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了？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到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北京的“大”与“深”

    以外地人前后居京近二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北京的大。每次出差回来，无论出北京站奔长安街，还是乘车过机场路，都会顿觉呼吸顺畅。“顺畅”本应是空间印象，却由复杂的文化感受作了底子。日本鹤见祐辅有一篇《北京的魅力》，其中说，若是旅行者于“看过雄浑的都市和皇城之后”，去“凝视那生息于此的几百万北京人的生活与感情”，会由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人所难以企及的‘大’和‘深’在”。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吧，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元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

    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大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还说“太行一脉走温婉，养养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名“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幕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

    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表述其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 ， 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一声浏亮^①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口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注】①浏亮：明朗清晰。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 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材料一：

自从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中国古史学界困绕着黄帝事迹是“种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这一问题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就是认为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被历史化的过程。持此观点的古史辩派学者使用的关键词是“神话”和“历史”，并录及“传说”。

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传说是以口传为特征的一种故事，它的内容包括神话和历史。神话是否可以为古史研究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包含史实。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在文宇记录没有产生以前(口传时代).传说是神话和历史的属概念。同时，古史将派学者认为有些神话中有历史真实。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文本时代)，传说中的部分神话、历史内容开始转化为文本。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历史记录大多以文本的形式直接产生，文字使用者还有可能直接创造新的神话。这时侯，传说和历史、神话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认为量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甚后进入神活。这是历空与神语互渗的结果。从持此观点的学者一方来看，抗评古文拼派阵营使用的关键词则是“传说”和“历文”，而录及“神话”，代表作品是徐旭生的《中国古文的传说时代》。

在徐旭生著作中，与古史辩派相比，“历史”的用法无别，“神话”的用法咯有区别，“传说”的用法则差别极大。就内涵而言，神话不含合文实成分，传说时往往合有史尖成分。这一阵营，更多的站在西方“传说”的传统上。从概念关系来看，西方文献的传说与神话、历史是并列关系，徐氏基于这种关系把这三个概念引中为了“进化论式”的历史分期概念(如下图)，试图以此证明古史辨派的观点块乏科学性。

“传说”这一概念，折射着东西文化的碰拉。从语源来看，徐旭生使用的“传说”对应着英语的legend，在西方文献中，legend多用于讲述英堆的不凡才能，它的含义与今天我们说的“传奇”“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相近。然而，汉语文献固有的“传说”一词若要泽作英文，其译称则国语境差异而藏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用汉语“传说”来翻译legead时，也势必会陷入内涵难以“等价”转换的困境，这种窘况即翻译界所称的“不可通约性”。当徐氏成为史学界批评古史排派疑古候向的旗帜性人物时，学者们如呆不能站在中西文化碰捡的高度指出徐氏著作中的问题，便难免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要同时解决“黄帝是人是神”的问题和神话学在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关键就在于重新确定神话、传说和历史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基本采用古史辨派学者处理神话、传说、历史这三个概念关系的方法，同时吸纳徐旭生对传说概念的处理，以上两个问题便有望初步得到解决。总之，近代史上的这场“黄帝人神之争”，无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存在多少瑕疵，我们都应该向这些在黑夜中摸索的前辈致以敬意。

(摘编自郭放《黑夜中的探索：近代学术史上的“黄帝人神之争”与中西文化碰撞》)

材料二：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神像、神树以及黄金制品等，考古人员测定出六个祭祀坑的残十四考古学年代数据均集中于距今3200—3000年间。这些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强烈的冲击。然而，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三星堆在既往的历史文献中有无线索可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存歧义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

长期以来，对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主张，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有学者认为，疑古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冲破以儒家经典为“正统”的封建思想的罗网、提侣科学与民主、重建古史均起到了推动作用。自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但“古史辨派”早期代表人物胡适1921年提出“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对此，李学勤先生早已提出过批评，认为其“怀疑过度"，如此一来，“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

以今天考古学和古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在重建古史过程中，应在对考古学文化语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古代口头或书本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寻求可能存在的原初“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因为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古文传说，前者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只是历史零散的局部、片段甚至点滴：后者虽然貌似全面、周到，却是真伪杂陈的。

事实上，自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记·般本纪》所记商代帝王世系的高度契合，便已经以确切的证据印证了殷墟为商代晚期都芭，证明《交记》等文献记最的晚商史可为信史，也显示出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周时期的遣存，在古史传承体系中也曾留下不少有关“古写”的传说和记载，有些古史传说还包含大量木经儒家经典“整束”之前不那么“雅朋”的朴素内活，恰可与三星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脱相互对应、进行比较。因此，我们赞同当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当中所主张的观点：“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这些“质素”与“核心”，从传说中去寻找“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注】①属概念：亦称“上位概念”，与种概念(下位概念)相对，属概念包含种概个。

