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文学创作）不能只讲真话。

    ②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③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就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要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④真话和真理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真话指的是真心话，而真理则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道理。真话并不等于真理，真话未必全是真理。但既然写作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作者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真话，也应当用来表达真理；既然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作者就应当具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的责任感。

    ⑤虽然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句句都是真理，但在写作时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即使如此，智者千虑也难免会有一失，当文章发表后自己回头再看时，还往往会发现存在思虑不周的偏颇之处。倘若作者自己没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之心，写作不进行深入理性思考和严谨推敲，那就势必会形成写作的粗制滥造、信口开河。

    ⑥文学创作需要虚构，文学创作也要说真话，虚构与说真话并不矛盾。但文学创作不能只满足于“说真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艺术真实。所谓“艺术真实”，指的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具有代表性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只靠说自己心里的真话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心里的有些真话，也未必是符合现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家必须在深入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依靠深刻生动的形象思维，经过艰辛的集中、概括和提炼过程，方能塑造出令人感动和信服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

    ⑦写作是人类传播和传承文明的一种重要文化活动，必须具有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建构积极向上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境界，大力弘扬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敬业意识。

（选自李贵富 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有删改）

榨菜经济学

肖楠

    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面对面吃了一顿早餐，两人的餐品包括一杯果汁、一碗小米粥，还有摆在餐桌正中间的几小碟“家常榨菜”。很快，5毛钱一包的榨菜超越两位国家元首，成了席卷中国资本市场的明星。榨菜在餐桌上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但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名叫“榨菜指数”的概念就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2012年年底，一家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发现，榨菜销量的区域变化，刚好能够体现农民工的流动趋势。

    据说，政府已经在跟踪“榨菜指数”的变化，并且据此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制定不同的宏观政策。

    尽管发改委近期否认了他们曾经提出“榨菜指数”的说法，但大量数据证明，榨菜销售量与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存在巨大的相关性。从2007年到2011年，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从49%一路跌破30%，与此对应的，正是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份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相关性。报告称，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相比于在华南地区的惨淡经营，涪陵榨菜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销售额，也伴随着农民工的回流，创造了接近50%的增长率。

    从餐桌上的“小角色”，到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榨菜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它低廉的价格。

    榨菜的销量直观体现了流动人口数量的高低起伏，并且具备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地方政府部门能够据此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人口骤增后的就业、治安、医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而外来企业也能及时核算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当然，能站上宏观经济舞台的食品，不仅是这小小的榨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用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全球各地的价格，来衡量各国的实际汇率。美国《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也曾经提出，拥有星巴克咖啡店越多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伤害的程度越高。而在中国，网民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指数：用茅台酒的消费量监测“三公”消费，用“大妈扎堆”现象预警有过热危险的市场。

（节选自《读者》2014年1月第2期）

    乳钉纹簋（音鬼）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食器，1959年在安徽省由屯溪市弈棋公社修建飞机场时出土，埋藏地下已逾2500余年，仍然完好无损。它造型别致，独具风格，为春秋时期吴越地区铸造的一件很具特点的铜簋，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即国宝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行于商周时期，春秋逐渐衰落，战国时就很少见了。簋的形态变化最多，一般是圆腹，侈口，圈足。商代簋无盖、无耳，或有双耳；西周和春秋的簋常带盖，有双耳或四耳；吴越地域的簋则基本上都是双耳无盖。此件乳钉纹簋呈圆形，口微侈，鼓腹，圈足，平底，通高16.5厘米，口径27.7厘米，重7公斤，设有双耳，耳背附镂空棱脊，这种装饰，极为少见，精致美观。腹部饰斜方格乳钉纹，规整突出，且以细密雷纹填底。颈、耳、足均用半浮雕手法饰以变形夔纹。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此簋上的变形夔已发展为几何图案化装饰。繁缛细密的变形夔纹与形象突出的乳钉纹组成了有规律的花纹图案，粗中有细，和谐统一，造成了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这些都是当时吴越地区制造青铜簋的鲜明特点。与乳钉纹同时出土的一批铜器中，还有三件铜鼎和一件几何变形兽纹簋。簋的形状大小与乳钉纹簋基本相同，只是腹部作扁圆形，据专家研究，屯溪出土这两件青铜簋皆为吴越之器。

    商周春秋时期的中原铜簋，器物敦厚凝重，纹饰粗放简单，到了春秋后期逐渐衰落。可是，这个时期的吴越地区铸造铜簋却异常发达，而且器壁很薄，花纹细密精致，既承袭了中原地区铸簋传统样式，又在生产技术和艺术水平方面注入新的生命。因此，考古专家盛赞这件乳钉纹簋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完美结合，既是一件实用器皿，更是一件具有很高价值的工艺美术品，为同类器物中所罕见。

