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权

陈彤

    如果我说幽默和权力是有关系的，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同意。因为很多人喜欢神化幽默，把幽默说成是一种天生的性格中的东西，而且认为这种东西和智商相关。其实，普通小民百姓像贫嘴张大民那样的不能叫幽默，他们那叫“贫”叫“损”。幽默是什么？幽默的外在表现是风趣，内在实质是优越感。好好想一想，我们听的长工愚弄财主式的故事那不叫幽默而叫笑话，为什么？因为幽默必得是口吐莲花，把人家含含蓄蓄地装进一个套子而自己一点损失没有，类似武侠小说中的高人——杀人不见血，中原一点红。要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算好笑，也是笑话，不是幽默。

    为什么我认为幽默和权力是相关的呢？因为在权力社会，你能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表现得比上司聪明吗？我手边有一本幽默集锦，发现大部分收录在册的幽默大师除了艺术家（其中包括文学家）就是政治家了。而艺术家的幽默大部分是和调戏妇女有关的，比如萧伯纳在一个舞会上邀请一位大龄妇女跳舞，那位妇女激动万分，以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萧伯纳及时打消了她的“愚蠢想法”，他说：“我请你跳舞是因为这是一个慈善舞会，不是吗？”其实这个级别的幽默还不如贫嘴张大民的，但是因为出自萧伯纳之口，也就成了经典。这至少说明幽默有趋炎附势的特征，从张大民嘴里出来就是“臭贫”，但是从萧伯纳嘴里出来，那就成了“象牙”。

    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以谈吐不俗名传于世。据说伊丽莎白一世不赞成神职人员结婚，有一天接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夫人，开口就说：“我不能称您为主教夫人，可是我又羞愧称您为情妇；不过尽管我不知道究竟怎样称呼您才是正确的，我还是要谢谢您的到来。”真是妙语连珠呀！主教夫人能怎么样？在一个权力社会，即使主教夫人有足够的智慧，她也只有被女皇幽默的份，如果她要表现幽默，必须找比自己等级低或者至少是和自己同一个级别的人。

    我手边的这本幽默集锦是我的一个口无遮拦、为人风趣的朋友送给我的。他说自己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希望自己能像书中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样幽默风趣，可是后来一件事情教育了他，让他懂得自己必须要先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才有可能像权力拥有者一样口吐莲花。有一天他的领导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寻他开心，故意问他：“你昨天在哪儿过的夜？”我的朋友要是老老实实回答说“在家”也就算了，可是，他偏偏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于是他说：“难道你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过夜吗？”结果呢，一年过去了，别人该加薪加薪该提升提升，他什么都没有，问来问去终于知道他的问题所在——目无领导。

    知道什么叫幽默等级了吧？领导幽默下属那叫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幽默领导罪过就大了。

（选自《杂文选刊》，有删改）

国学刍议

陆振岳

    对儒学在我国学术文化中的位置，要作恰当的估计。可以肯定，儒学不等于“国学”。我国的远古文化，就不能归于儒学。有人说，国学以儒学为中心，这也不能令人信从。在先秦诸子里，家数很多，即使是在司马谈所论的六家、《汉书·艺文志》记述的十家中，儒家只是其中之一。儒学尽管在先秦成为显学，却不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墨家、法家对孔子的批评就不少。撇开宗派的成见，不无合理的因素。至于老子用道阐发的宇宙论，远非孔子所能及。《墨子》里关于数学、物理学、工艺学的发明，也是儒家所无。这是人所共知的。

    孔子不仅在父母之邦的鲁国终究没能够施展其抱负，而且周游卫、宋、陈、蔡等地，也没有受到重用，而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就是由于任用了被孔子斥为“不知礼”的管仲。秦国称霸西戎，开始于孝公信用商鞅，实行变法。始皇统一六国，儒生虽被立为博士，但最终因“以古非今”的罪名而横遭惨祸。刘邦开始也极轻视儒者，拿儒冠当溺器，骂郦食其是“竖儒”，讨厌陆贾称说《诗》《书》，只是因叔孙通替他制定朝仪，感到做皇帝的尊严、可贵，而后才较多地任用儒生。刘恒、刘启主张无为而治，窦太后崇黄老之术，出现了史称的“文景之治”。司马谈在武帝初年写成的《论六家要旨》，抑儒而扬道。他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所处正是崇道的年代，对道家难免溢美。可是，班固据刘歆《七略》祖本撰《汉书·艺文志》，已是崇儒之世，《汉书·艺文志》中所论十家，都列长短，儒家也不例外。

    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渐渐地使儒学的地位得到抬高。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目的在于强化汉家的统治。

