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看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随着消费者对购物体验的要求越来越苛刻，传统的“消费产品”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式，“消费情景”则是数字时代的另一个核心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用户价值公式发生了改变，从用户价值=价格+选择性+便利性的等式演变成：用户价值=价格（升级）+选择性（升级）+便利性（升级）+把控+体验。对于体验重视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未来十年，线上和线下的区分将会越发模糊。我们的调查显示，55%的消费者表示最近一年网购频率增加，但这部分消费者并未放弃线下购物，相反在他们之中，频繁使用线下渠道消费的比例达到了80%。“两线买”的消费者会更看重购物过程中的全体验——既包括售前的信息推送、售中的服务环节和售后的维修护理，也包括更舒适的购物环境、更新奇的购物场景和更积极的购买互动（例如，45%的消费者希望可以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来体验将要购买的商品）。

（摘自余进《新消费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

材料二：

（摘自埃森哲公司发布的《2018中国消费者洞察系列报告——新消费，新力量》）

材料三：

    消费异化让人只为了占有商品而去购买，并不考虑其使用价值等，使人沉浸在虚假的需求里。人们为了虚假的需求，不断地设法获取金钱，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异化的消费，在不断地辛苦过后，为了犒劳自己就开始追逐名牌和潮流还有吃喝玩乐，这样的生活不会使人内心真正地快乐起来，而只是一时的兴奋，所以也出现了便当时代，人们对于身边的事物不感兴趣或是兴趣很快消失，人们不断地追求新的事物和刺激的事情，只顾贪图享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从而加剧了消费异化的情况。当人们迷失在恶性循环之中后，心里一直在期待着享乐时光的到来，而且还经常与他人作比较，别人有的自己也要，和别人一样的还要比别人更好的，完全不考虑自己的需求。久而久之异化的消费便会扭曲人的幸福观，人沦为物质的奴隶，一些本该有的情感也在渐渐的消失，生活不再丰富，追求变得单一并物质化。这样的生活让人对很多的事物都没有正确的认识，长此以往使人不会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来获取幸福，最终完全迷失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个人得不到真正的幸福，还会提高社会犯罪率，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成为社会的负担，而且还会对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

（摘编自高志昊《可持续发展与消费异化及转变》）

材料四：

    日本的经济评论家总结出“低欲望社会厌消费”的概念。对比中日两国的形态，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是共同的现象，日本的小确幸、宅文化和中国的佛系、丧文化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所以，网络舆论经常见到中国也在进入低欲望社会的说法。这件事之所以惹人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拉动生产、经济和就业，它一次次带领深陷经济困境的各国人民绝处逢生，走出黑暗。消费如果拉响警报，后果不堪设想。

（摘编自杨璐《我们的消费在升级还是降级》）

    材料一：

    春节上映的国产科幻片《流浪地球》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因为原著作者是刘慈欣，因为主演是吴京，更因为这是一部以大片标准呈现的中国原创硬科幻。《流浪地球》将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前沿的科技“无缝对接”，并用高密度的细节把这两大板块铆牢 ， 宇航服、强化外骨骼、行星发动机等细节的设定完全不输给《环太平洋》等海外大片，片中地球坠入木星时的大气流失逸散，空间站中的重力变化，也都有相对严谨的表现。

    “这个梦想已经很久了。”刘慈欣曾说，“我最想做的莫过于把我写的小说拍成电影，哪怕就一部。”作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拉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作家，他面对中国电影工业时却曾经无力。原因很简单，科幻电影往往代表了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作为一种类型片，科幻电影还原并视觉化科幻理念，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更需要参与者对科学有足够的理解，而中国科幻的银幕呈现一度并不尽如人意。《流浪地球》弥补了此前中国原创科幻电影因欠缺科学逻辑而导致的硬度不足的最大短板。

    《流浪地球》是一部硬科幻电影，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它表现的亲情观念、英雄观念、故土家国情怀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影片故事中，因为太阳加速老化，将要吞没地球，于是地球上建起了许多行星发动机，将地球加速到逃逸速度飞出太阳系。“为什么不建造飞船飞离地球？”无论是原著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海外电影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影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关乎科学设定，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家园的理解。导演郭帆说，将地球带走，“带着家园流浪”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不一样的属于中国的科幻大片。

    对故土的眷恋，在影片中通过一家祖孙三代在灾难面前的选择体现出来。吴孟达扮演的姥爷看上去谨慎得有些懦弱，却为了外孙、孙女牺牲了自己。吴京扮演的航天员父亲为了任务十多年没有见到儿子，倔强的他和叛逆的儿子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却最终两代人合力完成了保住地球家园的使命。在飞出太阳系的科幻背景下，传达的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最刻骨铭心的主题——回家。

