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 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志愿者一年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1日“中新网郑州”）

材料一：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形式，具有教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在培养人才、创新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延续了一千余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嵩山嵩阳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担负着传承道统的使命，也是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虽然今天的书院似乎光彩不如从前，但它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其影响力反而刚刚开始。

（选自《让传统书院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材料二：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的石鼓书院地处湘江、蒸水、耒水交汇处，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湖南第一胜地。它曾声名远播，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自唐代以来，衡州地区先后建了石鼓书院、邺侯书院和船山书院等69所书院。据衡阳市文物局局长吴建波介绍，为了进一步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衡阳市把古书院作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编制了《衡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书院文化纳入系统性保护工程。在对古书院加大修缮保护力度的基础上，衡阳市还进一步突出了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将古书院作为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定期组织举行研学、表演、祭祀等活动。

    古老的书院记忆，正在潜移默化地催生着这座城市走向新的繁荣！

（节选自《古老书院正在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有删改）

材料三：

    时至今日，岳麓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70人，学生300余人，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系、哲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今天的岳麓书院也以发展相关高层次学术研究为要旨，从研究书院本身出发，逐渐扩展研究范围，在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经史子学等领域取得了种种成就，现拥有中国历史研究所等10个科研机构，并获得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大约占了湖南大学总成果的三分之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肖永明说。

    “书院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学术资源，必须充分地进行挖掘和发挥。”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他目前在做的，是对现存书院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之事。据初步统计，现存书院文献至少在1500种以上，散落各处，大量不为人知或损毁严重。近十几年来，虽然书院研究有日渐兴盛之势，但尚不够深入全面，也与目前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

    于是，他带领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前往全国各地及海外，搜集文献底本，以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整理了约1200种文献，同时对书院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呈现书院文献的全貌，为今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选自《回归教育，传播文化：让古老书院活在当下》）

材料四：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

    近些年来，大量有识之士通过书院的创办或修复，来推动书院文化的相续。甚至，还出现了网络书院的形式，新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也让现代书院有了新发展动力和契机。许多书院纷纷利用“互联网+国学”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飞出了实体书院的门墙，随时随地都可以鼓舞寻路觅渡的人。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书院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深厚的政策土壤。不久前，位居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成功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名单，鹅湖书院也成为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之一。

    传统给了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必将能给我们灿烂的未来。

（选自《书院：中国人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

材料一：

    当前，在新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成为改革的热点和受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生涯规划教育要求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地规划。生涯规划教育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生涯规划教育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实行新高考以后，学生学会选择是其在高中阶段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最基本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二：

    高中阶段的学生要对自己的潜能和职业有个大致了解，但还要意识到想从事的职业未必是能从事的职业。学生在设计职业发展时，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适合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未来是多变的，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很重要。这一方面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倾向，树立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的性格、兴趣、能力等职业生涯规划测试，参照老师、家长和朋友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更全面的认识自我，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和能从事的职业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以往，高中生在进行学科选择和填报志愿时往往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实用主义影响，关注最多的不是未来的发展，而是薪酬、升职等利益问题，最终选择一些热门专业。但这些热门专业未必是热门职业，而且等学生毕业的时候，这些专业是否依然热门都是未知数。因此，要帮助学生建立自己和职业生涯的联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义感，避免学生因盲从利益趋向而做出的并不明智的专业选择。

    据调查和统计，在影响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年级、学校性质、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职业生涯规划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水平越高。

（节选自搜狐网《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材料三：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统计图

【注】每种情况三条柱形图依次为个性、兴趣、能力。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注】以上数据均为百分比。

（摘编自《重庆市某重点中学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四：

“一到每年的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变成了热线，其中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高考考试生报志愿时会感到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如是说。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一：与“表现现实”的传统文学路径不同的是，在网络文学中，现实世界退居幕后，已经不再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玄幻穿越类网文要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之相对应，网络文学对世界的再创造要求其理想读者抛弃现实世界经验和观念的束缚，接受全新的世界设定，沉浸式地进入网络文学文本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的作者创造文本后交由读者解读与评判，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读者可以对作品实时评价，作者也可以即时接纳读者的设想与建议，改变自己原本构思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文学成为作者与读者群想象的狂欢，成为不同主体合作完成的作品。

网络文学的作者对于“流量”与“变现”的需求，使得当下网络文学“粉丝向”严重，大行其道的“爽文”正是“粉丝向”发展的产物。这类“爽文”直白地表达人类的望，建立起一个没有根基的乌托邦。“金手指”泛滥、“套路化”严重，而这类“爽文”永远可以戳中人们的“爽点”，从而拥有永恒的读者。

