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艺术品是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物。艺术品必须是人工制品，这是“艺术品”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艺术品。德国哲学家卡西勒的观点最为明晰，他认为“艺术是种形式的创造，是种特殊形式的创造，即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在目前的一些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诗歌等创作中，人们往往忽视形式美本身的创造，不仅不注重作品内在的节奏和韵律，不注重情趣和意象的有机契合，而且对文艺作品外在的语言表达、结构布局以及叙事风格等都置之不顾，只是一味单纯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敷衍。特别是当前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所谓“梨花体”、“羊羔体”等，更是几乎置形式美于不顾，诗歌成了直白无味的散文化语言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形式美感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鲜明的界标，是判断艺术与非艺术的重要标尺。由此，我们评鉴艺术作品必须把形式美放至首位。

    以美学的观点评鉴文艺作品，我们还必须重视艺术的道德美。文艺作品不是独立、与世无涉的存在，它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在另一异质空间的自然延伸。虽然形式主义美学反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和“深层结构”来看待，但我们不相信存在完全超越和浮游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任何文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对当时道德生活的物质呈现和书写。

    我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把文艺作为道德生活的表现。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直接担负起审美启蒙、审美救赎的社会任务，把文艺作为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工具。虽然时至今日，艺术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成为可以进行文化投资、获取资本利益的商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艺术沾染了媚俗的气息，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于濡染人心、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道德效用。因此，在进行文艺作品评鉴时，我们更要重视作品的社会效益和道德力量，重视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书写，以及对于道德人性的反思及映现。唯如此，我们才能重建对艺术的尊重，艺术也才能由此获得自己的尊严。

    但目前一些情况似恰与此相反。比如评鉴“韩剧”，一些人往往只注意“韩剧”所代表和引领的时尚文化如穿衣打扮等，热衷于“韩剧”明星一些不着边际的花边新闻，对于内蕴于“韩剧”中的道德温情、伦理关切及美好人性却不予关心。这样的文艺评鉴显然浮于表面，是对娱乐精神的推崇，对精神深度的拒斥。最终，这样的评鉴活动只能带来肤浅的精神狂欢，使人沉醉于充满了空洞性和无意义性的审美平庸。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会充满各种莫名的偶然性、戏剧性，但艺术的高贵之处就是决然不停留于粗陋或繁华的生活表面，而是直入生活的核心，对生活的内在生命节奏和韵律作出解说。换言之，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仅仅是对生活实相的直观摹写，是对生命跃动的有力传达，更应该是对最高灵境的深刻揭示。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达到令人悠然向往的美好境界。

    宗白华曾说：“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需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需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对艺术形上虚境的强调对我们评鉴文艺作品意义深远，这要求我们在进行文艺评鉴时，一定要对艺术的形上虚境作出审美期待。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一般来讲，艺术的形上品格往往是缺乏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往往停留在对现实生活表象的追踪摹写上，对一般思想情感的抒发上，形上境界则严重阙如。当下一些“抗日神剧”，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对艺术的直接否定，不仅缺少形上品格，而且严重背离现实生活的情感逻辑，甚至违背历史真相，对艺术作出肆意歪曲的理解。一些荒诞情节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能表现出作者的道德激愤，但这样的戏仿神剧又如何能打动人心、激发起观众对生活和艺术的尊崇之情呢？就此而言，文艺评鉴必须严厉地指陈出其弊病，并尝试从根本上对此问题予以解决。

智慧之翼

李青松

    1927年，世界上第一架无人机在英国皇家海军“堡垒”号军舰上问世。中国无人机研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亚楼、钱学森等都曾提出过“要造出我们自己的无人机”的构想。1966年12月6日，“长空一号”首飞成功，共和国拥有了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无人机。

    完整意义的无人机，指的是无人机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无人机平台、任务载荷、起降系统、测控与信息传输系统及地面保障系统等组成。无人机无人驾驶，因此被冠以“无人”，实际上，它具有多重有人驾驶飞行器的特征和功能。有的无人机也可以载人，比如，以色列“空中骡子”无人机，它垂直起降，载人载物，不吝力气。

