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虽然年龄渐增，可刘炜传球和掌控节奏的功夫却________，而新疆现在有的是能把球投入篮球筐的人，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位组织核心。

②逾70岁的老艺术家刘文治，发挥老艺人优良的作风；把所有的台词背得________，把台词的每个细节都说得很到位。

③达州在成功举办三届全国新农村文艺展演活动的基础上，承办第四届全国新农村文艺展演和四川省首届农民艺术节暨民间艺术节时愈发________。

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向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替家属……签字和拔掉管子吧。”他的喉头哽咽起来，泪水奔涌而出。

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 “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学%科%网．．．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一条河流和我的命

韩浩月

    窗外有一条河流。河床干涸，枯草招摇，寒风卷起不明物体在河岸边盘旋。这样算是真正地与河相伴吗?我不知道。

    记忆里有条河流，和眼前的河流完全不一样。 它叫白马河，是我家的一条河。

每个人的出生地，或远或近，都有这样一条母亲河。喝它的水，用它浇灌土地，在河里洗衣服。 白马河的确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在堤岸两边生活的人们。在我的印象里，它从未干涸过。有时候，水势还大得吓人，但也从未决堤过。(1)这是一匹温顺的白马，它只顾奔跑，随意地留下恩泽。

    第一次对白马河有特别的印象，是童年时一次去河里洗澡。空气燥热，河水温润，我浮躺在缓缓流动的河水里。远处的村落静谧无声，夜空的颜色是一种神奇的湛蓝，月光与星光倾洒在河面之上。 从某一个瞬间开始，我的毛孔仿佛被无声地打开， 整个人的重量开始变轻。觉得自己变成了河面上的一片树叶、一条小鱼、一只不慎落水又挣扎着跃出水面的小鸟。

    那算是河水对我的一次启蒙，那晚的河流分明在启示我一些什么，它瞬间打开了一个孩子头脑里的魔盒。看不清楚那个魔盒里装着什么，但是能发现那里的世界很绮丽，它催促着一个孩子结束对庸常的贪恋，顺着被某种感觉启动的方向走出，走出河流，走向遥远。

    关于白马河，也不尽然都是美好。传说这条河每年都要淹死一个人。孩子们是没有见过人在河里被淹死的场景的，非但不知道害怕，反而有莫名所以的“愤怒”，我也是这样的孩子之一。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那年暑假，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到白马河最宽阔的桥面上——据说桥下面是淹死人最多的地方。从桥面到河面的距离大约有十几米，我们在某种“愤怒”的情绪驱使下， 一次次地从桥面上纵身而下。直玩到头昏脑涨，手脚上的皮肤都被泡白了，数了数一起跳的朋友还在，一个也没死，就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但好运气是会用完的。我一直觉得是那次的跳河游戏挑蚌了“河神”才导致后来差一点儿死在白马河里。

    我被河水吞没了，全身像瘫痪了一样，只要一开口，河水就会不留情地顺着喉咙往下灌。我拼命地用自己掌握的那点儿游泳技巧往水面上浮，耳朵能听到自己发出的类似于咕噜咕噜的声音。河边有人在大笑，那是他们觉得我在“装死”——经常有孩子这么干，把大人骗过来。就在我失去意识的时候，一个大人游到我身边，把我拖上了河岸。

    我像条鱼一样在岸边干热的沙土上吐着水，吐了许久才把水吐干。大人们说说笑笑地散去了，能走路的时候我拍拍屁股也回家了。这在乡村不算什么大事，一条河试图吞掉一个孩子，最后没能得逞，这个孩子命大……如此新闻，顶多热闹半天就随风而逝了。

    这是我对白马河的回忆，它曾让我第一次体验到生命中那近似瑰丽的一幕，也曾用神秘的力量想要夺走我的生命。它既疼爱你又恨你，既滋养你又扼杀你。(2)它只对留下来的人有这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情感，对于离去的人，却近乎无情的冷漠。我常常想起故乡，想起村庄，却极少想到过那条河流。