    簋在商周时期是重要的礼器，它和列鼎制度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与鼎配合使用，而且是以偶数出现。据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安徽屯溪同一古墓出土三鼎二簋，正与文献记载的情况相符。考古发现证明了历史的真实。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由于长期以来受“欧洲中心论”与“以西释中”思想的影响，我国美学研究对中华民族的审美理论常常以“审美智慧”称之，没有足够勇气将其称为中国的美学理论。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有引以自傲的民族艺术。因此，中国必然拥有本民族的美学，这种美学就是“生生美学”。

    “生生美学”这一概念来自《周易》。“生生”即“生命的创生”，是我国古代哲思与艺术的核心所在。“生生美学”是一种相异于西方古典认识论美学的美学形态，独具特色与魅力。而且，体现这种“生生美学”的中国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戏曲、琴艺与民间艺术至今仍具有无穷生命力，因此这种“生生美学”也是鲜活的。

    “生生美学”是一种古典形态的“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不仅仅是一般的生态智慧，而且是具有原生性并活在当代的生态理论。所谓“天人相和”具有明显的“生命创生”的内涵，天地相交、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就是一种美的形态。这种生态之美仍然存在于我国诸多民间艺术之中，例如年画之“瑞雪兆丰年”与“大丰收”等。

    “生生美学”是一种“阴阳相生”的生命之美。“生生美学”是一种东方的生命之美。这种生命之美包含万物化生、宇宙变化等极为丰富的内涵，而且体现出“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存”的理念，是一种古典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平等论。特别可贵的是，《周易》揭示了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万事万物生长演化的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概括了艺术创造特有的规律，即凭借阴阳虚实的对比产生一种艺术生命力。例如，国画就是通过白与黑、浓与淡的对比形成一种艺术生命力。像齐白石的虾图，仅寥寥几笔．以大片的空白将几只小虾在水中活泼的生命力表现无遗。

    “生生美学”还是一种“日新其德”的含蓄之美。“生生美学”作为一种含蓄的美，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的无限风光，是一种“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诗歌之“意境”、绘画之“气韵”、山水园林之“写意”、书法之“神韵”等，说的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含蓄之美，可以说是意味无穷。

    “生生美学”化育于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蕴含在让我们流连忘返的无教民间艺术之中，寄托着我们绵绵的乡愁与无尽的情思，需要我们好好体悟，好好研究。

（摘编自曾繁仁《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

    ①“分行布白”是书法上的一个词语。词义说白了，就是欣赏书法作品，要连字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描红簿上的字，写得个个字正腔圆，还不能称之为书法作品，原因大抵就是，连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了，会发现没多大的美感，产生不了审美方面的感动。这空白的地方，确实了得。看看颜真卿的《祭侄稿》、怀素的《自叙帖》、苏东坡的《寒食帖》，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手迹，还真是可以打开眼界。这字的线条有多美，连着空白的地方看了，才会发现，就是总能把这白茫茫的一片，天才地裁开来，裁得和谐灵性。由此，怎么看都教人心旷神怡。这“分行布白”的道理，用来说画也一样。不论是简简单单的齐白石，还是密密匝匝的黄宾虹，还都脱不了和它的干系。齐白石好像好理解些，因为他是无以复减的，空白的地方留得明明白白，稍微注意，就可以感觉到出奇的美意来。黄宾虹呢，他是无以复加了。看起来画面上全画满了，奸像没什么空白的地方了。其实墨分五色，五色互为空白，说没空白还不如说是丰丰满满的大空白。“分行布白”的道理，其实到处都成立着。

    ②读金克木先生的文字，看到他也说到了“分行布白”这一书法上的词语，他是把它来解读文章的，他认为文字也是要在“分行布白”的意义上来读的，就像古人说的另一句话：“当于无字处求之。”他说“一本书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他还说，写作的人都有意无意不把话说尽。写得罗嗦，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者难说出。写得简单的，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他说他是连字和空白一起读的，仿佛字里行间藏了许多话，这的确是前辈的真知灼见。