    常见的无人机有三种类型。其一，固定翼。就是翅膀固定，靠流过机翼的风提供升力。一般而言，军用无人机多是固定翼。其二，是直升机。靠一个或者两个主旋翼提供升力。其三，是多旋翼。就是具有四个或者更多旋翼的直升机。按用途来分，无人机可分为军用无人机、面向行业应用的工业级无人机和面向大众玩家的消费级无人机。工业级和消费级均属于民用范畴。

    无人机系统种类繁多，在重量、航程、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美国的“全球鹰”是无人机中的巨无霸。就续航时间、飞行距离和飞行高度而言，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彩虹”无人机系列，是中国军用无人机中的尖兵。“彩虹”察打一体无人机（目前，察打一体无人机主要由中美两国设计制造），复合式挂架，可挂载十六枚空地导弹，载重量可达一吨，顷刻间就可以摧毁一个坦克连。续航时长四十小时，最大飞行距离超过一万公里。外电报道说，这是中国无人机里“最可怕的杀手”。“彩虹”的太阳能无人机，不用加油，耐力极强，可军用，可民用。

    无人机又被唤作空中机器人，其运行方式是人类永远所不能的。它并非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而是开始进行我们无法从事的工作。民用无人机除了航拍以外，能做的事情很多。植保、救援、防火、防虫、巡护、测绘、检测……它可以做许多超出我们意料的事。可惜，会操控植保无人机的飞手少之又少。

    在中国，民用无人机领域群雄并起，除了大疆，还有昊翔、亿航、星图、零零无限等等。如果说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十分天下的话，那么中国占七成，欧美占两成，其他加起来也不过一成。

    1981年，发明了氢弹的特勒说：“无人机的重要性，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计算机。”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谁掌握了天空，谁就掌握了未来。

（节选自201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书法中的匠气

    “匠气”一词在书法中体现为用笔千篇一律，技艺太过精熟而缺少变化，看不到灵动之处，过于死板。

    一幅书作给人产生了匠气的观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临写的方法不得当，太过单一。匠气十足的书法作品，往往给人程序化的机械感。点画、结体、章法无法给人出人意料、眼前一亮的快感，让人觉得乏善可陈。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中规中矩、缺乏个性，在偌大篇幅下的文字抄写中，墨色光润，没有干湿浓淡之别，结体板正，起收笔千篇一律。清代洪亮吉在《北江书画》里谈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千人一面”，全然没有书法艺术所需要的辨识度、独特性，后期成为了僵化的工匠式劳动。以其为范本临写，久而久之也将陷入一个死循环。若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积攒了习书的坏习惯，日复一日地养成了匠气，将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一些当代书法家，虽然在技巧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是在个人自身修养上极度匮乏，这也很容易使得笔下的作品流于俗气。书法是一门除了技艺，还需要不断养修为、内涵的艺术。古时书法只是作为文人士大夫在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门技能，文人雅士以书法为日常书写，同时兼具直抒胸臆、休闲娱乐的意趣，他们不以书法为谋生工具，书法并没有与金钱利益挂钩，因而他们笔下的书法作品显露出书卷气，有丰厚的学养意味。可以说古人是先做学问，后写书法。而今人少养学问，埋头写字，不少人以书法作为谋生的工具，书法作品成了买卖的筹码。如此一来，匠气的书法家自然居多。书法家的个人精神风貌通过形质、线条落于笔端，立见高下。弘一法师的书法为后世所称道，就是因为通过观其书作，觉其无烟火气息，无庙堂森严，让人心生平静、安宁。他在广泛的艺术门类领域里所积淀的学养，自然不同于那些只懂埋头练字而忽视读书养精神的字匠。

    匠气是应该尽量规避的，但却应有匠心，即工匠精神。文艺评论家陈履生说：“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板。”孙虔礼也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我们临习楷体，就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楷书最讲究精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欧体楷书以结体严谨、点线到位著称，如果不能秉持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去临习，临摹的准确性便大打折扣，那么楷书的韵致、韵味便有所损害。即使是如行书、草书这样的快写书体，仍然需要慢临，需要推敲。米芾曾言：“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次好，信书亦一难事”。可见即使是率性而为的米芾，对创作的态度也仍然是严谨的，不是随意而就的。

