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琴派

    在宋代艺术领域内，有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古琴流派——“江西琴派”。

    江西琴艺历史悠久。在江西贵溪仙水岩悬棺墓葬中，人们就发现了两件战国时期的十三弦古琴。东晋时期，江西籍诗人陶渊明弹无弦琴的故事，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典故。到了宋代，江西弹琴者众多，形成了与京师、两浙三足鼎立的江西琴派。宋代政和年间成玉涧在其《琴论》中说：“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可见，在北宋政和以前，就已经形成的了具有不同演奏风格的江西、京师、两浙三个古琴流派。江西琴人在整理琴曲谱、创作新琴曲的过程中逐浙形成了“江西谱”。南宋时，江西谱盛极一时，与当时京师派的“阁谱”相抗衡。阁谱是宋代宫廷御用琴谱，风格过于刚劲而呈现程式化的拘谨，而江西谱是与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的，风格偏于纤丽，所以成玉涧说“失于轻浮”。当然，说江西谱“失于轻浮”，也未免有些偏颇。京师派的阁谱刚劲风格，是因为其植根于北土苍茫广阔的自然风光中而形成的。而江西谱是将江南的明媚山水输入了古琴心魄，这才造就了它优美华丽的艺术风格。

    据相关记载，江西琴派演奏技法特别丰富，在南宋时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主导潮流的流派。这一流派在南宋灭亡后也随之衰败。当然，衰败并不等于灭亡。上述三大流派中，明清两代尤以两浙派为盛。其实，两浙派在宋代是继京师派和江西派之后兴起的新的古琴流派，两浙派的主要艺人如南宋末年的徐天民等都是在初学江西谱的基础上改学两浙派的。他们创作了大量新的琴谱，奠定了两浙派兴起的基础。江西琴派与两浙琴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江西派以琴歌为主，琴歌与古琴演奏相互配合，因此，强调琴乐与唱词一字一音的配合；两浙派以纯乐器演奏为主，认为一字当一音为俗调，特别注重古琴的独奏旋律，并借鉴了京师派与江西派的优点，又将儒家的思维方式引入古琴，使琴声承载了儒学的文心，形成了“质而不野，文而不史”的特点。雅化了的两浙琴派，并逐渐代替了相对俚俗的江西琴派。这个代替，也意识着琴乐与歌乐的分离。

    宋代江西能琴文人极多，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其中，欧阳修不仅是宋代江西文人琴之名家，也是宋代文人琴家中最杰出的代表。奠定欧阳修在中国琴史上的地位的，不仅是他的善于弹琴，更主要的是他对琴艺理论的阐述。与欧阳修的文论思想的主脉“文以载道”相应，他的琴论思想的主脉是“琴以载道”。欧阳修自小喜琴声，因为高雅的琴声是与古人进行畅达的精神交流的桥梁，能传递千古时空下圣人先哲的言和情。欧阳修称琴为“有道之器”，这正是对“琴以载道”的琴乐思想的最好诠释。

    然而，江西琴派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群体，固然与欧阳修个人文化地位的崇高和爱琴、擅琴、论琴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他创作了名享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欧阳修创作的《醉翁亭记》，很快就流传开来。当时有一位太常博士名叫沈遵，非常喜欢这篇散文，于是根据《醉翁亭记》的寓意，创作了《醉翁吟》琴曲，并弹给欧阳修听。欧阳修听了很高兴，为沈遵的《醉翁吟》填写了歌词。《醉翁吟》琴曲成为江西琴派江西谱的代表作。

（选自《文史知识》 有删改）

    社会传播过程中至少要求两个人。他们结成信息分享关系，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结成传播关系的目的是寻求信息、劝说、传授、娱乐或其他。目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不同。比如，追求娱乐的人愿意“悬置怀疑”；预料对方会劝说的人将加强防范。然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参与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编制信息代码，将他编制的符号发送给对方。我们将这样的传播行为称为A类传播行为。白纸黑字的符号可以长期保存，手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则稍纵即逝。无论时间长短，在传播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都独立存在，脱离了参与传播的双方。

    接受讯息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发出的符号。如果接受，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地图对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我们将这些行动称为B类传播行为。第二个参与者也可能要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多半是非正式的、无意的，可能是面部表情，也可能是其他信号，表示有没有兴趣、是否相信、是否理解等的信号；第一个参与者对第二个参与者的信号进行解码，将其当做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第二个参与者还可能进行正式的编码，发出这些符号，转而进行A类传播行为；反过来，第二个参与者的A类传播行为又可能引起第一个参与者的B类传播行为，如此等等，循环往复。

    换言之，任何讯息都不能直接引起一望而知的外显行为。如上所述，讯息不像电流，电能沿电线流动，抵达灯泡，灯泡随即发亮。诚然，有些反应嵌入本能，近乎自动；例如，一听见汽车喇叭声，一听见“失火了”的呼喊，我们就很快做出反应。然而即使这些快速反应也要经过一些中间步骤。首先我们要听到那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解释：“他是在对我鸣喇叭吗？”“哪里着火了？”外在符号影响行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改变形势在他心中的印象。外来符号到达时，如果接受这决定利用其中的讯息，他首先要加工这一讯息，加工的根据是他储存的形象；一般地说，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几种：证实既存的构想，稍许修正原有的界定，或澄清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改变信仰一样，彻底改变原有观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改变信仰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同样，感觉突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自己的房子着火时，脑海里对情况的感觉就会突变，迅速的反应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堂吉诃德》问世两年后就被译成了英文，汉语版的出现却已是3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下卷致雷莫斯伯爵的献辞中写道：“……前者，伪《堂吉诃德》流传甚广，令人苦不堪言。各方朋友催促在下速将真品呈送阁下，以正视听。然最为情切者乃为中国之大皇帝。一个月前，他遣特使送来中文书信一封，要求在下将《堂吉诃德》一册送至中国，皆因其欲建一所卡斯蒂利亚语书院，拟以堂吉诃德之故事为教材，聘在下为院长。”

