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马爷

邵火焰

纸马爷从十二岁开始学扎纸马，这一扎就是六十多年。

纸马爷一生扎得最好的纸马，是他去世前半年扎的一座“都市花园”，看过的人都说，那简直就是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的浓缩版，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所有的设施，纸马爷的“都市花园”里都有，而且活灵活现。

人们只看到了“都市花园”扎功的精湛，并不知道纸马爷为扎这座“都市花园”所付出的艰辛。纸马爷是在去了一趟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后，才产生了要扎一座一模一样的“都市花园”的想法的。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是黄州城最高档次的小区，小区里的别墅群，游乐场，假山凉亭，休闲广场，音乐喷泉……无不让纸马爷心动。纸马爷有自知之明，这一生是不可能住在这仙境般的地方的。纸马爷想，如果死后真有阴间存在，扎一套纸马岂不就梦想成真了。心动的纸马爷于是开始了“都市花园”的“兴建”工作。

那段时间，村里人看到纸马爷隔不了几天就要去趟黄州城。纸马爷是去熟悉小区的方位，建筑结构，颜色布局等情况的，这样扎起来才得心应手。有人就笑他说：“纸马爷，你怎么老往城里跑，是不是城里有个老相好等你去约会啊？”

这话还真触动了纸马爷的心思，唤起了他甜蜜的回忆。纸马爷还真有那么一个老相好，不过那不是在城里，是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纸马爷年轻时，和邻村的兰妹子好上了，他们瞒着大人偷偷地约会，纸马爷和兰妹子经常手牵着手在那片小竹林里相拥而坐，憧憬着未来美好的日子。可是后来纸马爷托媒人去兰妹子家提亲时，没想到兰妹子的父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很明确：他一个扎纸马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兰妹子后来嫁给了一个煤矿工人，几年以后兰妹子的丈夫在一次矿难中遇难，兰妹子没再嫁人，一个人把儿子拉扯成人了。纸马爷也没有再找人成家，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纸马爷经常暗中接济兰妹子。纸马爷扎“都市花园”时脑海里就不时会浮现出兰妹子的身影。

纸马爷的“都市花园”历时五个月才竣工的。竣工那天，纸马爷偷偷去看了一趟兰妹子，回来后一个人在家自斟自饮，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纸马爷喃喃地叫着兰妹子……

随着上门欣赏“都市花园”的人的增多，“都市花园”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黄州城以及周围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纸马爷的这件精美绝伦的作品。于是就有看上了这件作品的人找上门来。

最先上门的是乡长，乡长的父亲去世了。乡长的父亲去世前到纸马爷家看过“都市花园”，去世前留下的遗言是，要儿子无论如何烧一座这样的“都市花园”给他，不然死不瞑目。乡长派人来好说歹说，纸马爷就是不答应，后来乡长亲自带着村长上门，纸马爷的回答同样斩钉截铁：不卖。乡长问，你平时一件纸马卖多少钱？纸马爷说，五十到一百不等。乡长咬咬牙说，“都市花园”我给你一万，你卖不卖？纸马爷的回答还是两个字：不卖。

“都市花园”连乡长都没买去，这更增添了“都市花园”的身价。几天以后，村里开来了一辆宝马轿车，据说是一个建筑老板来了，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来买纸马爷的“都市花园”，老板看了一眼“都市花园”后，拿出一包钱扔在桌上说，这是10万，购买你的“都市花园”。围观的村民们吃惊地瞪圆了眼睛，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满以为纸马爷会兴奋地点头，可是纸马爷说，甭说10万，就是100万我也不卖。