    总之，书法艺术应当毕生修为，不仅在锤炼技法之时应避免过度熟练，还需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文化修养，如此才可避除匠气。

（摘编自《艺术科技》2018年1期）

    青藏高原作为北极和南极之外的最大淡水储区，被称为“亚洲水塔”。科学家认为，由黑碳排放引起的大气升温和冰川加速消融，将影响亚洲区域的水资源安全，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研究员康世昌告诉记者，化石燃料污染已被全球重视，但对青藏高原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生物质燃烧比化石燃料排放的黑碳更多，发展新能源是一个更优选择。

    记者：黑碳是一种什么物质？它主要来源于哪里？

    康世昌：黑碳是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通过大气环流被带到青藏高原，在冰雪表面一层层富集，它有很强的吸光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冰川表面是暗色的。黑碳的累积加速了冰川融化。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黑碳主要来源于南亚国家。在这个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的黑碳比化石燃料更多。生物质包括秸秆、木柴、牛粪等等。

    记者：有人说，“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但如果不烧牛粪，当地居民是否能用煤来替代？另外，每年秋收季节来临，大范围的秸秆燃烧是否也是青藏高原的黑碳来源？

    康世昌：煤是化石燃料，用煤炭来替代是不可取的。“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这是错误的，没有考虑青藏高原的区域差异。青藏高原内陆人口稀少，大片地方是无人区，因燃烧牛粪而增加的黑碳排放非常有限，影响到青藏高原的黑碳，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境外，比如尼泊尔、印度等国。中国燃烧秸秆的地区主要在东部，青藏高原在中国西部，大气环流是由西向东，所以中国东部地区的秸秆燃烧对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影响不大。

    记者：减少生物质燃料的黑碳排放，有没有好办法？

    康世昌：一个办法是使用新型炉具，使生物质燃烧更充分，这样能减少黑碳的排放。我看到，有国际组织在帮助尼泊尔山区居民使用节能炉具。另外一个办法是使用新能源来替代，比如发展太阳能、风能。

    记者：减少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排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康世昌：大气污染物可以跨境传输，减少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气溶胶，需要跨境联合，国家政府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采取措施，环境外交可以发挥作用。

    记者：目前在黑碳排放的影响下青藏高原冰川退化程度如何？

    康世昌：青藏高原的冰川最近几十年来处于普遍退缩状态，高原边缘区域退缩较内陆地区剧烈，低海拔、面积较小的冰川退缩也较快。就像应对全球变暖一样，我们需要尽快采取减缓措施，减少温室气体和具有温室效应的气溶胶排放。

    （摘编自《中外对话》）

    资料链接：

    冰川可以储水，高峻山体可拦截水汽，冰川、冻土、积雪、湖泊、陆地生态体系可以调理河川径流。通过遥感和实测资料发现，1976年以来，藏东南冰川退缩幅度平均达到每年40米，有的甚至超出60米。

    “亚洲水塔”正朝着失衡失稳偏向发展。总体来看，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季风区水储量减少，北部、西部西风带水储量增进。同时，“水塔”固液布局失衡，液态水体储量的增进导致“水塔”布局失稳。

    近期水资源增进，让我们感受到青藏高原生态变好。但据猜测，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道径流的补给将到达最大值然后减少，因此久远看，将来水资源欠缺的隐藏风险在加剧，相应的灾难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摘编自《科技日报》）

