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它先于语言文字而存在。现今世界仍有不少虽会说话却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他们都有着并不十分简单的文化。人类社会有文明与原始的分别，而没有有文化社会与没文化社会的分别。

    人类的文化，正如人类自己，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化。一旦人类的体质，特别是发声器官发达到足以创造出语言——表达意识而多少有着固定形式的变化的一套声音符号，且更进一步设计出来文字——表示语言的一套有形的书写符号以后，人类的文化趋向于急剧的发展。那些开化较早的民族的生活资料也就因此被记录、累积，并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所谓的文献。而通常所谓的“历史时代”就是指有文献以来的那个时代。语言哲学自然要以历史时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为其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有两个分科。其一，可称之为文献的语言学，或即文献学。这门学科大致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文字学、训诂学、校雠学等。它是以文献的搜求、注释与校勘，版本的异同及其年代的考订，文字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其他有关语文的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东西方虽然都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真正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似乎是17世纪以后的事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分科即语言的语文学，或即语言学。这门学科大致虽然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音韵学，但其范围更为广阔，而且目标也不相同。它是以全人类的古今各民族的语言构造，即语音、语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从同一语言与不同语言的古今变异上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定其类别，溯其系统。因此，这样的语言学又或名之为比较语文学，它是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

    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关系是显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素质。人类文化史没有语文演化史，便不是完整的文化史。其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该族语文的研究显然属于必要的基础，不通晓该族的语文，该族文化的研究必不能深入。又次，文献经语文学家整理、诠释、考订以后，即成为文化史上的可靠史料。如殷代的卜辞、周金铭文、居延汉简之类，分别属于殷周汉代的重要原始资料。再者，人类由于迁播和接触而促成民族间语文及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从某些语文的分布及借用的情形上，就可以溯求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演变关系。最后，语文的意义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演变，而这种演变则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语文上去推论古今某些民族的文化如思想信仰及其文化素质的流变。刘知几《史通》曾论史家写近事不宜用古语，或改夷言为汉语，以求文字之真，这正说明语文与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但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的过程。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有删改）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

童庆炳

    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不过，文学经典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永久地成为经典，而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在文学经典被建构的时候，意识形态像一只无形的手，形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但我们不能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而与作家、作品的状况无关。实际上，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作品内部要素对于建构文学经典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真的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即使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清代产生的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这些作品并没有成为经典，只有《红楼梦》被后世建构为文学经典，这难道不是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吗？

    在作品艺术价值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煜的词也被列入文学经典，这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并无密切的联系，李泽厚认为：“作者李煜怀着一种悔罪的心情企望着出世的‘彻悟’和‘解脱’，但同时却又恋恋不舍，不能忘情于世间的欢乐与幸福，作者痛苦、烦恼、悔恨，而完全没有出路。这种相当错综复杂的感触和情绪远远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的‘身世之戚’的范围，而使许多读者能从其作品形象中联想和触及到一些带有广泛性质而永远动人心弦的一般的人生问题，在情感上引起深切的感受”，此言得之。

    其次，文学作品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学作品本身描写世界是否宽阔，作品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厚而多义，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作品的思想意义比较狭小，就算是一部长期被列为文学经典的作品，也可能经不起意识形态风暴的摧残而被淘汰出局。反之，如果我们面对的作品思想意义比较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很深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说不尽”，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从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由于《红楼梦》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等，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作品，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

    总之，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巨大作用，但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由于忽略了作品内部要素的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取的。

（节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2卷第5期，有删改）

材料一：

    “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伴随信息化时代扑面而来，人类文明及传统生活习俗已发生深刻变化。”近日，在“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国家教育体制咨询委员会成员李延保的开场演讲，直击会议主旨——“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