    应当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独尊儒术，乃是统治者运用超学术文化的权力造成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有人竟然把孔子说成是有帝王的道德又有帝王的才干却没有帝王命运的“素王”；是黑帝的儿子，当称“玄圣”；把《六经》的著作权统统划归孔子，并且制造出为汉制作的神话来。显而易见，这绝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儒学的独尊地位，2000多年来，只是在统一的王朝为着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时才需要，并不是始终如一地反映在一切时期。历史呈现的迹象表明：儒学的盛衰，与统治者的是否有力地加以倡导密切相关。而当一个王朝到了再不能统治下去的时候，儒学是毫无作为的。所以，当这样的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儒学的地位也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正因如此，在我国旧民主革命胜利后，儒学的那种官方哲学的地位也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当然，这样并不是否定儒学的价值。从孔子到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家，他们在学术文化的多种领域中均表现了大智大慧，给人以启迪。在他们留下的遗产中，蕴藏着可开发的丰富资源，其中有的早已渗入我国各民族首先是汉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博学”“知耻”“义然后取”“孝亲”“尊长”等等，其作用是积极的；还有反映人民利益的言论，如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黎民不饥不寒”“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等等，无疑是可贵的。

（有删改）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在世界范围持续发展，跨时空的全球性交流互动不断由经济、科技领域走向政治、文化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文化一体化、世界文化趋同化、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决定政治、文化全球化，世界市场使得消费主义走向全球各个角落，而通信、交通和网络的超地域性加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融合，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最终走向趋同。事实上，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其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时代和固有文化传统，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伪命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同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民众生活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因而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同民族和国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决策，并相应实行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基于维护与发展自身利益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中，连经济都很难趋同，就更谈不上所谓的文化趋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生存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否认这种差异，盲目推动趋同，不但会导致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而且将导致民族文化衰落和国家衰亡。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的文化，企图让所谓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消融在单一西方文化中，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

    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应当认识到，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全球化”，目的是要加速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以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域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人民日报》2018年03月14日07版，作者刘焕明，有删改）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体现在思想感情上，也体现在艺术形象上，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正是出现在盛唐时代的创作高潮中。整个盛唐气象歌唱的是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人民所喜爱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在性格上更为平易开朗。这样一个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李白的《横江词》："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在风浪的险恶中，却写出了如此壮观的局面，这与《蜀道难》的惊心动魄，乃同为时代雄伟的歌声。而王昌龄的《塞下曲》："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暮，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甚深厚、朗爽、典型形象，也正是最饱满有力的歌声。至如李白的《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那么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成长的。

材料二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边塞题材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其所以特别引人瞩目，就因为它仿佛是只属于盛唐的一个题材；盛唐之前颇少见，盛唐之后乃几成为绝响，而盛唐时代却恰恰是边塞上相对平静的时期，边塞诗因此主要的并不在于写战争，而是一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唐代自唐太宗贞观四年击溃东突厥，贞观九年又大破吐谷浑之后，边塞的形势基本上稳定下来，到开元年间就更为缓和。而一百年间唐代社会蓬勃发展，国势不断走向鼎盛的高峰，边防上的威望也与日俱增，实际上完全掌握了和平的主动权，边塞诗就正是在这样条件下的产物。安史之乱后，边防的和平已如明日黄花，边塞诗也就随着盛唐时代的结束而衰落了。边塞诗由于只属于盛唐时代，它因此也就更具有时代的特征与诗歌高峰上最鲜明的标志。

王昌龄《从军行 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里乃是说明着边防上雄厚的实力，没有边防上的实力是谈不上边塞上的和平的。《塞下曲》：“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暴，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这又说明战争是残酷的，尽管“咸言意气高”，却是“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的历史性悲剧。这就进一步解释了边防的性质乃是为了保证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这几乎是唐代边塞诗中一种普遍的认识，又岂止是专对洮河一带。所以李白在《战城南》中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杜甫在《前出塞》中说：“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正是基于这种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普遍认识，战争最为稀少、和平最相对稳定的开元时代，反而成为边塞诗的摇篮。

王昌龄这两首诗写的实际上又都是历史性的概括。吐谷浑到了开元时代早已亡于吐蕃，这自然不是当时的战役；“昔日长城战”当然也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乃是一个历史性的高度概括，唐代的边塞诗因此往往不拘于哪个具体战役，哪个时间，地点，而是在广泛的时间，空间上把边塞作为一个整体来歌唱。这样边塞诗的引人人胜之处就不在于哪个战场，哪个战役，而主要是一种悲壮的豪情，异域的情调，辽阔的视野，边防的信心。

（以上材料均取材于林庚《唐诗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