材料一

中国文学作品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不仅是中国文学工作者们的夙愿，也是国家的重要决策。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至今已有两百年历史。目前中国仅有鲁迅、林语堂、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十多位小说家的作品，被选入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文学选本中。当代小说家中只有莫言的《老枪》有幸入选2012年出版的由马丁·普齐纳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最新一版。但是只要对莫言作品稍加了解，都会发现《老枪》并不是莫言最优秀的作品，也无法完，全代表莫言的文学风格，更无法代表中国许许多多的优秀文学作品。由此可见，世界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依然处于管中窥豹的状态，中国文学的边缘地位始终没有改变。造成中国文学边缘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学性的忽视是关键原因。陈大亮等在研究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时，发现以下倾向：忽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意义与审美价值，过于强调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元素，混淆了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使用“禁书”一类的描述方式吸引读者猎奇心理，多数评论并“没有触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学性，而只停留在浅显的故事情节介绍与简单的评价层面”，甚至中国学者在分析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时，也过于强调经济、政治、国际形势、译介出版等文学外在因素，忽视莫言作品中文学性的重要内在因素。对中国文学作品文学价值的忽视，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会阻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其初衷是希望不同国家的文学可以相互交流与借鉴。达姆罗什继承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同时强调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沟通与阅读，关注民族文学间交流沟通和交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达姆罗什认为：“一部作品在国外旅行时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在新的环境中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点。”“每个民族文学如果局限于自身，不通过外国文学的滋养而得以更新，它自身的活力将枯竭。”现代小说的演变过程始终是异国的形式与本国题材的结合。世界文学的发展促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借鉴外国文学形式，滋养本国文学作品，是世界文学界的普遍共识。莫言的作品深受世界文学影响，对莫言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莫言曾表示，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年，是中国作家当学徒的阶段，因为80年代之前的20年，中国文学中断了与西方文学的接触。因此，刚开始的10年，中国作家需要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补上所缺的课程，这个过程中最好的方式是模仿和借鉴，这是中国文学创作者们必须经历的阶段。然而，莫言的作品并不是对二位作家的简单复制。莫言表示自己与福克纳息息相通，但却坦言他从未把福克纳的任何一部作品从头到尾地读完过。莫言在2007年才读完了《百年孤独》，而这时莫言的代表作已经完成面世。莫言曾说：“我们就应该进入一个自主的、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创新的阶段。”

（摘编自邵璐《世界文学视角下莫言作品文学性的传递》）

材料二

文学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向全世界描述着各自国家的精神文化。我们总是遗憾我国文学还没有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他本该占有的一份位置，更不用说让全球民族了解我国文化了。

但是不得不说，现如今的中国青年，特别是八零九零后，往往更了解的却是世界文学名著，大大超越了其他民族对我国经典文学的了解。通过调查发现：很少有国外的学生对我国的经典文学感兴趣。虽然随着翻译人员的增加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贡献了不少力量，但是仍需要我们深思，只有中国文学很好地走出国门，世界人民才能了解中国，才能分享我国的文化宝藏。

出现这样的后果，原因在于汉语与其他语言在语言美学生成机制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确切地说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悟，讲究意合意会，追求的是一种语言的意境；而不求眉须毕现的分析，不讲滴水不漏的逻辑，是意境性语言。其他语言则呈现别样风景：它讲逻辑，重分析，追求条分缕析，漠视所谓的整体感悟。由于英汉语模糊性在审美地位、表现形式和审美价值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造成汉语因模糊而生成的美感在翻译过程中多有磨蚀。让国外读者没有办法体会我国文学的用词优美。汉语翻译成英语这一过程中，汉语发生较大的改变，词语所表达的优美氛围无法在英语文学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另外，汉语中常常使用的各种修辞、特别的引用等等都是英语文学无法比拟的。这不仅给翻译工作者加大了难度，同时也是两国文化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一过程好比，我们从一个浪漫的诗情画意的情景中回到一个叙述式的故事中，总是感觉缺少了原本作者要表达的意境和精神情感。这样即失去了“雅”，但是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追求又不仅仅限制在“真”的程度上。因此，只能是文学修养极高的人才可以译出文学的“真面目”。

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融入世界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翻译工作者的职责。那么首先我们必须给出翻译的正确定义，才有可能做好翻译工作。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才可顺利解决。简单说就是用其他民族或国家的语言来表述出我国文学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内容，即首先保证翻译我国文学的一个要求：保真，准确无误地表述出作者的语句。

因此，不得不认真看待翻译工作，不是说你把汉语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你就完成了翻译工作。目前，国际社会也有多种不同翻译理论，根据语言功能进行翻译和语言目的进行翻译的多元系统论。慢慢便比较注重翻译过程中的功能问题，目的、性质问题等等。跟我们两千年来局限在文本以内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理论相比，这些理论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认识到翻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行为。

