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叶帆

    何谓“道统”与“治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简单来说，“道统”主要指尧、舜、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传统。“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传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历代帝王庙里的一个个天子，皇皇二十四史，都体现出这种“治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属于“天下所极重”的思想。儒家思想自有其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对“道统”比较陌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统”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顺治皇帝曰“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皇帝更是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依据“道统”不断更迭，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传承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统”。封建王朝的更迭是“新治统”，每个封建王朝以前朝覆亡为鉴，不断改进治理之术也是一种“新治统”。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决定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面，也使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极为顽固。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可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道统”与“治统”的深厚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了近百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终结了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有改动）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在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来历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士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未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所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然而，这一符号又随时变成一副面具，遮掩了行为主体的“本我”，进而导致了人的多重人格。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存在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理性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理性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

    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材料一：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

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摘自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材料二：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曾是京津冀地区三大风沙源之一。30年前，库布其风沙肆虐，缺水，无电，无路，缺乏基础设施。农牧民在沙漠里靠着一点沙生植物，艰辛游牧，生活极端贫困。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出台林权制度的改革政策，颁布了《防沙治沙法》。内蒙古坚持以社会化的方式推进沙漠治理，加强政策引导，实施奖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调动企业、群众等各方面力量参与荒漠化治理，实现了防沙治沙主体由国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转变。

三峡能源集团通过开发本土化耐寒、耐旱、耐盐碱种质资源，挖掘沙漠植物经济价值，适度开发甘草、苁蓉、有机果蔬等种植加工业。同时，按照“宜草则草、草畜平衡、静态舍养、动态轮牧”的原则，在生态修复区适度发展牛、羊、地鷫等本土化畜禽养殖。充分利用沙漠每年3180小时日照的资源，大力发展沙漠光伏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间养羊、板下种草”的方式，利用光伏板生产绿色能源，通过光伏板间草林种植防风治沙，通过光伏板下养殖羊及家禽形成的天然生物肥反哺种植，实现了良性互动。

治沙技术方面，创造了一系列世界领先的治沙技术，摸索出了系统化治沙的理念，建立了一系列世界先进的示范中心。

沙区农牧民成为库布其治沙事业最广泛的参与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一是通过出租土地，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地主”的转变。二是通过积极参与治沙产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三是通过参与沙漠旅游服务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小企业主的转变。十多万沙区农牧民实现脱贫。

如今，库布其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不仅生态资源逐步增长，区域生态明显改善，沙区经济不断发展，而且成功创建了被联合国官方认可、写入联合国决议的沙漠治理库布其模式。

(摘编自新华社《解析世界防治荒漠化的“中国方案”——库布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