    观众会发现，在这些平时含蓄而内敛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东方式亲情的默契——他们彼此依赖却并不表现出来，小心地保有着一份温度。这样的温度激发了对家国责任的热度，灾难面前，没有超级英雄，每个平凡人都是英雄。

    对于科幻类型片而言，《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投石问路。它的走红，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硬科幻为根本，用本土文化意义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展现我们对未来和世界的思考，才能突破好莱坞式科幻的既有审美，才能以中国气派打开新的科幻空间。

    （取材于王磊的文章）

    材料二：

    科幻文学一般分为软硬两类。如果把软科幻放在坐标系的左侧，最左端的，应该是类似《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星球大战》之类的作品也是典型的软科幻，尽管有了太空与科技的元素，但仅仅是作为背景而已。科学技术深度参与到情节发展中，故事发展受科学规律制约的作品，则属于硬科幻。刘慈欣的《三体》等小说，在科幻的坐标系中，已经接近最硬、最技术化的一端了。

    人们对硬科幻有两种误解：一种是只要不符合现有技术，就是伪科学。另一种误解是只要是科幻，随便怎么“幻”，都是可以的。把科幻的“科”，等同于现有技术，这会压抑科幻的空间。而把科幻的“幻”当作了奇幻的幻，又会降低硬科幻的质量与魅力。“科”与“幻”应有边界，遵循一定的范式，从而达到逻辑上的合理与自洽。幻想的对象可以是新发现、新技术、新规律。除了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之外，也可以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幻想。幻想不必符合现有科学原理，但却要整体自洽，符合文学作品的整体世界观。硬科幻，不但有作为“幻”的构想的新技术，还有作为“科”的技术推理过程，后者是硬科幻文学独具的审美魅力所在。科学上要合理，不等于一定不脱离现有技术，但如果技术过程是已知原理主导的，则要求过程有科学上的合理性。比如，在《三体》中，用核弹推动光帆飞船，虽然人类的技术现在达不到，但对于其中光压、冲量等科学原理的阐释是合理的。

    当然，科幻文学毕竟不是论文，自洽与合理都可以有例外。“科”范畴的推理过程，可以退而求其次，达到“接近合理”即可。所谓接近合理，即需要查资料、动笔推算，才能发现瑕疵，这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望即知的低级错误，硬科幻文学应该尽量避免。“科”范畴的技术设定作为基础框架，可以免于审视。比如，时间穿越这个技术设定，作为科幻文学作品的初始逻辑基础，应该免于审视，否则，多数作品都无法成立。影片《流浪地球》最主要的框架是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这也存在地球地质结构经受不住、发动机推力不足等问题，但这属于小说的基础框架、逻辑起点，应该免于审视。作为背景的经济、社会设定是可以忽略的。如《流浪地球》的超级工程是否会引发经济的崩溃，抽签是否符合道德等议题，就可以免于审视。

    刘慈欣说：“所谓科幻的思维方式，是指要把整个世界构建在一定的科技层次之上，这个世界是自洽的，是有一套自我逻辑的。”他的小说对硬科幻的原则遵循得非常好，既恢弘瑰丽，又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技术细节，已经是世界顶尖水平。可以想见的是，未来这些作品改编成电影，在“幻”的自洽性与“科”的合理性上，都会有值得期待的表现。

（取材于《新京报》的文章）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李伯谦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

中国古代小说以叙事为基本文体特征，尤其是源于民间“说话”伎艺的白话小说，但古代小说家讲故事的目的则各自不同。有的是为了娱乐消闲，如明嘉靖间洪楩所编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其编撰目的不言而喻。有的是为了教化劝导，移风易俗，如秉持“情教”“适俗”“导愚”小说观的冯梦龙编撰“三言”，就意在“喻世”“警世”“醒世”；其他话本小说集像《型世言》《清夜钟》《醉醒石》等，长篇小说如《歧路灯》《醒世姻缘传》等，仅从小说题目即可想见其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当然有的小说为了更好地实现劝化效果，往往寓教于乐，如杜纲《娱目醒心编》即属此类。有的小说则是小说家炫学逞才的产物，如号称“四大才学小说”的《蟫史》《燕山外史》《野叟曝言》《镜花缘》。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叙事绝非单纯地为叙事而叙事，一般都有情志寄托，也即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谓“寓情”，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史，凡经典之作大多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对此，学术界往往因过分重视古代小说的故事性而忽视了抒情性这一中国古典小说的显著民族特色。

