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 “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在参加河南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点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扭住乡村振兴这个“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就能为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画上句号，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梦写下惊叹号。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秉纲张目，执本末从，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才能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

（摘编自《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河南日报》2019-03-15）

材料二：

2000-2016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率

（摘自《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研究与舆情分析报告》2018-02-09）

材料三：

    近年来，新疆哈密市五堡镇坚持以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基本形成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产业因乡村旅游更兴旺、百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态势。

    近日，在伊州区五堡镇吐格曼博依村，一场中式面点培训课程正在村委会进行，这场培训是五堡镇为镇里旅游业发展培训后备餐饮人才。吐格曼博依村村民阿木提参加了这次培训。阿木提原是吐格曼博依村的贫困户，2016年五堡镇举办了首届桑葚节，大批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吃饭、住宿都不能满足游客需求，阿木提由此找到了商机，开办起农家乐，第一年就盈利8万元，2018年收入达到10余万元。

    旅游业发展也促进了五堡镇生活环境的改变。为了吸引游客，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五堡镇加大公厕等公共设施建设，并制定各项制度改善乡村卫生环境。如今，走进五堡镇，现代感十足的街道，整洁美观的院落，美丽的新农村景象跃然眼中，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摘编自《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央广网2019—03-17）

材料四：

    2018年10月12日，四川美术学院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该研究院下设乡村建筑与环境研创中心、艺术与社会创新中心，将以具体实践案例和项目为载体，积极促进理论和研创成果落地，以艺术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美术学院整合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新媒介美术创作实验室、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西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市高校创新工程中心等校内外资源，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汇聚中外艺术与乡村研究人才，构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搭建跨文化的学术平台，开展在地性的学术探讨。

    长期以来，学校在乡村民居营建、乡村风貌改造、乡村文化生态调查、当代艺术走入乡村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摘编自《植根乡土振兴乡村四川美术学院成立重庆首个艺术与乡村研究院》中新网重庆新闻2018年10月12日）

材料一：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到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摘自田志伟、田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材料三：

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大概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摘自梁建章《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小孩人头抵税》）

材料四：

    依据《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材料一：

    2013年-2014年用户使用手机和应用程度的年增长水平

    （摘自《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手机上瘾者报告》）

    材料二：

    智能手机确实在偷走对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睡眠。总体而言，青少年比以往睡得更少了。对20个国家690747名青少年的数据（1905～2008年）分析发现，青少年的睡眠时间比100年前少了1个小时。

    英国华威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萨卡里·莱莫拉（ Sakari Lemola）最近发现，有智能手机的青少年在晚上睡得更晚。莱莫拉说，“我们还发现，睡觉前使用电子设备与睡觉时长减少、失眠症状增加有关。而较短的睡眠和较差的睡眠质量又与抑郁症状有关。”

    莱莫拉解释了几种可能的关联。今天的电子屏幕发出了大量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产生。褪黑素是一种在晚上或黑暗环境中由松果腺分泌的激素，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物钟。社交媒体上，来自朋友的消息或评论让孩子很难睡着。另外，在无尽的娱乐信息的吸引下，让青少年把手机关闭格外困难。

    莱莫拉指出，近期另一项研究显示，在刚成年的年轻人当中，较差的睡眠质量是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如精神错乱症状）的起因之一。“一方面，我相信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交媒体提供的新机会”，莱莫拉说，“另一方面，跟之前几代的青少年相比，有一小部分脆弱的青少年面临着更高的风险。电子设备使用时长的增加，睡眠质量下降以及睡眠时长的缩短，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其他因素，从城镇化到在校压力，也多少会对青少年有所影响。”

    （《智能手机损害青少年大脑？》）

    材料三：

    “在以前，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对青少年好，是小提琴还是电子游戏“刺客信条”，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疾病中心负责人杰伊·吉德说，“但是现在，我意识到玩“刺客信条”需要策略、记忆力、对模式的识别以及反应能力。另外，观看优质的视频可能是比阅读更好的学习方式。对我来说，说这些话很困难，但是考虑到大脑吸收信息的方式，可能真的是这样。”

    提到青少年面临的威胁，引人注目的新科技总是比那些熟悉和难以改变的问题更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偏差可能会使我们的感知发生偏离。除了使用手机导致糟糕的睡眠质量，家庭冲突也是造成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艾伦说：“不仅冲突和压力会影响大脑，缺乏温暖和社会支持同样会影响大脑。有这么多证据都表明，其他因素会对青少年产生影响，为什么我们还在担心手机？”美籍指挥家斯坦伯格表示认同，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创伤、贫穷、暴力和毒品，因为它们对青少年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3月1日16版）