村里人都在摇头，说，这纸马爷老糊涂了，10万啊10万，在村里完全可以盖一座二层小洋搂……

有人就问纸马爷，别人出这么高的价你不卖，你是不是想留给自己住啊？

纸马爷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村里人背后都说他是一个老不开窍的傻瓜。

纸马爷也不计较别人怎么嚼他，每天依旧扎他的纸马，除了“都市花园”不卖外，他的其他的纸马销路很好。

人们都在拭目以待，想看看他的“都市花园”最终的结果。

这天，有个小伙子上门来了，说他奶奶去世了，要买一套纸马，小伙子看上了一套冰箱彩电轿车齐全的纸马，可是纸马爷不卖，纸马爷作出的决定令小伙子目瞪口呆：你把这座“都市花园”拿去吧。小伙子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说，可我出不起那么高的价啊。纸马爷说，我一分钱也不要……

这下轰动了村里，人们怎么也解不透这其中的缘故。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送出“都市花园”的第二天，纸马爷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纸马爷竟然是无疾而终，死时面带微笑。

纸马爷死前心里亮堂着呢：那小伙子的奶奶就是兰妹子，纸马爷在“都市花园”里的一座别墅里卧室的床上扎了两个小人，那就是他和他的兰妹子。

说真话之四（节选）

巴金

    关于说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戏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可比满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它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当时对我爱人萧珊讲过几次），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惟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造反派”用起刑来的确有所谓“造反精神”。不过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那十年中间并没有人对我用过体刑，我不曾挨过一记耳光，或者让人踢过一脚，只是别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听县官审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岁小孩，而且每天给逼着讲假话，不断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还能从容思索，“忆苦思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我一边生活一边思考，逐渐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渐认清了“造反派”的真实面目。

    ……

    “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国子监

汪曾祺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8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作为考场。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样的多。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八两。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誊桌上行走”。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作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选自《草木春秋》，原文有删改)

夜哭

吴佳俊

    我在夏夜里听到过各样的哭声。

    那哭声，有时大，有时小；有时缠绵，有时悱恻；有时孤绝，有时冷寂；有时如流星划过天幕，有时如蚊虫嗡鸣耳畔；有时似夜风摇撼大树，有时似月光照临池面；有时像乡村基督徒唱诵的赞美诗，有时像吃斋信佛者念诵的经文……

    这些哭声，曾让我彻夜难眠。我躺在床上，被各种哭声深深地包裹着，酷似黑夜包裹着村子。苦痛和忧伤如同明灭闪烁的繁星，布满了我大脑的天空。我睁开眼，望着漆黑的屋瓦，耳边不自然地响起艾青在他的《诗人论》里发出的诘问：“如果你听见深夜里还有哭声……你的嘴还能缄默吗？”然而，我的确只能缄默，在这个沉闷的夏季的夜晚。我不缄默，又能如何呢？

    在回乡居住的这些日子里，我还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地被众多的密集的哭声所恼过，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不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这是一个有着哭声的惶然的“子夜”。我一定要出那些哭声的来处，我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深夜里哭泣，以便使我的内心获得安妥和宁静。我的锐敏的听觉的雷达，顺着那声音的频率，在黑夜里四处探查，像一束微弱而幽冷的光，穿梭于夜的深渊里。遗憾的是，我探查了整整一个夏季，还是未能彻底搞清楚那些哭声的来源。只有极少数的几种哭声，我是确凿地知道它们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为此，我愿意将它们简略记述在这里。我希望我的文字不再缄默，尤其在听见深夜里的哭声的时候。

    树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树的叶片都是纷乱的，有的甚至变得焦黄。我居住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树——有感情的树，会欢笑也会流泪的树。我经常在散步的时候看到过它们那或悲伤或祥和的样子。印象最深的，是我家菜园旁土坎上的那棵洋槐树。每年春天，树上都会缀满繁密的白花。那是蜜蜂最欢欣的季节，却是洋槐树最忧愁的季节，现在，洋槐树早已枯萎了，再也开不出洁白的花朵，然而蜜蜂仍会年年飞来围着枯树转，有时，蜜蜂还会带来鸟雀、蝴蝶、蜻蜓随着它们一起转。转着转着，蜜蜂就开始哭了。蜜蜂一哭，鸟雀也哭，蝴蝶也哭，蜻蜓也哭。最后，枯死的洋槐树也哭了。我至今不明白，既然树都死去了，那它又怎么还会哭泣呢？而且哭声还那么响亮，那么具有穿透力。难道是洋槐树死了，只剩下它的哭声还活着么？