    当然，这纯属杜撰，但足见这位文学大师对中国有所了解，并兴致勃勃地将它写进了自己的献辞中。时至今日，塞万提斯的“呓语”已经成真：不仅《堂吉诃德》早已被译介到中国，塞万提斯学院也于2006年在北京创立，后又到了上海，除教授西班牙语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格拉纳达、巴伦西亚、莱昂和拉斯帕尔马斯等6座城市创办了孔子学院。

    1922年，《堂吉诃德》首部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题为《魔侠传》，由林纾与陈家麟合作翻译。由于林纾不懂外语，陈家麟也只通英文，总体而言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版本，但基本译出了原著上部的故事情节，文字简明、洗练，往往用几个字就能传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重要的是，这部伟大小说最早被呈现在了中国读者面前。

    《魔侠传》的出版掀起了一个翻译《堂吉诃德》的小高潮，先后出版过数种中译本，但都是转译，而且几乎都有删节。直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推出了杨绛先生译自西班牙语的全译本，这也是目前国内印数最多、流传最广的版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又有董燕生、屠孟超、孙家孟等专业西班牙语翻译家的全译本陆续出版。

    在我国，最先对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做出积极评价的是周氏兄弟。周作人在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讲稿中写道：“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最初，鲁迅并未像周作人那样赞美《堂吉诃德》，但他们对待《堂吉诃德》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那场“革命文学”内部论战中，鲁迅受到围攻，被称作“老骑士”“堂鲁迅”，但他却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请郁达夫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并自己动手翻译了卢察那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第一场，又请瞿秋白译完全剧。他没有为自己辩驳，而是通过译介两个阐释“堂吉诃德精神”的著名文本，将 “堂吉诃德”的意义概括为“崇高的忘我精神和神圣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而既为“堂吉诃德”正名，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堂吉诃德又被赋予了“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特质，呼唤人们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奋勇杀敌。在文学界，诸如张天翼的《洋泾浜先生》，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堂吉诃德》的启发和影响。

    400年了，塞万提斯并未离开人世，他笔下的堂吉诃德依然鲜活，他的精神也依然具有普遍意义。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依然需要捍卫自由、争取平等、同情弱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堂吉诃德精神”。

    如果非要分类不要的话，我们应该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归类为小说，而非科学；如果不分类，让历史停格在这两类书之中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承认，历史比较接近小说。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捏造事实，就像诗人或小说家那样。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些艺术家都是在编造事实，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创造一个世界。这个新世界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非截然不同—事实上，最好不是—而一个诗人也是人，透过人的感官进行自己的学习。他看事情跟我们没什么两样，虽然角度可能比较美好或有点不同；他的角色所用的语言也跟我们相同。

    当然，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是不会编造过去的。他认为自己对某些观念、事实或精准的陈述责无旁贷。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历史学家一定要编纂一些事情。他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会做出这些事。她可能有一套理论或哲学，像是上帝掌管人间的事物一样，编纂出适合他理论的历史。或者，他会放弃任何置身事外或置身其上的模式，强调他只是在如实报导所发生的事件。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

    不想采取这个或那个立场，就得假设人们不会故意为某个目的而做一件事，或者就算有目的，也难以察觉—换句话说，历史根本就没有模式可循。

    托尔斯泰对历史就有这样的理论，虽然，他只是个小说家；而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托尔斯泰认为，造成人类行为的原因太多，太复杂，而且动机又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

    因为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同，因为历史学家的理论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一个事件或时期的历史，就很有必要多看一些相关的论著。或许，对每个美国人来说，知道一些有关内战的历史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那场伟大又悲惨的冲突的余波中，我们生活在这件事所形成的世界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经由一个人的观点，单方面的诊断，或是某个现代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观察的话，是没法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打开一本新的美国内战史，看到作者写着：“公正客观的美国内战史—由南方的观点谈起”，那这位作者看起来是很认真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每一种历史的写作都必定是从某个观点出发的。为了追求真相，我们必须从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才行。

（摘编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根植于土司制度之中的。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达到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

    土司有专门的机构，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区域性的自治，但要归地方行政长官统一管理，并纳入国家的官制体系之内。土司制度推行之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未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中，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化外”之区。土司制度带来了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促进了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往来。其特殊的管理模式及相关的依赖交流机制、世袭制、等级制构成了土司制度与文化的鲜明特征。土司制度推行了六百多年，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首领的双方认同。一方面地方首领表示“归顺”“向化”，希望保住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在不易派官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寻求代理人。因此，当土酋“归顺”，朝廷即授以土司之职，通过颁发敕书及官印，使其成为可以世袭的朝廷命官，并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而中央政府也经常征调土司兵作战，或抗击外寇，保卫疆土；或镇压内乱，稳定地方。明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明廷就调集了大量士兵。因此，土司制度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体现了元明清中央政府“齐教修政”、“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同时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管理方式，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也为日后的郡县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与其他国家中由少数民族统治的行政中心更多体现其强势的当地民族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土司制度创建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即在行省之内实行双轨制，既有流官管理的府州县，又有土司自治的地区。这种管理模式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是体制的稳定性。土司制度推行长达六百多年，虽经三个朝代的更迭，这一政策仍得到有效的实施，其基本点在于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其二是政治运作的协同性。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该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和济与协调的。它的运作，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是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继续保留、发展，形成了促进该地区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和谐共处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处与包容，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清代在四川等地新设土司，不强求那里的少数民族剃发易服。从制度层面上说，土司制度也许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可以肯定，它是适合当时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摘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4期，有删改）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