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兴反传统力量，在与保守主义者的交锋中以大获全胜告终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新兴的思潮则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亲和态度。

    20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消逝最快的一个世纪。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为先声，作为中华文明表征的儒教文明，在整整一个世纪内受到了持久的打击。1966年展开的“破四旧”活动，将这种打击发挥到了极致。及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巨大现实反差，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学东渐”渐成风流。在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中国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肇因于顽固的“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仍旧继续了其受批判的命运。

    变化发生在90年代初。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国学热”适时产生。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是较早提出“儒家传统未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的主张的人。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他所称的“儒教自由主义社会”进行考察之后，刘军宁得出儒教可以和自由主义成功对话的结论。在他看来，破坏传统未必意味着现代化的必然实现，相反却可能导致价值体系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从而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进入21世纪之后，主动向传统思想伸出橄榄枝者更是络绎不绝。时常参与政策制定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最近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的概念。而著名学者甘阳，最近也提倡文化“复古”，他认为，成功的改革必然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在“老子与自由主义及执政学”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老子的理念在其参与制定环保政策时也时常发挥作用。但当与记者谈到儒学时，杨鹏却表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对他的朋友——“新儒家”陈明和蒋庆倡导的“政治儒学”观点，他也表现出不以为然。

    从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的角度出发，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中国的未来开出了不同“药方”。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出“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希望能够发动一场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刘军宁则对“五四”进行再思考，并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传统存在错误认知。“他们认为可以离开传统，把传统变成一块白板，然后重新写东西。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主张，中国传统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无法独立开发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来，因此与外来文化的接轨与融合是必要的。他认为，“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会不断获得新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与非的争论仍在，并且其观点的多样繁复甚至并不比近一个世纪前少，所不同的是，中国思想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情绪中走了出来。

“跟帖文化”的长与短

张颐武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跟帖文化”开始流行。它已经不仅仅存在于网上，而且逐渐扩展到纸媒，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所谓“跟帖文化”，其实就是在网上的正文之后跟进点评的一种文化现象。“跟帖”跟在新闻、评论和博客文章等之后，每个人看完正文之后都有机插一句话，讲一点看法。这种跟帖最好地体现了众生平等的参与诉求。

现在网络讨论问题，往往是由纸媒先“爆料”，抛出一个话题，然后网上的“跟帖”再反应。“跟帖文化”类似于“评点文化”，“跟帖”有点像传统的“评点”，往往只是一两句话，点明自己对于上面正文的看法，或赞同，或反对，或激起互相讨论。这些跟帖往往是口无遮拦，臧否人物和事件态度鲜明，观点清楚。“跟帖”无需署名，几乎不必为言论负责，基本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许多文化和社会热点的形成，并不是在新闻报道发表或者文章发表之后，而是在大量的跟帖形成了一种让任何人忽视不得的网络“公意”之后， 一个“事件”就突然被凸现了出来。“跟帖文化”最好地反映了互联网文化的特色，也给了原来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太多向社会发言的机会的人一个最好的机会。现在的“草根”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跟帖”浮现出来的“群体意识”，显示了任何人不可小觑的力量。

“跟帖文化”的特色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瞬间性，也就是在新闻或者文章发表后的一瞬间就会有反应：好恶是非的判断，道德高下的评判。由于是在互联网上，原来仅仅靠电视和纸媒难以传播的事情，今天完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会迅速变成人难以控制的影响。其次是直觉性，网民的判断并不是依赖全面资讯的理性分析，而是从感觉和经验出发的推断。第三是群体性，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匿名跟帖谁也不会注意，但一旦形成来势汹汹的“公意”潮流，而且被视为“民意”，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跟帖文化”当然是一种文化民主的展现，也是公众发表意见的一个渠道。它当然也就是一种另类的舆论监督，让社会的一些问题和毛病在这种看起来虚拟却又有许多现实性的“公意”之下无所遁形。对于是非对错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事情，“跟帖文化”的力量能够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跟帖文化”也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特点，这就使得事实相当容易被扭曲，观点容易被误导，往往大家慷慨激昂了半天，原始的事实却没有根据，不仅浪费了大家的义愤，而且给当事人造成伤害。这其实也给某些人刻意地误导公众的情绪带来了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理性反而使得公众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缩小，往往两种或多种意见不可能得到坦诚平等的交流。世界上许多事情是非并不那么分明，价值有正负两面，牵扯面广，而且很复杂和很难处理。

“跟帖文化”在这时候就往往具有负面的作用，它经常会压抑不同意见，让心里有自己另外想法的人看到势头不对就噤声不言。有些观点和问题其实是值得更加理性地认知和讨论的。但不同意见一旦变成了“跟帖”抨击的对象，往往就遭到道德的讨伐，最后消失。结果问题仍然存在，并不可能因为“跟帖”的痛斥而消失。同时由于“跟帖文化”的草根性格，草根网民对于问题的理解往往并不全面，就依靠拉高道德上的尺度来显示自己发言的合法性和力度，使得发言立于不败之地。而一些纸媒也难免由于这样的声势而跟进，使得理性探讨的空间被压缩，使得更多可能有专业意见或其他看法的人被“震慑”而选择沉默。最近许多人批评 “跟帖文化”是“网络暴力”，此说过于偏激，但也确实反映出 “跟帖文化”明显的弱点。

 (有删改)

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属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便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座喧闹、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心理效应和刺猬有关，被称为刺猬效应。刺猬效应是指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的现象。人们在社交中如何保持合适的距离的确是一门艺术。“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恰到好处是其中的真谛。

    在亲密关系中，很多人认为配偶和情侣之间如胶似漆、亲子之间形影不离、朋友之间亲密无间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实际并非总是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与人之间在空间和距离上存在倒U型关系，适当的空间和心理距离会使人舒服自在，过远或过近的距离会使人压抑、厌恶和疏离。适宜的距离是夫妻双方维持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夫妻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个体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既能保持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发展，整个家庭系统也能从中获益。家庭系统是由父母亚系统、夫妻亚系统、亲子亚系统和同胞亚系统组成的。各个亚系统之间的交互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功能结构。夫妻亚系统伴随家庭的形成而出现，双方相处需要亲密但不能形成桎梏。

    随着第一个孩子出生，父母亚系统和亲子亚系统就出现了。良好的父母亚系统应该形成界限，孩子既可以跨过界限接近父母，但又不能干扰夫妻亚系统的功能。有些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孩子的父亲，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不利于父亲参与孩子的教育。当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会出现同胞亚系统，孩子们之间在互动中学会支持、合作、保护、竞争、反击以及协调。

    在家庭系统中，亲子关系是很多父母关注的问题。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中，都有“黄金十年”的说法。在这段时间年幼的孩子会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父母可以利用这一时期和孩子一起养成好习惯。父母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学习生活技能，一旦孩子学会后，父母就应该放手，给孩子留出发展空间，而不是继续替他们完成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在10岁之前孩子已经建立了好习惯，这些习惯在10岁之后会引导和约束孩子。

    除上述亲密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上下级、朋友，甚至陌生人需要相处。

    在职场中，领导者要做好工作，需要与被管理者保持“亲密有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远不近、恰当的合作关系，领导者既要有亲和力，也要与被管理者保持心理距离，做到“疏者密之，密者疏之”。

    美学上有句名言：距离产生美。人与人之间如果想和谐相处，也需要保持一定的人际空间距离。相互交往时空间距离的远近，是交往双方之间是否亲近、是否喜欢、是否友好的重要标志。人们在交往时，选择正确的距离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从“刺猬的拥抱”看人际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