不过，无论何种文学类别，其“流量”大小永远不能成为评价它的唯一标准。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流量既是商业的助力，也是资本的镣铐。因此，网络文学要想在商业性与文学性的拉锯之下寻找相对的平衡，在网络文学中表现现实问题、呈现人类普遍的情感价值与取向，则不能唯流量是从，要建立其自身的主体性。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文学中也确实产生了挣脱镣铐的文学佳作。

邵燕君等人在《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中，从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遴选了五位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其判断标准来看，是否“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是否“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性’的文学表征”等，仍然深受传统文学评价标准的影响。

然而，网络文学不同话语主体的交锋对文学圈内的评审标准发起了挑战。参与者的普泛化必然导致更多元、更健康的话语语境的形成，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必须兼顾文学内部与大众传媒等多个向度。邵燕君等人的这套评价标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但是，网络文学的快速生长性决定了其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

(摘编自《浅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一场文学之间的角力》)

材料二：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大众文艺的基础功能与核心竞争力认识不清。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情感是人类的“生物算法”，用以迅速处理个体生存发展面临的各种信息，以做出有效应对。情感是生命存在与表达的方式，人类为了变得更聪明，进化出丰富的情感。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繁育后代，需要强劲的、时刻运行着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活动。

艺术发生的内部驱力正在于此。人们的情感体验需求是自我实现与自我服务的。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获取生命经验的机会不够，为了让情感能力得以提高，生命体就驱动人们创造或进入艺术情境，进行感觉、情绪与情感体验活动。而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就是承载大量生命活动信息的奇异容器，装载生命情感信息越多，越是特异、剧烈，受众体验就越好。

大众文艺通常更强调营造剧烈的高潮体验，把各种感觉、情绪和情感体验激发到极致，产生情绪爆炸效应。人们把它持久地作用于自身情感信念的建构，从中得到自我肯定、自我确认与自我完善，因而带来持久的愉悦。对于大众文艺来说，能否令受众得到过瘾到位的情感体验，帮助读者建立精神秩序，是作品能否受到读者欢迎、对读者是否有价值的基础性评价标准。

正因为大众文艺创作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所以大众文艺也必然是类型化的。人类的情感体验需求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人类个体需要在某些作品中，专门体验某些特定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所以大众文艺的一个类型就是指向人类一个愿望情感群组，这使得人类的情感体验更加高效集中。

(摘编自《不断顺应人类对情感体验的新需求》)

材料三：如果寄望于把网络文学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旗帜之一，就不能过早地为它套上枷锁。

虽然具有多重角色，网络文学的本质依然是一种文学样式，具有其独特的精神追求，这就要求作者与读者不能被资本太过束缚，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自身的繁荣，过早过强的逐利动机难免会扼杀它。有些影视导演就曾直言，现在许多改编自高点击率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剧缺乏应有的深度。正如尼尔·波兹曼认为的，造成文化枯萎的原因，不光是对精神的约束，还有可能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其中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此外，在确立评价机制和建立理论研究框架的过程中，还要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多一些包容。当前，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刻意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对立的趋势。但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更重要的在于它摆脱了“文学是一种文化精英的活动”。作为“一种为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局限性而存在的艺术机制”，文学总是在现有框架或者同一题材下去探索如何超越前人，隐含了对文学自身的反思，“新”与“旧”永远都是相对的。不仅如此，在文学理论发展方面，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其也早已摆脱文学自身的局。这说明目前的文学理论对网络文学的无力感，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传统话语体系和批评模式的落后，而是文学理论发展早已与这个时代拉开了“代差”。

不要过早地为网络文学套上枷锁，它的多样性，就是文化领域繁荣的最大源泉和前进动力。

(摘编自赵明昊《别给网络文学套上枷锁》)

回乡记

江子

五十多年前，我的伯父曾水保高中毕业，考入了一所地区主办的四年制中专学校。在四年的时间里，伯父担任了学生会文体部部长之职，并且品学兼优。对这样优秀的学生，人人都认为会有一个好前途在等着他。那时正当少年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伯父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正是国家基层最需要的人才。

可是伯父做了一个让无数人无比遗憾的选择，回家当了农民。究其原因，乃是伯父有一个极其迂腐、 固执的父亲。是他在伯父念书的四年时光里，不断地催促着他回乡。随着伯父临近毕业，这种催促更是一日紧过一日。

那条联系着故乡与远方的无名公路应该依然记得他回村的景象：他挑着书箱，踉踉跄跄地在路上走着。由于走了几十里远的路，他全身都浸在了汗水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着前额。他的步履是这个年龄所不该有的沉重，好像此行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家乡，而是一个举目无亲、前途未卜的异乡。

伯父一回到村里，就加入到村里的集体劳动。这个学习优秀的中专生，也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抄犁打耙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他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在田地里肩挑手提，挥汗如雨。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伯父看起来就跟真正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了：他原本白皙的肤色变成了跟乡亲们一样的酱紫色，原本洁净的衣服沾满了泥点与灰尘。他的手上布满茧子。他的裤脚从早到晚都胡乱挽起，腿上总有泥巴。如此形象的伯父，哪里还有一丁点儿读书人的样子?

