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现在看，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以河北省为例，深度贫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22%以上；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在15%以上，高于全省贫困县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接近35%，高于全省贫困村平均水平近24个百分点。“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深度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 650元，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 386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928元，分别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0.7%、36.2%、49.7%。“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深度贫困县的贫困村中，村内道路、入户路、危房需要维修和重建。“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

    深度贫困地区在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摘自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也就是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

    国家统计局近期对云南八个市州的贫困村进行调查，59.5%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35.2%表示一般，只有5.3%的表示不满意。贫困程度这么深，满意度还非常高，“不怕穷”、安于现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贫困群众，对易地搬迁，怕难以适应新环境；对发展产业，怕学不会新技术；对外出务工，怕朝九晚五的约束。怕这怕那，就是不怕穷，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干出新生活。

    要在未来的时间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安于现状的问题，必须坚持不懈，因为那些落后的观念、习俗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这并不影响实现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既定目标。精神上的内生动力和物质上的脱贫，既有密切联系，也有一定区别。扶贫工作既不提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急于求成，降低标准，我国有信心在2020年打赢这场攻坚战。

(摘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2012～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及发生率：

(摘自国家数据网)

材料四：“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十六字真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真经”。不同地区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原因，致贫原因不尽相同，“个性化”扶贫无疑是一剂治疗贫困的良药。

    扶贫“个性化”，因地因人制宜是关键。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个体，在致贫问题上是存在差异性的，唯有深入其中、量体裁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精准扶贫的效用，全面助推精准扶贫攻坚工作持续升温。个性化扶贫在政策的制定上，要摸清家底，找出区域致贫的主要原因，借鉴其他地区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其可行性进行研判，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出台科学合理的帮扶政策，并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推进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扶贫项目上，要改变“帮扶就是帮钱帮物”的传统观念，多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按照贫困程度、产业发展进度、脱贫难易程度等，制定地区扶贫开发实施计划和年度计划，把扶贫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杜绝盲目扶贫。

(选自《大众日报》)

材料一：

    网络谣言是借助网络平台传播的不实言论，相较于其他谣言，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等特点。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自媒体的日渐兴起给网络谣言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摘编自人民论坛网2018年5月15日）

材料二：

（人民网北京1月18日电）1月17日下午，由腾讯公司举办的阳光媒体人暨谣言治理大会在京召开，现场发布了《2018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报告指出，微信平台2018年全年共拦截谣言8.4万多条，辟谣文章阅读量近11亿次。其中，食品安全、医疗健康、社会民生等领域均是谣言“重灾区”，如“菠菜豆腐一起吃会得结石”“洋葱杀死感冒病毒”“MH370坠毁柬埔寨”等均为网民极其关注的谣言案倒，平台拆解了这三类谣言的九大套路，从谣言的传播趋势、网民地域分布和相关话题人群画像等数据来剖析其传播度、危害度，进行谣言鉴定。

    报告同时指出，中老年网民数量已突破8000万，相较八零后、九零后的青年群体，中老年群体更具传谣倾向，网络谣言成为中老年网民群体遭遇比例最高的网络风险，针对这种情况，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副主任何凌南就谣言治理办法提出了四方面建议：快速生产和发布辟谣内容、利用社交网络阻断谣言传播、生产中老年人“看得懂、传得开”的辟谣内容。增强辟谣内容的权威度和可信度。

（摘编自《（2018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发布》，人民网2019年1月18日）

材料三：

（摘编自《2018网络谣言传播以及成年人认知情况研究报告》）

材料四：

    如今，不少内容平台已应用大数据、机器算法、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识谣辟谣。去年6月，微信团队上线“微信辟谣助手”小程序，阅读或分享过的文章一旦被鉴定为谣言，用户将会收到提醒，截至2017年12月已发送3700余万次提醒。字节跳动旗下平台归档社会、健康等领域的4万多个谣言案例，以“人工审核+机器筛查”方式及时阻断谣言传播，最短拦截时长仅用时60秒。