孩子的讲演

萧红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月亮行走在山西的某一座城上。

这是一个欢迎会，出席的有五六百人，站着的，坐着的，还有挤在窗台上的。被欢迎的宾客是一个战地服务团。

第一个上来的是个花胡子，两只手扶着台子的边沿，好像山羊一样，他垂着头讲话。

“告诉我！笑什么……笑什么……”孩子王根拉住了他旁边的女同志，摇着她的胳臂。“笑他滑稽，笑他那样子。”那女同志一边用手按住嘴，一边告诉那孩子。那孩子起来看看，他是这大厅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没看见什么，就把手里剥好的花生来放在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拍着那又黑又厚的小手掌。接着又去吃落花生，吃别的果子，吃一些混着沙土的点心和芝麻。

讲演者一个接着一个，不知道是谁提议叫王根也走上讲台。

王根发烧了，立刻停止吃东西，血管里的血液开始不平凡地流动起来。他也并不是恐惧，因为这地方人多，又都是会讲演的，他想他特别要说得好一点。

于是王根站上了自己的木凳。

人们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他的小脸一边圆圆的红着一块，穿着短小的、好像小兵似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小军帽。他一站上木凳，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帽沿前行着军人的敬礼。他还没开口，人们就禁不住笑了起来。

“你也会讲演吗？你这孩子……你这小东西……”人们都用这种眼光看着他，并且张着嘴，好像要吃了他。他全身都热起来了。

王根刚一开始，就听到周围哄哄的笑声，他把自己检点了一下：“是不是说错啦？”因为他一直还没有开口，他证明自己没有说错，于是，接着说下去，他说他家在赵城……

“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

又当勤务，又唱莲花落，不但没有人笑，不知为什么反而平静下去，大厅中人们的呼吸如游丝般轻微。人们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过人头而投视着窗外。站在后边的那一堆人，就像木刻图上所刻的一样，笨重，粗糙。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

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它和每年的春天一样 ， 但是 ， 今夜 ， 它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做了一个伟大的听众。

小讲演者虽然站在凳子上，并不比人高出多少。

“父亲让我回家，我不回家，让我回家，我……我不回家……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就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

他听到四边有猛烈的鼓掌的声音；向他湖水似的涌来，他就心慌起来，他想他的讲演还没有完，人们为什么鼓掌？或者是说错了！不是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加上吗？他特别用力镇定自己。

“我当了勤务……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我……我……”

人们接着掌声，就来了笑声，笑声又接着掌声。王根说不下去了。他想一定是自己出了笑话，想马上发现出自己的弱点以便即刻纠正。但是不成，他只能在讲完之后，才能检点出来，或者是衣服的不齐整，或者是自己的呆样子。他不能理解这笑是人们对他多大的爱悦。

“讲下去呀！王根，讲下去！”他本团的同志喊着他。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他就像喝过酒的孩子，从木凳上跌落下来一样。他的跟泪已经浸上了睫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自己是在做什么。

人们的笑声更不可制止，他哭了。

王根想：这讲演是失败了，完了，光荣在他完全变成了懊悔，而且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光荣。他没有勇气再作第三次的修正，他要从木凳上下来。他刚一开始弯曲他的膝盖，就听到人们向他呼喊：“讲得好，别哭啊……再讲再讲……”

其余的别的安慰他的话，他就听不见了。他觉得这都是嘲笑。于是更感到自己的耻辱，更感到不可逃，他便跌到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怀里大哭起来。

这天晚上的欢迎会，一直继续到半夜。

王根再也不吃摆在他面前的糖果了。他把头压在来边上，就像小牛把头撞在栏橱上那么粗蛮，他手里握着一个红色上面带着黄点的山楂。那山楂就像用热水洗过的一样，当用手抹着眼泪的时候，那小果子就在手心里冒着气。

这欢迎会开过了，就被人们忘记了，若不去想，就像没有这么回事存在过。

可是在王根，一个礼拜之内，他常常从夜梦里边坐起来。但永远梦到他讲演，并且每次讲到他当勤务的地方，就讲不下去了。于是他想逃走，可是总逃不了，于是他叫喊着醒来了。和他同屋睡觉的另外两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小勤务的鼾声，证明了他自己也和别人一样地在睡，而不是在讲演。

但是那害怕的情绪，使他在小床上缩做了一个团子，就仿佛在家里的时候，为着夜梦所恐惧缩在母亲身边一样。“妈妈……”这是他往日自己做孩子时候的呼喊。

现在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

1938年10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