可只有伯父知道，他没有一分钟忘记自己是一名读书人。他依然对远方怀着最初的信念。他从未停止读书。每到夜晚，不管自己多困、明天的活儿多重，他都会打开书本阅读。那是他从学校带回来的教材，以及已经在城里上班的同学给他捎来的新书。他在一盏脏兮兮的煤油灯下阅读。夜色无边，伯父在灯光下阅读的样子，如同茫茫大海中拒绝沉沦的岛屿。

村庄的灌溉平常依靠的是全村勒紧裤带置办的一套电力设备，这设备就安装在离村庄几百米远的赣江边一个叫排灌站的小屋里，由专人掌管。设备运转了好几年，从来也没有出过故障。可这年夏天，设备的发动机停止了转动，直接探进赣江的长长的铁管黑如深渊，抽不出哪怕一滴水。

天气炎热，烈日当空，万里无云，蝉叫得人心烦意乱，整个天地间干得仿佛擦根火柴就可以点着。想靠老天下一场暴雨来解渴毫无可能，想靠村里水量不多的几口井也不可能。农业讲究时令，如果不能在立秋之前把田地抄耙开来，把秧苗栽下去，晚稻就会大面积减产，全村人的口粮就会成为问题。立秋一天天逼近。村支书孔明清急得满嘴泡，可村里半桶子水的电工满手污黑却毫无办法，他的嘴里嘟嘟囔囔，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无措和焦虑。

有人向孔明清推荐了伯父。伯父穿过孔明清狐疑的目光来到了机器面前。他用耳朵听了听里面的动静，然后将一把起子十分果断地伸向了机器的某个部位。只几分钟，机器就迅速恢复了正常，原本黑洞洞的排灌管口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哗哗哗地往外冒着水花。

设备的成功修理让伯父在村里名声大振。可这对伯父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在学校学的就是农机专业。

事后，村支书孔明清毫不犹豫地把村里最重要的财产——赣江边排灌站的钥匙交给了伯父，同时交给他的，还有村庄整个电力系统的维护权责。

从此伯父经常一个人待在赣江边的排灌站小屋里。他甚至在小屋里放置了一张小床，夜里也常在那里睡觉。他的理由是，排灌站的设备需要看管，村里把这么大的事儿交给他，责任如山，他得时不时地守在那里。

而真相不过是伯父想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他要读书、思考。他要独自理一理自己凌乱的心。他要好好想一想，几年的乡村生活是不是已经把他的心磨起了茧? 他要问问自己，他离开村庄到远方去的信念，是不是依然强烈。

伯父经常在月光下走出排灌站，看着不远处那条进出村庄的唯一的路。它如此简陋，坑坑洼洼。它两旁的草丛污秽而蓬勃。可是在伯父眼里，它是可以将他射向远方的一支响箭，是可以渡他到理想彼岸的一根苇草。它的不远处就是繁华的小镇西沙埠，也是千里赣江的一个古老码头。那里岔道众多，可以通往县城、市府、省城，乃至无数有名和无名的远方。伯父会在月光下望着这条仿佛可以通向云端和天际的路，历数这些年来从这条路上走出村庄的人们：他的堂叔曾文治去了武汉； 住在村中心礼堂边的地理先生孔冠德老人的儿子孔三豆，因为考学去了衡阳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住村北边的刘令香因为当兵提了干，复员在县公安局当了公安； 他的另一个堂叔曾学易，当兵去了鄱阳，后来做了一名狱警； 与他家毗邻的曾昭明，也是通过当兵去了新疆，成为村里走得最远的人；村中心井边的刘学稷，因读书成了整个吉安地区知名的教书先生，成为学问深厚、人人敬重的儒者……

皓月当空，不远处的下陇洲村阴影重重。伯父背后的赣江在月光下如水银泻地，美丽得惊人。可伯父几乎没有看一眼的心思。他只是反复盯着那条路。他要时时守着这条未来可以渡他远行的路。他担心自己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从此自己的未来无可凭依。

