇，使作品呈现出气势磅礴、震撼心灵的大气魄和思想深邃、启悟智慧的大境界，也展示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

                                           （摘编自杨庆存《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

    中国古典建筑从很早便开始确立理性精神的建筑艺术总体特征。西方古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俗中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桥，分工细致。具体到建筑内部，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而是平易的，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选材上不以阴冷的石头为主，而多用暖和的木质。另外，中国古典建筑工于整体布局，讲究严格对称，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色。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在局部组成中，则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如万里长城，虽然它的每段体制是类同的，像一条巨龙横亘于大地，但每一段又仿佛一条独立的龙在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整个长城如同无数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再者，中国古典建筑历来重视以亲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的园林建筑。皇室不必说，民间诸如“吸江亭”“面花轩”的名目比比皆是，但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实际上，它们只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罢了。

（选自李泽厚《中国古典建筑的理性精神》，有删改）

    近期的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对于全球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对中美两国的共同重要贸易伙伴——欧盟的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为了加强对华贸易战的效果，需要联合欧盟、日本等盟国对中国进行多边共同施压，使美国对华贸易战更加有效。目前美国政府暂时豁免对欧盟的钢铝关税，但美国是以欧盟在未来40天内要满足诸多苛刻条件为交易。它要求欧盟与美国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中国的“贸易扭曲”政策提起申诉。美国国内对于这种施压方式也更为认可。在美国国内，那些出于自身利益反对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大多也主张美国与欧盟等各方联合对华贸易施压，这样就能有效降低美国单方面遭受中国贸易报复的损失。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国需要积极加强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的合作。在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方面，中国应与欧盟抱团取暖而非被美国各个击破。中欧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2016年，中欧贸易总额为547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出口3390亿美元，进口2080亿美元。虽然中欧之间也存在贸易逆差，不过这主要是双方的贸易结构和生产链不同造成的，体现了贸易互补性，符合双方的合作共赢。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贸易沟通机制，在反垄断调查、政策补贴和企业并购等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对于双边贸易摩擦也能及时沟通和处理。

    为了防止在对华贸易战上出现“美欧合流”，中国要积极加强与欧盟的沟通，要让它认识到一旦追随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那么欧盟恐怕是为他人火中取栗，得不偿失。对于“美欧合流”对中欧合作的利害关系，中国要晓之以理，还要坚守中欧双方在维护开放贸易格局上的共同立场。当前，全球经济的增长依然要求维护开放的贸易格局，中欧双方在此问题上持有共同立场，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手段，中欧双方都持非常强硬的反对态度。维持开放的全球贸易格局对于欧洲经济增长的意义不言而喻。

    美欧贸易矛盾也是积怨很深，短时期并不容易化解。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的粗暴方式，欧洲一些国家认为需要“以牙还牙”。中欧可以在应对美国贸易战方面抱团取暖，比如共同应对钢铝关税等问题。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欧盟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才能更加强劲有力，不仅能尽可能维护欧盟的自身利益，也能更好地维护中欧合作共赢的友好局面。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3月30日文章《应对美国贸易战，要防止“美欧合流”》）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生存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深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更改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更改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