（摘编自严宁《对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一些思考》）

材料一：

北京中轴线创始于元代，形成、完善于明清乃至近现代，历经700余年，全长约7.8千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中华文明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这条纵贯南北、穿越古今的城市中轴线，与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古都发展史一脉相承。

东周时期《周礼·考工记》提出“以中为尊”的城市规划理念。在青铜文明极盛期，这一筑城理念成为王朝统治阶级的共识，但在连年征战的背景下难以实现。曹操营造的邺城，出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中轴线，沿线建筑已经具有礼仪性与等级性。东晋建康城中轴线进一步升华，以西南牛首山两个山峰为“天阙”，将城市中轴与自然相融，相映成趣。北魏平城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打造都城，形成以朝堂宫区、中阳门为轴线的中轴线规制。唐朝人对都城中轴线的礼制作用已经形成清晰的认知，但面对地理环境约束时，并不强求中轴对称。其理念播散影响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城市营建，到了北宋东京，御街同时具有中轴线和宫廷广场性质，宽达300米。元大都作为一座全新规划的都城，拥有笔直的城市中轴线和规整的结构布局，严格遵循了《周礼·考工记》对于理想都城的设计要求，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时光流转，北京中轴线被推荐为我国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它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大的历史进程，也寄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中华文明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与卓越才能，更感受到中轴线融入城市发展所焕发出的时代新韵。

（摘编自周冉《漫步中轴线》）

材料二：

虽然《周礼·考工记》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历朝历代并没有严格遵循其中的营城制度，直到元代这样的规制才被用于实践。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发展演变是历代城市建设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城市规划史的重要篇章。中轴线并不是简单的南北道路相通，而是城市空间按照仪礼制度规划布局的集中体现。在营城制度之下，反映的是诸多中国传统礼制思想，“中和”“尊卑”“阴阳“等关系给这条城市轴线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吕氏春秋》中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可见“择中立宫”的观念一直贯穿礼制社会的发展。《中庸》曾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与“和”实质上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可将两者拆分来进行解读。“中”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对于方位的描述，广义上则代表一种思辨的态度，表达的是一种平衡与稳定；“和”是统一矛盾后达到和谐的境界。在城市的规划中，以中轴线作为全城核心的骨架，是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在城市中的体现。

在传统中，人们需要通过对环境中阴阳五行的平衡来达到安定的效果，因此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中，阴阳五行的理论也得到了应用。东方青龙属木，象征生机与活力，西方白虎属金，代表杀伐之神，象征着威武和军队，有“左文右武”之说。北京内城以正阳门为中，左为崇文门，右为宣武门；宫城内左为文华殿，右为武英殿，均是“文武”“阴阳”象征的体现。紫禁城内乾清宫象天、坤宁宫象地，取“象天法地”之意。

中轴线上大部分建筑的前身都可以追溯到明代，清代在继承明北京城的基础上虽略有改建，但整体依然承袭历史。近代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中轴线上的建筑几乎都丧失了原本的功能，坛庙辟为公园不再是祭祀仪礼场所，紫禁城被开放成为博物馆，钟鼓楼也不再进行报时工作……旧的功能被新功能取代，却在不断适应着新的时代与社会。除了文化遗存、元大都的水系规划也一直被明清沿用，并且保存至今，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一环。

一根中轴线记录了三朝的历史，留下了三朝的遗迹。若干个历史拐点在这条中轴之上发生，自元代开始，各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也都集中于此。中轴线的空间距离也由元大都时的不足4千米，到今天的7.8千米。在新的城市规划中，中轴线北延至燕山山脉、南延至北京大兴机场，从古城中心向新城两端生长，象征着从过去向未来的更迭与延续。

梁思成先生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这样描述北京中轴线：“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的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毫无疑问，北京中轴线已经逐渐成为北京的新标志。王世仁先生在2000年提出保护中轴线和复建永定门。为了完善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2004年永定门复建工程开始，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7年北京市政府全面开启了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北京中轴线建设历程最长、规划理念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空间延伸与现代城市相融共生，具有匠心独运的空间艺术特色，这是西方城市中轴线所不可比拟的。

（摘编自马全宝、李宇嘉《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变迁与空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