简陋的排灌站悬浮在赣江边，仿佛一座因害怕失足落水而紧紧扒住堤岸的小小孤岛。

(有删改)

游戏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在释放用户主体性的数字时代得到充分体现，从人们对文学的消费活动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基于玩乐心理的游戏。

英国学者威廉·斯蒂芬森主张从游戏范式来理解传播，认为大众传播研究严重忽视游戏元素，应从传统信息理论走向游戏理论。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的传统传播效果研究，将信息刺激与受众反应之间看成线性关系，忽视其个体差异与精神复杂性。在斯蒂芬森看来，用户在传播中是体验快乐的主体，比如人们看报纸，并非必需任务，也无明确目标，而是随心所欲浏览，成为自主性游戏。

斯蒂芬森强调从信息范式走向游戏范式，这种范式转换显然在当下具有很大阐释力。当代社会是闲暇社会，网络兴起后，数字化休闲更是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聊天、角色扮演、自拍展示、操控、互动、恶搞、玩梗……网民种种行为都带有游戏性。斯蒂芬森所在的时代还没有网络，传播中的游戏行为主要基于想象，而现在人们可以充分互动、操作，更有参与、行动的游戏感。这也表现在文学上，网民对文学的态度主要基于游戏心理，对文学的阅读、“代入”、戏仿、分享、玩梗、吐槽，以及二次创作，主要是为了“好玩”。需要注意的是，游戏性并不限于娱乐性较强的大众文学的消费活动，而是指整个数字时代的文学，不管是大众文学还是精英文学，只要它在网上消费时，都会出现游戏行为，比如传统经典《红楼梦》，网络上有大量关于它的角色扮演、玩梗与二次创作，又比如超文本文学、超媒体文学，对它们的阅读与互动本身就带有游戏性。

文学消费活动的游戏化实际上是历史趋势。游戏与艺术、文学的游戏性与社会性早期处于交融状态，此后开始分离，或强调文以载道，或走向感官游戏。书面文化制约了交互的游戏性，不过也有一些文学实验试图突出读者的主动性，尤其是后现代文学让阅读走向游戏化。在理论上，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将游戏视为开放性文本的原型。数字技术兴起后，人们可以随意操作文本，文学消费进一步凸显了游戏性。

数字时代文学消费的游戏性不只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还在于主体之间的群体交往。网络阅读与传统阅读的不同在于，论坛环境可以随时交流，社交媒体强化了这种倾向，人们边看故事边讨论，实现了“沉浸”与“交互”两者转换的自由。“文本作为游戏”概括的是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及实践，如果说作为“世界”的文本主要是大众化文本，作为“游戏”的文本则是精英化的超文本、视觉诗歌、后现代小说等。然而数字时代并不只是后现代小说、超文本的精英文学，也可能是中国网络文学、日本轻小说这种流行文艺，后者具有二元性：一方面不是精英文学，而是大众化文本；另一方面又非传统“沉浸”式欣赏，而是因社交而不断打破沉浸，具有游戏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论也有“以文为戏”的说法，并提供了西方理论之外的思考路径。“以文为戏”的说法源自中唐，韩愈在《毛颖传》中为毛笔写传记，裴度批评了这种游戏写作：“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经后世学者阐发，“以文为戏”渐成中国文论重要概念。“以文为戏”就是以游戏态度对待阅读与写作。韩愈以史传笔法为毛笔立传，充满戏拟与反讽，读者也心领神会，视其为游戏之作，而韩愈的文人身份与案头化写作，也让“以文为戏”类似于精英化的文本嬉戏。

不过，“以文为戏”还指涉其它情况，被古人用来形容传统文学“跨进跨出”的艺术特征。在《水浒传》第三十回，武松杀了一个丫鬟，另一个见状欲走，却“惊得呆了”。叙述者此时插话：“休道是两个丫鬟，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金圣叹评点道：“忽然跳出话外，真是以文为戏。”叙述者的评论打破了沉浸，具有游戏性。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中的“跳出话外”时，同样认为这是文学的游戏化：“又忽作此数语，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真假假，恣意游戏于笔墨之中。”“跨进跨出”是中国艺术较为突出的特点。中国小说时常有干预叙述，人物视角与说话人视角呈现流动性。这种跨层在中国戏剧、曲艺表演中也相当常见，戏谚“一人多角，跳进跳出”，指的就是这种特点。

中国文学“跨进跨出”的叙述程式，与说唱艺术初始对小说、戏曲的影响有关，这与当下数字媒介重建口头文化经验具有相通性，契合了数字时代社交性、群体性的游戏化消费活动。

（选自黎杨全《“文本作为游戏”：文学的阅读动机与活动机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