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并且特以六、九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内廷多用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

    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节选自李玲《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有删改）

    汉字自从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九百卷、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其文献数量或质量都无愧为上乘。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明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标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都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作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汉字、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20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750年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表音文字——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945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鲜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1444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学1600个汉字。越南在汉代中叶之后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在时代的演变中，创造了书法艺术。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成为类似西方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李如龙《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刮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木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子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材料一

    2018年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的有1345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人员全覆盖。其中参加职工医保的有31681万人，比上年增长4.5%。职工医保基金收入13538亿元，比上年增长10.3%，职工医保人员享受待遇19.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9.0%，增幅提高3.0个百分点，人均就诊6.2次，比上年增加0.3次。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医疗总费用12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6.9%。

    另外，参加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89736万人，比上年增长2.7%。居民医保基金收入6971亿元，比上年增长23.3%，人均筹资693元，比上年增加88元，增长14.5%；人均财政补助497元，比上年增加58元，增长13.2%。居民医保参加人员共享受待遇16.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8.4%。居2018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有辽宁、吉林、安微、海南、贵州、陕西、西藏7个省份参保人员1.3亿人，基金收入875亿元，基金支出839亿元。

    从2018年起，中央财政连续两年共增加80亿元医疗救助补助资金，进一步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2018年“三区三州”因病致贫人口较上年减少16.3万人，其他深度贫困地区因病致赏人口较上年减少109.3万人。

    （摘编自《2018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材料二：

    1996年，当时的卫生部医政司向全国推广“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包括降低医院服务窗口高度，体现人文关怀，急慢病分开收治，提高床位的周转率，缩短平均住院日，结余可以用于改善医疗条件和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等等。

    “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患信息不对称，导致很多人看病不知道挂什么科，去哪儿找好医生，看病湖里糊涂，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清华大学交又医学研究院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表示。

    京东健康CEO平利军指出，日前互联网医疗的崛起非常迅速，尤其是2016年进一步落实互联网+健康全民健康信息化、医疗大数据和智慧医疗、线上线下一体化就诊体验，大数据的健康管理、人工智能的辅助诊疗等举措后，“互联网+”在医疗健康领域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些举措促进了医疗资源合理流动，让医疗服务更加贴心和健康。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70年卫生健康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中国消费网，2019年9月17日）

    材料三：

    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范围，医疗保障受益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更加有力。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制度全覆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基本医保待遇政策全面落实，保障水平整体提升，城乡差距逐步均衡。大病保险加大倾斜力度，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支付比倒提高5个百分点、逐步提高并取消封顶线。医疗救助托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确保年度救助限额内农村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不低于70%对特殊困难的进一步加大倾斜救助力度。促进定点医疗机构严格控制医疗服务成本，减轻农村贫国人口目录外个人费用负担。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不断优化，医疗费用结算更加便捷。

（摘编自《医疗保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

    材料一：

    由浙江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与中国绿化基金会合作发起的“蚂蚁森林”公益造林项目，截至2018年lI月，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等7个盟（市）落实项目造林35.5万亩，植树3200多万株，投资1. 67亿元……“蚂蚁森林”项目是蚂蚁金服集团支付宝客户端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通过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上缴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行为，减少碳排放量，待能量累积到相应数值后，用户可在支付宝认养一棵虚拟树，由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金服生态伙伴在规划区域种下一棵实体树。

    （摘编自《中国绿色时报》2018年l1月28日）

    材料二：

    淘票票买一次电影票可以生成180g的能量，一个用户在淘票票购票100次就能在蚂蚁森林种下一棵梭梭树，那梭梭树的种树费用就由淘票票承担。同样，盒马鲜生、哈啰单车、饿了么、钉钉等也要为用户的能量付费。当然，在这些可找到源头的能量之外，还有很多普惠性的能量产生场景无法找到源头，只能由支付宝付费。乘坐公交地铁、行走、线下支付……这些找不到源头的能量场景均由蚂蚁金服买单：蚂蚁森林表示，他们还在做开放的伙伴计划．，这些能量场景的入驻都是开放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更加开放。你种下的梭梭树、红柳、胡扬、樟子松、柠条并不都是支付宝出钱，这个事实有没有颠覆你以往的认知。你在蚂蚁森林里兢兢业业地收能量、偷能量、种树；蚂蚁森林用能量“勾引”你用淘票票、飞猪买票，用哈啰、乘车码出行；而为你低碳行为买单的企业则在用蚂蚁森林能量吸引你的消费，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亏。在这过程中，你用自己的低碳环保行为种了树，商家用能量赢得了你的消费，支付宝的蚂蚁森林拥有了超高好评，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一种高级的公益。

    （摘编自《新浪财经》2019年7月12日）

    材料三：

    来自浙江的“90后”小伙沈钧亮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靠种树站上了联合国领奖台。当地时间9月26日晚，沈钧亮作为支付宝蚂蚁森林5亿种树人的代表，在纽约颁奖典礼现场接过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一周前，联合国环境署宣布，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2019年地球卫士奖的“激励和行动”奖项。这也是继塞罕坝林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之后，中国的绿色创新项目连续第三年获此奖项。“改变世界是意外的，但我自己首先被改变了。”在颁奖典礼现场，沈钧亮分享了他的种树故事：玩蚂蚁森林三年，爱上早起和跑步，减掉了110斤体重．种下了14棵真树。“是蚂蚁森林帮我养成低碳生活的好习惯，这三年，只要能走路我就不会坐车，”沈钧亮表示，坚持走路和跑步很辛苦，但想到自己努力种下的树正在守护地球就很有成就感，“感觉我跟地球一起变好了。”就在地球卫士奖颁奖当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官网宣布，因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路径探索和积极示范作用，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应对气候变化项“灯塔奖”。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9月27日）

    材料四：

    “蚂蚁森林”由中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于2016年8月在支付宝平台推出，用户通过在“蚂蚁森林”里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绿色出行、在线支付水电费等低碳行动积攒“绿色能量”，在手机里“种树”。用户每养成一棵虚拟树，“蚂蚁森林”和公益伙伴就会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真树。截至今年8月，5亿“蚂蚁森林”用户累计碳减排792万吨，在荒漠化地区种树1. 22亿棵。蚂蚁金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表示，“地球卫士奖”是对“蚂蚁森林”项目的肯定。技术和开放平台让人人参与低碳生活成为可能，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参与者。过去3年“蚂蚁森林”影响了5亿人，未来3年“蚂蚁森林”的目标是带动全球10亿人参与低碳行动。在防治荒漠化、保护环境的同时，他们也在探索如何让农民的收入更多来源于青山绿水。除了通过种树提供就业机会外，还希望通过农产品开发项目、电商平台等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