    当然，精准辟谣固然有效，而让真相从源头“跑过”谣言，才能真正还网路空间以清朗。一方面，政府部门需要搭建起顺畅高效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摸清谣言产生源头，清除谣言滋生温床，用真实信息压缩谣言传播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平台，谋体、科研机构等互联网内容生态建设相关主体也应携手合作，通过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覆盖广泛的传播手段，针对关切，解疑释惑、普及科学，引导网民提升用网素养，增强抗谣免疫力，共同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摘编自《网络治理重在精准到位》，《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

材料一：

    每年的11月19日是世界厕所日。联合国设立它的初衷是讨论一些由厕所引发的问题，希望通过全球人民的努力，共同改善环境卫生问题。

    但是，拥有干净、数量充足的厕所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世界厕所组织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全球仍有高达40%的居民（26亿）从未使用过冲水厕所。每年，全世界由于卫生设施缺失致使150万名未满5岁的儿童死于腹泻，比艾滋病和疟疾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高。

    “全球没有厕所的人高达数十亿，这意味着，维持人类生命的水和土壤被大量未经收集或处理的人类排泄物污染，我们将环境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下水道。如此大规模的人体排泄物被直接排入环境之中，从而传播致命的疾病，对全球公共健康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卫生、干净的厕所可以拯救生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环境卫生的改善，结合安全饮水和良好的卫生服务，每年可以防止84.2万人死亡。其次，经过安全处理的废水很有可能成为能源、营养和水的负担得起的可持续来源。因而，厕所的革命，应体现在技术引领下的可持续发展。以技术革新为代表的厕所革命，将生活环境改造与生态环境发展相结合，将卫生清洁技术与自然的生态环保理念融为一体，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厕所革命也将有力推动卫生厕所向生态厕所转型。

    目前，我国的厕所革命取得明显成效，厕所覆盖率已经由20年前的不到10%增加到今天的80%左右，但是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厕所设施和卫生条件还比较落后，问题比较突出，仍然有24%的人口没有卫生厕所。

（摘编自《中国周刊》，2018年第12期）

材料二：

2012-2017年中国公共厕所行业投资规模情况

2012-2017年中国公共厕所行业市场细分规模情况

（摘自《2018-2024年中国公共厕所市场评估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三：

    建国以来，我国的公厕经历了由露天公厕到传统旱厕再到水冲公厕的转变，同时公厕的设计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还兼顾到环保、城市的品位和人文关怀。现在进行的“厕所革命”需要进一步通过文化教化与理论引导，倡导培养良好的文明如厕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养；需要加快科技创新，我国农村地区厕所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水，这就需要综合运用科技手段，资源化处理厕所废物，变废为宝，让“厕所革命”成为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重要一环。小厕所关系大民生。只要我们发扬钉钉子精神，真抓实干，坚持不懈推进这项工作，就一定能够加长制约城乡文明提升的这块短板，更好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厕所革命：折射一个乡村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眼下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各地城乡开展的厕所革命，终将逐渐地改变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那些最难以为人们所自觉到的深层的观念，亦即涉及排泄的行为、观念和环境的全面改观。

    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中国的厕所文明已经和将要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也无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支撑着现代厕所文明的基础设施，亦即复杂的城市上下水道体系，原本就始终是脆弱的。如果我们不把厕所问题局限于“卫生间”及其周边的那些有限的事项，而是把它和更为庞大的废水处理系统，和中国社会的水资源、水环境，和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缺失等问题相互联系起来，那么，厕所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冰山一角。眼下的厕所革命之于中国社会而言，还有很漫长的路程要走。

（摘自《厕所革命在中国》，《新华月报》2019年第1期）

    宋诗和它之前的唐诗相比，确实有不同的味道。

    唐诗充满了激情。经过唐以前的中国诗的种种探索，激情从唐代开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现，至少李白、杜甫是这样的。但是宋诗却不同，激情的尽情表现，被作为孩子气的夸张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这是因为悲哀最容易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再者，抑制了激情，也就抑制了作为激情的表现的华丽辞藻。不仅是辞藻，在诗中经常引人抒发感情的自然风景，使感情的表现华丽多姿，这是使唐诗华丽的因素之一。