    常常就是这样，人们会记得一些轻浅无聊的事，却会忘却那些曾在生命里刻下幸福印痕或者隐约伤痛的事物。

(有删改)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文学观念。若说研究个体文学理论是求异，研究集体认同则是求同。集体认同不是代表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特质。“认同”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命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形式是与理论形态相对而言的，两者虽无法截然分开，但又有明显差异。如果说理论是理性的，那么认同则是感性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

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这样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错。举例而言，“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都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在长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而相对立的表达则被渐渐遗忘或遮蔽。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后人往往以“不平”为处于逆境或不公平待遇，其实不平所指甚广。钱钟书说过：“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不平则鸣”是指处于不平常、不平静之境，总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但历来对于“不平则鸣”往往是一种有所偏重的接受，即倾向把“不平”理解为不公平或逆境。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都认为好作品是反映悲苦生活的，而写作者则应经过困苦和磨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寄托。

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而建构的诗人的“宿命”，其本质正是古人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积极期待。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也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与“文人”既有关联又有差别。“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诸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就是这类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文人自身也对“文人”持否定态度，南朝范晔“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但古代也有很多为“文人”辩护的情况。如刘勰就对“文人无行”之说予以反驳。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既列“文人相轻”之目，又列“文人相推”之典。但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倾向邦公到中国古人的替语认间，甚至成为至今流行的成语俗话。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的焦虑，誉威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一个参照系，一个隐在的标准和理想。古代文人是从早期士人发展、分化而来的，“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传统“士人”就是“文人”的参照系，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作出自我期许。但古人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批评并非仅是世俗的蔑视，其实还包含对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古人对于文人的批判其实是出于理想而对文人表达一种期待和文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将殊的“反向认同”。

集体认同是对诸多事实的选择与取舍，集体认同所表达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统计学上的真实，而是一种对于“诗人”与“文人”的期待，表达的是一种文学信仰与理想。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当清晨我苏醒的时候，我的脚异常疼痛，全身都僵硬了。我知道，我若想到达目的地，今天就不能再走那么多路了。因此我那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卖掉我的外套。我把外套脱了下来，试着学习没有外套应该怎么生活。我用胳膊夹起外套，开始挨个儿地去收衣服的店看。

那个地方可是一个最理想的买卖旧衣的地方，那儿的旧衣店多极了，而且店老板都站在门口等待着顾客。但他们的店门口大多挂着一两件威风的带着肩章的军衣，因而我被他们的排场给吓住了。我来回走了好几趟，也没敢把我的外套拿出来。

由于胆怯，我只能更加注意那种不起眼的店铺。终于，在一条肮脏小街的拐角，我看中了一家店。店旁的围墙边长着有刺的荨麻，店里到处挂着旧水手服。此外还有几张床、生锈的枪，还有一些用油布做的帽子和几个装满了生锈钥匙的盘子，那些钥匙什么样的都有，足以打开这世间所有的门。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这间又低又小的屋子，屋子里有一扇窗，但上面却挂着衣服，反倒让店里的光线显得更阴暗。我的心从进来时就一直打着鼓。突然，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头从一个很脏的小屋中冲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他长得实在是太可怕了，他的下半截脸上长满了斑白的胡子，身上的法兰绒背心脏得要命，而且带着一身的酒气。在他刚出来的那个像窝一样的屋里，放着一张被缝满了补丁的床单盖着的床，屋里也有一扇小窗子，窗外是荨麻和一头病了腿的驴。

“喂，你进来干什么？”那老头龇着一嘴的牙问我，那难听的鼻音让人毛骨悚然：“喂，你进来干什么？喂，噜噜，噜噜！”

他一连串的话，把我吓呆了，尤其是他从嗓子眼里冒出的最后那几个让人听不懂的词，我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可是老头却依然揪着我的头发说：“喂，你进来干什么？喂，噜噜！”他好容易才说出最后这个“噜噜”，他的眼睛差点也给憋出来。