    材料四：

    实际上，苹果公司已经提供了一些家长控制举措，例如“要求购买”功能，要求家长批准购买商品和服务；限制访问某些应用程序、内容和数据使用情况；使用了内置的功能，比如位置共享等。但这些还远不足以解决日益严重的青少年智能手机上瘾问题。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让·特温吉教授发明了“iGen”一词来指代新一代的智能手机成瘾儿童。让·特温吉曾表示，把iGen描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精神健康危机的边缘并不夸张，这种恶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手机。近日，北美放射学会研究了那些沉迷于智能手机或患网瘾的青少年的大脑，发现智能手机成瘾的青少年大脑奖赏回路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而根据“常识媒体”在2016年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约半数美国青少年感觉自己存在手机成瘾问题，并感到有压力需要立刻回复手机信息。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科技公司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的电子产品可能会让人上瘾，但一些硅谷内部人士已经开始向媒体透露，电子产品、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网站是如何被设计成让人上瘾的，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不可否认的是，智能手机的一些应用，比如脸书、Snapchat和Instagram，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年轻用户。但一些科技公司已经采取措施，愿意改变他们的产品以回应家长的担忧。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月9日22版《苹果需正视青少年手机成瘾问题》）

材料一：

    美国农业部近日发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最终版规定，要求从2020年1月1日起，含转基因成分5%以上的食品以适当方式标注转基因信息。这是美国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出台的第一个全国性强制标注规定。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的第一种植大国，市场上70%至80%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但美国政府此前并不要求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理由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

2014年5月，美国佛蒙特州立法要求在该州销售的转基因成分超过0.9%的食品均须进行转基因食品标识，一些州也随之跟进。2016年美国农业部发布《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它将转基因食品称为生物工程食品。新标准规定，转基因食品的标注阈值是5%，转基因成分含量不高于5%，就不必标注。转基因成分含量高于5%的食品，就必须向消费者披露转基因信息。标识有多种选择，包括文字说明、写着“生物工程”的图标、电子或数字链接以及使用短信等，小型食品生产商或小型包装也可选择提供电话号码或网址，供消费者查询转基因信息。

（节选自《美国发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新规，各方褒贬不一》，科技日报微信公众号，2018年1月1日）

材料二：

图表1：2006—2017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变化趋势（单位：亿公顷）

图表2：2016—2017年全球四大转基因作物应用率（单位：%）

材料三：

    有人认为，转基因标识政策会让消费者认为产品不安全或对环境有害。不过也有研究发现，明确标注转基因信息不但不会“吓跑”消费者，反而有助于减少他们对转基因产品的顾虑。

    美农业部长桑尼·珀杜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规“增加了美国食品系统的透明度，为受监管实体就何时、如何透露生物工程成分建立了指导方针”确保了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一致性，“避免了可能让消费者产生困惑的零碎州级标识体系”

    同时，新规招致一些批评。一些反转基因组织认为，新规细则不够严格，对标识的内容与形式的要求宽松。

    有批评者称，新规有太多的豁免。比如一些转基因原材料如果经过了“高度加工”最终产出的食品可由生产商自愿而非强制标注。这意味着，一些从转基因作物提取的成分可能被排除在转基因食品之外，包括从转基因甜菜提取的糖、用转基因玉米生产的玉米糖浆、转基因菜籽生产的油等。

    目前，主流科学界认为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可安全食用。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2016年曾发布报告确认，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无不利影响。

（节选自《综述：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新规褒贬不一》，新华网，2018年12月26日）

材料四：

    标识转基因食品，原本是保护和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却可能同时意味着是对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区别对待。有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因此认为，既然无法证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大于传统作物，就没有必要对转基因成分进行标识，因为这种区分只会强化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印象。而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者则强调，转基因技术本身具有人工“特殊性”它违背了生物演化的“自然性”因而蕴含风险，一些风险可能还尚未被科学家发现，进行标识是在对人类社会负责。

    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采取强制标识的方法是恰当的，这是在社会和民众仍然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存在巨大关切和争议性认知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负责任的做法。尽管标识本身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成本问题和认知误区，但取消标识并不有助于减轻误解。相反，将有关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加以标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也能传达出政府和企业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信心。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作一种制度性背书，长远来看有利于减少或消除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排斥与害怕，进而提高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在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上存在争论，这是正常的现象。但这种争论不能混淆问题的性质。人们应该意识到，标识转基因食品，和这类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关系。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其实在其获得许可进行生产时，理论上已经得到确保。

（节选自《转基因标识：风险意识与食品安全的逻辑辩争》，澎湃新闻，201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