    土地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土地只长荒草不长庄稼。我的村庄周遭全是这类长满了荒草的土地，我每天从原先的土坎走过，荒草都会抓我的膝盖，它们试围覆盖我，我挣扎着，抵抗着，为土地，也为我自己。或许是土地可怜我，才在我脚底下嘤嘤地哭。我熟悉它们的哭声，它们的哭声里包裹着太多的盐和太多的碱。

    夏天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夏天总是海热、干燥的，它们会把嗓子哭得沙哑，把喉咙哭得冒烟把田地哭得坼裂，把虫子哭得自杀；它们还会把凉风哭成汗液，把山路哭成血管，把粮食哭成饥饿……我不知道其他的季节是否也会哭，比如春天会哭吗？冬天会哭吗？秋天会哭吗？反正夏天是会哭的，难怪我会在夏季里听到那么多的哭声呢。也许，夏天是在代替秋天哭、冬天哭和春天哭吧。待夏天把眼泪都流尽了，也就不会再有哭声了，那该是多么爽朗而宁谧的季节哟。

    我肯定也哭过。不然我绝不会听到这些夜里的哭声的。只有哭过的人，才会对各样的哭声那般敏感。那么，我又是为何而哭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泪水从没有告诉过我，它也从来不受我的控制。每次都是这样，只要我的双脚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然后，刮过故乡的野风就会将我的哭声带走，带出我的视线和意识，春念和哀愁。如今，在这个充斥各样哭声的夏夜，我才真正明白了自己哭泣的缘由——我哭我的树和土地，也哭我的夏天，更哭艾青那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诗句。

（摘自《流火或寒冰》，《2018中国最佳散文》）

又是一年春天

侯发山

    那年我高三，有一天，妈告诉我，妗子^①捎来信儿，让我周六去给她帮忙，刨树。

    终于盼到周末，又要干活啊。我把书包甩到沙发上，很不痛快。还是到舅家去，我心里就更不愿意了。舅家在小关南边的大山里，虎脑村，路也不好走，还要走好远。有时走上半天也瞅不见个人影，瘳得慌。

    看到我一脸不高兴，妈说：“你舅，还有你表哥都不在家，难为你妗子了。她有了难，轻易不来信，这次张了口，你就去吧。”

    “妈，高三课程紧张，还有作业呢。”我推辞道。

    “你舅，还有你妗子，平时白疼你了。不说别的，哪年少吃人家的核桃了？”妈恼了。

    舅家的门前有条蜿蜒小路，路边长着一棵又高又大的核桃树。核桃每年都结得嘟噜连串，从不空枝。上小学时，一到星期天，就缠着爸妈到舅家去，害怕核桃长熟了，被表哥他们摘吃完。稍微懂事了，知道核桃树是舅家的摇钱树，表哥表姐也很少吃，核桃都卖了，卖核桃的收入要维持全家人平时的一应开销。再到核桃成熟的季节，即便有其他事，我也就不好意思去了。不过，每到过年的时候，舅和妗子到镇上来卖核桃，总要留一些送到我家。

    想到这里，我对妈说：“好吧，我明个去……”

    当时是春天，那个核桃树已经开花了。一串串、绿绿的核桃花挂在枝头，像女孩的小辫子，在微风中轻盈地舞蹈，煞是好看。

    妗子看到我来了，很高兴，忙抓把柴禾去给我煮荷包蛋。

    我吃了荷包蛋，背上馒头跟着妗子去刨树。等来到那棵大核桃树下，我愣住了：怎么刨这棵啊？听妈说，这棵核桃树一年结好几百斤核桃，有上千元的收入。树又没干枯，怎么舍得刨啊？

    妗子也不说话，使劲抡起镬头，发狠地刨着。

    “妗子……”我心里藏着多个问号，想弄清刨这棵树的原因，张开嘴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妗子不说话，也没抬头。