    ③_______________。宋人有句“小舟撑出柳荫来”。有评家说，这句可以和唐人的“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媲美。其实这两句诗正可以见证唐诗和宋诗的差别，分出这两者水准的高下。唐人那句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可能性，而宋人这句几乎没有，唐人那句读来感觉很真实，又不自觉浮想联翩，它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许多空白的地方，让历来读它的人，各自读着它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而宋人这句就产生不了这样的阅读效果。毛泽东说宋诗“味同嚼蜡”，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④金克木借“分行布白”这个词语来说文字，说出了文字的奥秘和本义。就读者而言，阅读文字只是寻找自己的一种方式。人的所有的欢喜和哀伤，都是自己造成的，而人的敬畏甚至崇拜，说到底只是对自己的敬畏和崇拜。只是因为在别人那里找到了自己认可的东西，才对那个人产生了敬畏甚至崇拜。阅读文字也是这样。只是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自己认可和感动的东西，才会赞赏甚至痴迷这样的文字。在字里行间空白的地方藏了不少的话，读它各自找到自己感觉到的天下和心中的纷繁。这恐怕就是文字的本义。

材料一：

所有的逻辑推理，目的只有一个，即找出事物的真相。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真相往往是难以捉摸的。但不探寻真相是荒谬的，那种真相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想法同样是荒谬的，它否定了我们所有的努力，使真相沦落为妄想。

真相有两种基本形态：一为本体真相，一为逻辑真相。所谓本体真相，指的是关乎存在的真相，某个事物被认定是本体真相，那么它必然存在于某处。桌上有一盏灯，这是本体真相，因为它确实是在那里，而不是幻象。逻辑真相是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中自动呈现出来的真相。肯定一个命题意味着已判断它为真，反之亦然。一个命题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那么它就为真。例如一个命题说一艘船泊在码头上，如果这里确实有一艘船，确实有一个码头，而这艘船确实泊在码头上，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判断一个真命题的过程就是以语言为媒介，将大脑中的观念（主观事实）与相应事物的真实状态（客观事实）联结起来。上例中，如果那个命题所说的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则命题就是假的。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对真相的确认都要去检查别人认定或推测所得的真相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依据，即确认真相就是要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是事物的客观情况。如果不能判断一个命题如“狗在车库里”的真假，那么仅仅在大脑中思考狗、车库或者其他相关概念是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得亲自到车库去看看。从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我们说本体真相更为基础。决定命题真假的依据是客观现实情况，而逻辑真相是建立在本体真相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

当人们撒谎时，他很清楚现实世界中真相是什么，而在表述时却有意欺瞒篡改，他知道“A是B”，但他说出来的却是“A不是B”，逻辑真相反映的就是命题内容符合客观事实，即符合论。另一理论——融贯说，则从属于符合论，“融贯说”指如果一个命题与某个已经得到证明的理论或思想学说一致（相融贯），那它就是真的。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例，如果说某个关于物质世界的特殊命题是真的，那是因为它与相对论是一致的。使这个命题逻辑上正确的正是相对论本身，因为相对论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理论，它与真实的物质世界是相符合的。由此可以看出，融贯说如果想成立，必须依靠符合论，因为符合论更为基础。

我们应该注意到，依据融贯说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基础并非客观事实，而是某种理论或思想学说。而任何理论或者思想学说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与现实世界并不相符。

（摘编自D·Q·麦克伦尼《简单的逻辑学·真相》，赵明燕译）

材料二：

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必须以看到它的本质、揭示它的真相为前提，即人的思想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但是，人们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并不等于对事物获得了真理性认识。揭示了真相，我们的认识仍处在对事物现象的感知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还不能证明我们已经获得了真理性认识。

其实，搞清楚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客观世界中，真相与假象是常常混淆着的，以至于人们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真假难分；在实际生活中，甚至可能出现真假颠倒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相与假象常常是并存着的情况——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更增加了人们分辨真假的难度。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上，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很难，这主要因为人性极端复杂多变。正如一个西方谚语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揭示事物的真相有难度，除了自然原因之外，还有社会原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一些人认为是利害相关的问题上，把问题的真相宣示出来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人们为了揭示事物的真相，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刁难，有时，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遭到了当时罗马教廷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一理论违背了圣经的教义。哥白尼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判处火刑，不过，科学已经证明，真理是在哥白尼这一边。可见，在寻找真理的这一步中，即为了充分地揭示出事物的真相，必须要拿出勇气，甚至还要有一种个人牺牲精神。

虽然揭示真相是有难度的，但是真相毕竟会被揭示。真相之所以必然会被揭示，是因为人们通过揭示事物的真相，进而认识真理。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即人的素质起决定作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所谓真实的自我就是能够勇于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有那些勇于正视自己的人，才能更好地揭示真实的客观世界，才能够真正把握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我们还应该怀着一颗纯真的心，勇于说真话，把揭示真相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摘编自宋惠昌《求真的哲学：真相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