    这就是周弼《三体诗》中所谓的“虚”“实”交错；用其他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情”“景”交错。但是宋诗却不同。它不像唐诗那样，通过点染感伤的“景”，使感伤的“情”更为华关；而是甚或用“情”来填满整首律诗，一句也不触及“景”。

    以上所说的，也许可以概括为：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唐代的韩愈、自居易就已经认识到，激情的表现，至唐代的李、杜，已臻于极致，无以复加了；到了宋人那里，这种认识便更为坚定了，他们故意要另辟蹊径。就诗歌历史本身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所谓另辟蹊径，就是与其凭激情作诗，不如经常保持冷静来作诗。再者，宋代的诗人们——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上述特点的代表——大都是国家大臣。

    在宋代，实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要使政治担当者与文化担当者合二为一的理想，这可以作为上述特点的外在原因。身为政治担当者的诗人，过分吐露热情的言辞，便会使人对其作为政治家的冷静抱有怀疑。用冷静来抑制热情是必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身份。

    就这样，比唐人冷静得多的宋人的诗，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美——冷静的美。因而，具有更多的知性、更多的精细观察，尤其是更富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作为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在此就不细说了。这里想指出的是冷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往往导致了从一旁审视自己的态度。

    而且，被审视的自己，往往是作为流转的世界中的一物而被审视的。说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流转之物，其实并不悲哀。把人生视作流转，是中国诗中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感情，汉魏六朝诗中的悲哀，大都是由此产生的。不过，说起来，抑制悲哀的宋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流转并不是仅仅作为可悲的现象被意识到的。也许，人生中真正的大欢乐是没有的，但是，小欢小乐则在人生的各个部分都有。仿佛使人感到，人生就是在小欢小乐上的流转。

    由此，我们可注意到另一个可称是宋诗特色的东西。宋诗中确实没有爆发的激情，但是另外有种东西也是可贵的，这就是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

（摘编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材料一：

“知人论世”源出《孟子》中的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浓缩为“知人论世”。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必须知晓他所处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

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家都把“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晋人刘琨的作品时说：“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罹逄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作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

“知人论世”常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历史学者朱成甲写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朱先生这样研究李大钊，无疑比只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李新、刘桂生两位史学名家评价朱成甲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时说：“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句话是对“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极好说明。

（选自李乔《也谈“知人论世”》，有删改）

材料二：

孟子所谓“知人论世”，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成为一种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窗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人间词话》）。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介绍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通过持续的背景介绍，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而本意却是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张籍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选自王美智《例谈“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有删改）

材料三：

文本的创造虽然脱胎于某种事件、特定社会环境，但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它就有了独立性，就有了普遍意义，加上阅读者、理解者的多元性及其自由发挥的特性，人们不一定关切作者是谁，不一定关切它产生的时代。这就是文本所蕴含的理想性，或者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这对读者是有价值的，但这与作者是不是“如此”没有什么关联。由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意义一旦创作之后，与创作者便是若即若离的，其即其离取决于研究者对文本的需求。如果研究者仅仅是满足艺术上的需求、满足某种共同的意义需求，那就是“离”；如果研究者想对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文本的来源和特点等作深入的研究，想对作者创作这种文本的缘由进行探索。那就是“即”。在前一种情况，文本是独立的存在，文本并不必然与创作者一致。因此，文本的阅读与解释，与“知人”“论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文本的价值与影响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关于作者主体信息的情境下产生。司马迁说读到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的为人。他根据文本去想象作者，没有人怀疑其想象的可靠性。而这种想象之所以存在、可靠，是因为它的“公式性”，即对每个作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去想象他，但那不属于“身处”和“时世”了，而属于观念的逻辑，属于人文的理想，属于公共精神的需求。如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研究与理解，如果限定在“世”的范围，无疑有其解释学意义，而且是“知其所以然”；但只有跳出“世”的窠臼，我们才能“知其所以不然”。在解释文本实践中。离开“知人”和“论世”，并不是离经背道、毫无收效的行为，尤其不是缺乏创造的行为。

（选自李承贵《“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