    与此呼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钢的发言，也引发了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共享养老院，现在冠名共享的行业越来越多，这当然也影响到教育。未来，从共享课程、共享图书到共享教育资源，共享教育将形成规模。”丁钢认为“共享教育的提出，更多是希望强调如何从终身教育走向终身学习，强调个体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更多关注非系统知识、非系统能力的获得。”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知识成为一种可自由获得的生产资料，大大强化了学习者的主体性。专家断言，未来三五年，学校将发生深刻变化。“在办学体制上汇聚优质教育资源，突破校园界限，不限于固定学习场所；在教学结构上打破國定课时、跨越学科界限、围绕真实生活、重建课程体系，这些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在今后的智能学习过程中，定制服务不再是难题，‘有教无类’能够真正实现”。

    教育的作用始终在服务人类与社会中彰显。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共担责任，倡导“全球共同利益”，应该推进人类教育共同体的发展。这没有办法按图索骥，只有在未来实践进程中才能够创建。

（摘编自时晓玲《共享教育将引发学习方式变革》）

材料二：

    未来几年，共享教育有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新动能，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如经费、设施不足等，宁夏部分地区的共享教育的成效并不显著。

    记者走访一些农村学校发现，硬件设施都不错，但软件建设跟不上，网速慢、网络不畅通，导致远程教育课程使用率低，时常遇到那边的教师已经讲完了一个知识点，这边却因网络“卡壳”还没有听到。“学校现在是10兆、50兆宽带，不能满足授课需要，希望能提高到100兆。”相关人士如是说。

    此外，一些城市学校仍对信息化发展缺乏认识，存在等待观望、消极被动的现象，部分教师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不足。另外，有些学校只抓项目建设，不重视应用效果，不想用、不会用的现象依然存在。据反映，目前，宁夏各级各类学校有3406所，进入在线课堂平台的不到十分之一。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与传统教育相比，制作网络课件对教师而言是一种新的负担，应承认教师共享的劳动成果，保障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优秀老师制作优秀课件。“应当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学习资源输送到网络平台上。”宁夏教育厅副厅长说。

（摘编自于瑶、杨泽《一根网线撑起共享教育》）

材料三：

    可以说，共享教育的前提是，如何尊重每个不同的个体作为教育主体的意愿和需求。

    根据“共享经济”的释义，可以对“共享教育”加以释义：共享教育具有弱化知识拥有权和强调使用权的作用，在共享教育体系下，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意愿和需要选择适当的学习手段和方法，克服囿于知识掌握与技能训练的狭隘性，表现出个人对于知识多样性、异质性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并使教育资源得以最大限度被有效利用与共享。即所谓“随需所获，学以为己”。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的持续成长。这点恰恰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契合。

    共享教育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个性化学习问题。相比正式学习，个性化学习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基于技术发展的个性化学习，关键在于从“如何教”走向“如何学”，学习者个性特征与学习环境之间达到了平衡，它强调学习是一个情境化的过程。同时，个性化学习是以个体学习为中心，在任何地方和场所，在流动的任何时间，从差异性需要出发，共享不受限制的多元的教育资源，可在在线与非在线学习平台进行混合学习，并与非正式学习整合。

    共享教育的提出是一种面向现实与未来的理念转化。之所以称为转化而不是转换，是因为转换具有替代的含义，而转化不是替代而是迭代。在面对现实与未来的教育理念转化中，基于信息时代的共享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极富中国实践内涵的教育观念，就是共享教育。

（摘编自于钢《教育需要向共享教育的理念转化》）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关增建

①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在东方的中国，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这就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          。

②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下面是《晋书·天文志》的有关记载：“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① ， 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② ， 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日丽天^③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勾股重差^④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

③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④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有力挑战。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⑤这场争论涉及与有关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比如，他提出，按盖天说的说法，天至高，地至卑，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动，也是高高在上的，人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视觉错误的缘故。但是即使人眼会因观察对象的距离远而产生视觉错乱，水平面和光线的传播是客观的，它们是不会出错的，那么就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实验证明太阳确实是从水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这与盖天说的推论完全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这是扬雄从观测依据的角度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整体来说，他从八个方面对盖天说所作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

⑥但是浑天说也着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的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

⑦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这场论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无疑都是这场论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⑧延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这场论争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场争论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这场论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场论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有删改）

（注）①槃同“盘”，木盘，古代盛水器皿。②隤，下降。③丽，依附。④重差：汉代测望太阳高、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