“我想问您一下，”我一边发抖一边说，“您要不要买外套？”

“喂，让我看看吧！”老头叫道，“喂，我的心烧起来了，把外套给我看看！”

说着说着，他放开了鸟爪一般抖动着的、抓着我头发的手，然后戴上了眼镜，我觉得那眼镜也并不能让他的眼睛明亮多少。

“喂，你准备卖多少钱？”看完后他叫道，“喂，噜噜，你准备卖多少钱！”

“半克朗。”我定了定神说。

“喂，我的心肝，”老头叫道，“喂，我的手和脚，不可以！十八便士。噜噜！”

每当他说这两个字时，他的眼睛都有掉出来的可能。他说话总用一种腔调，就像一阵风，先从底下刮上来，然后再从上而刮下去，我觉得这么比喻是最恰当的。

“行，”我说道，我为能把衣服顺利卖出去而高兴，“那就十八便士吧！”

“喂，”老头一边把外套扔到架子上，一边叫，“你给我出去！喂，噜噜，别想要钱，换东西吧。”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害怕过，可是我还是苦苦哀求他，说我只需要钱，不需要东西。我可以出去，像他要求的那样，在外边等。我出了房子，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坐了下来。我在那里坐了不知有多久，那个角落从阴凉变得有阳光，再从有阳光又变得阴凉，而我就那么呆坐着，等着他出来给我钱。

我现在想，希望再不要与什么酒鬼做生意了。从孩子们写他的话中我才知道：他正是以酒鬼之名名闻当地的。那些孩子一会儿一会儿地来找他，大声地骂他。这让他非常气愤，于是时不时地冲出来追那些孩子，而孩子们一见他出来拔腿就跑。他有时气极了，就把我也当作那群孩子中的一个，嘴里嘟囔着说要把我撕成八块。可忽然又想起我是谁，便又重新返回屋里。那些孩子看见我衣衫不整，而且又那么耐心和老实地待在店外面，以为我是这间店里的人，总是朝我扔石头，或用别的方法折磨我。

那个老头用各种方法想让我跟他换东西。他要么拿出根鱼竿，要么拿出一把提琴，要么就是一顶尖尖的帽子，要么就拿出一根笛子。但我只是那么坐着，对他的要求一概不接受。而且每次都泪流满面地要求他要么给我钱，要么还我衣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从门口露出那张可怕的脸喊道：“喂，再给你两便士，行了吧？”

“不行，”我说，“那样我就要被活活饿死了。”

“喂，我的心肝，那给你三便士，你该走了吧？”

“我真是在等着钱用，要不然你不给都行，”我说，“可我真的需要钱呀！”

“喂，噜——噜！”我真不知该怎么形容他这时的样子，他那奸诈的脑袋从门后探了出来盯着我：“四便士，总可以了吧？”

我那时是那么的疲惫与困乏，听他说给四便士，便答应了。我用我那发抖的手从他爪子一样的手里接过了钱。太阳已落山了，我是那么的饿和渴，于是又花了三便士，才恢复了过来。我趁着精神不错，于是又跛着腿向前走了七英里。

这天晚上，我仍然睡在一堆干草上。我先在小河里泡了泡我的脚，然后用一些凉爽的叶子把它们包好。然后就躺在草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走的路两边都是蛇麻地和苹果园，那正是一个苹果成熟的季节，而在一些蛇麻地中，已经有人在工作了。我被周围的环境深深吸引住了，我决定今晚就睡在这蛇麻地中，我觉得那一排排被绿叶缠着的杆子就像我的一个个伙伴。

（有删改）

【注】本文选自《大卫·科波菲尔》第十三章。本章内容是，大卫·科波菲尔逃离伦敦，历尽种种坎坷，最终到达了姨奶奶贝茨小姐的家，并受到了热情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