    “妗子，您咋啦？”我又叫了一声。

    妗子扔掉馒头，抱着树干哭泣起来。

    我一下子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安慰妗子。没了这棵核桃树，等于妗子家的银行被盗了，她能不伤心吗？

    “瞧我这没出息样儿……村里要修水泥路，这棵树碍事，不刨掉不中。”妗子朝我凄然一笑，细碎的泪珠如朝露般挂在她长长的睫毛上。

    原来是这样。我顺嘴说道：“赔偿多少钱？少了可不中！”

    “哪能这样说话？修路是为了咱自己方便，比起人家，咱，唉！”妗子说罢，摇了摇头。

    我看着妗子，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妗子说：“李支书为了咱村，丢了在郑州每年上百万的生意。为了修路，人家带头捐款。

    还有在外办厂的苏家，头一次捐了8万，第二次捐了2万……”说罢，妗子又抡起钁头刨起来。

    眨眼间，几年光景过去了。

    今年春上，得知我从大学回来了，妗子打来电话，让我到南岭新村给她帮几天忙。

    南岭新村？妗子家搬家了？挂断电话，我急忙问妈。

    没搬家。妈说，小关镇的荻坡、杨树洼、虎脑三个村合成一个村，就是南岭新村。如今那里大变样了，城里人都争抢着去旅游呢。

    听妈这么一说，我来了兴致，问给妗子帮啥忙。

    会是啥忙？妈说。眼前富，拾粪土；长远富，栽树木。

    我骑上摩托直奔南岭新村。路是水泥路，宽阔，平整，像飘带似的，时而挂上山脊，时而落入谷底，时而钻进树林，时而缠在山腰。不时有各种小轿车、摩托车从我身边经过。

    我循着水泥路把车骑到了一栋两层小楼前，楼房像是刚竣工的。没错，就是舅家，因为楼房旁边还保留着原来的石窑。

    几年不见，妗子不但不显老，好像年轻了不少，脸色红润，一扫过去的沉重。

    跟着妗子来到地里，地里已栽了不少树。相邻的地里，不少村民也在栽树。我问：“妗子，都是栽的啥树啊？”

    妗子说：“核桃树。老辈人讲，高山松树核桃沟，溪河两岸栽杨柳。”

    “妗子你说得老关哩。这些树苗要不少钱吧？”

    “政府补贴一部分，咱自己掏一点。”

    我说：“妗子，都种树，不种庄稼了？”

    妗子说：“山上的地，不能机械化，种地不划算。一亩地种40棵，五六年后就能挂果，一棵树按1000块来说，一亩地就是40000块。若是种粮食，也就是千把块钱的收入。”

    听妗子这么一说，我感到种核桃是比种地强，但依靠这点收入想脱贫奔小康，那是戴草帽亲嘴，差远喽。我不便打扰妗子的兴致，把话题引开了：“舅呢，在外打工赚了不少钱吧，小楼都盖起来了。”

    妗子撇了一下嘴．说：“打工也不中，这不都回来了，打算整农家乐呢。今儿你舅和你表哥去镇里买装修材料了……一个农家乐镇里补助两万块呢。”

    “不算咱家，村里已经开了十家，生意好的，一年能挣二十多万。”妗子说这话的时候，眉毛、眼睛里都透露出掩饰不住的喜色。

    妗子忍不住告诉我：“你表哥找了个对象！明年春上结婚，你可来啊。”

    “真的？”表哥已经三十好几了，之前谈了几个，都黄了，就是因为住在山窝里，家里还穷。

    “一定来！一定来！”我忙不迭地答应，心里也跟吃了表哥的喜糖似的，甜丝丝的。

（有删改）

【注释】①妗子：民间用以称呼舅母。

修鞋匠

侯德云

    元旦前几天，我走在路上，感觉好像地面不平。原来是鞋出了问题：后跟磨偏，挺严重。于是我不由得想起修鞋匠老刘。

    老刘长年累月在路边的老柳树底下忙碌。他的修鞋摊，夏天有凉棚，一张很大的太阳伞；冬天有暖棚，暖棚像帐篷一样，里边生着火炉，烟囱冒着烟。后来暖棚升级换代，变成一辆报废的微型面包车，锈迹斑斑，但还算完好，一个窟窿眼儿都没有。

    我一年总有三回五回，找老刘修修鞋，有时也找他擦擦鞋。老刘是那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能修鞋，能擦鞋，还会修伞……老刘脾气不太好。修鞋时，手上忙一分子，嘴上也忙一分子，叨叨叨，骂人。我对老刘骂娘这一业余爱好，颇有些腹诽。不过，至今我仍然觉得，老刘虽然手脏嘴黑，但他赚的钱，很干净。我敬重所有赚干净钱、花干净钱的人。

    发现鞋跟磨损的第二天中午，我去了老刘的修鞋摊，也就是“微面”。敲门，没回应。透过脏兮兮的车窗往里瞅，发现里面没人，只胡乱堆放一些杂物，他的修鞋工具，也在里面。

    怎么回事呢？你老刘享受教师待遇，放寒假了？

    我站在“微面”旁边好一会儿，才陡然想起，这么大个城市，不可能只有老刘一家修鞋摊。于是信步走去，从十字路口拐弯，向南。走出不到百米，发现路边一棵合欢树的树杈上，挂着一张纸牌，牌子上写着“修鞋，电话17153……”。合欢树旁边，是一堵墙。墙下，放着掌鞋的铁脚、补鞋机和马扎。还有一个木箱，上了锁。

    我掏出手机，给纸牌上的号码打电话。对方是一个老男人。我说修鞋。老男人说他吃完饭就来。

    终于见面，发现这位修鞋匠跟老刘完全相反，瘦。年龄看起来也大些。

    天有些阴，北风打着口哨，呜呜呜，像哭。瘦老头的衣装有些凄凉。一项老式火车头棉帽，一件黑灰暗格的外套，肥大且鼓囊囊的黑棉裤，老式大头鞋。这些天，我穿羽绒服都有点儿冷，这老头，你说他一天天怎么熬过来的。

    瘦老头扔给我一双棉拖鞋。我脱了皮鞋，递给他，说，打掌。

    瘦老头把一只鞋放下，拿出削皮刀，给另一只鞋的后跟削皮。这是程序。不削皮，鞋掌就粘不上。削了皮，涂上胶水。然后剪一块鞋掌，比量一下位置，嗯，好，粘上，压紧。把鞋倒扣在铁脚上，用鞋匠锤，砰砰砰，钉钉子。弄好一只，再弄另一只。

    瘦老头不像老刘那么爱说话。他不说，我说。

    我：老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瘦老头：70了。

    我：退休了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遭这份罪？

    瘦老头：退休？一个农民退什么休？

    我愣了一下：不是有社保吗？

    继续问下去，弄清楚了，瘦老头家住城市郊区，低保户，每年四千块救济费，不够日常开销，这才出来修鞋，平均每月有千八百的收入。

    我想起老刘的“微面”：那边，大柳树底下，那个老刘，好像不干了是不是？

    瘦老头：你说他啊，60了，退休了，拿养老金回家享福了。咱不能跟人家比啊。

    我：你怎么不搬到他那个地角啊，我觉得比这边好点儿。

    瘦老头：他倒是愿意我过去，想把那个车壳子卖给我，五百块。买不起啊。

    我吓一跳，一个“微面”壳子，竟然要价五百块。

    打好鞋掌，我穿上，试了几步，很好，地面很平坦。

    问瘦老头，多少钱？回答，五块。我递一张十块的票子给他，说，不用找了。

    瘦老头抬起头，看我的脸，笑笑：多要你的钱，怎么好意思。于是他硬找给我五元钱。

    这是他第一次抬头看我。

    瘦老头看我的瞬间，我眼前陡然飘来一大片一大片的雪花，密密麻麻。

    下雪了！一冬天没下雪，但愿这回，能正经地下它一场。天上有更多的雪花，朝我们姗姗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