就文言小说而言，其文体特征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而作为史传文学代表作的《史记》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誉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强调其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如《搜神记》卷十六“紫玉与韩重”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悲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吟，凄清婉丽，也赋予小说浓郁的抒情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体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自志》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志异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宋元以来的“说话”伎艺，为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故事性乃其第一要务，但随着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文人化，其主体抒情色彩亦渐趋显著。如《三国演义》虽属世代累积型作品，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评点者“第二作者”身份，因此《三国演义》最流行的版本毛评本已属文人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卷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即为全书奠定了悲怆的感情基调。

一些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带有明显的自况意味，此时其主体抒发意识最为强烈，自然小说的抒情色彩也十分浓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将自己的人生态度融注于宝玉这一形象之中，藉此抒发自己的悲剧人生感受，他师法的正是楚骚抒情传统。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声称自己要“远师楚人”，为此他将小说写成了一部彻头彻尾、蕴含多重悲剧意蕴的大悲剧。难怪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批中称赞《红楼梦》为“《离骚》之亚”，刘鹗在其《老残游记自序》中也认为“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这都是对其浓郁抒情色彩的高度肯定。

质言之，我们在关注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性、娱乐性的同时，不应忽视作为其民族特色的抒情性。

（选自南开大学陈才训《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有删改。）

浣衣母①

废名

①自从李妈的离奇消息传出之后，这条街上，每到散在门口的鸡都回进厨房的一角漆黑的窠里，年老的婆子们，按着平素的交情，自然地聚成许多小堆，诧异、叹惜而又有点愉快地摆着头：“从哪里说起！”

②李妈今年五十岁。祖父们常说李妈曾经住过高大的瓦屋，李妈的李爷，是一个酒鬼。当李妈还年轻，家运刚转到蹇滞的时候，李爷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留给李妈的是两个哥儿，一个驼背姑娘，另外便是一间茅草房。

③这间茅草房建筑在沙滩的一个土坡上，背后是城墙，左是沙滩，右是通到城门的一条大路，前面流着包围县城的小河，河的两岸连着一座石桥。李妈利用这天然形势，包洗城里几家太太的衣服。孩子都还小，自己生来又是小姐般的斯文，吃不上三碗就饱了。太太们也不像打发别的粗糙的婆子，逢着送来衣服的时候，总是很客气地留着，非待用过饭，不让回去。

④城里太太们的孩子，起初偶然跟着自己的妈妈出城游玩一两趟，后来也舍不得这新辟的自由世界了。李妈的荷包，从没有空过，加以善于鉴别糖果的可吃与不可吃，母亲们更是放心。太太们的姑娘，吃过晚饭，偶然也下河洗衣，首先央求李妈在河的上游阳光射不到的地方寻觅最是清流的一角——洗衣在她们是一种游戏，好像久在樊笼，突然飞进树林的雀子。李妈这时刚从街上回来，坐在门口，慈爱地张视她们。她们有了这公共的母亲，越发显得活泼而且近于神圣了。姑娘们回家去便是晚了一点，说声李妈也就抵得许多责备了。

⑤傍晚，河的对岸以及宽阔的桥石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刚从教师的羁绊下逃脱的，有赶早做完了工作修饰得胜过一切念书相公的。卖柴的乡人卸下担子在桥头一棵杨柳树下乘凉，时常意外地得到李妈的一大杯凉茶，他们渐渐也带点自己田地里产出的豌豆、芋头之类作报酬。

⑥李妈的哥儿长大了，酒鬼父亲的模样，一个终于死了，那一个逃到什么地方当兵去了。

⑦守城的兵士，渐渐同李妈认识，李妈的名字遍知于全营。有两个很带着孩子气的，简直用了妈妈的称呼，从别处讹索来的蔬菜同鱼肉，都拿到李妈家，自己烹煮，客一般地款待李妈。衣服请李妈洗，有点破敝的地方，又很顽皮地要求缝补。李妈的柴木快要烧完了，趁着李妈不在家，站在桥头勒买几担，李妈回来，很窘地叫怨，他们便一溜烟跑了。李妈用了寂寞的眼光望着他们跑，随又默默地坐在板凳上了。

⑧李妈的不可挽救的命运到了——驼背姑娘死了。这小小的死，牵动了全城来吊唁：祖父们从门口，小孩们从壁缝；太太用食点，同行当的婆子用哀词。李妈只是沉沉地想，抬头的勇气，大约也没有了。

⑨今年夏天来了一个单身汉，年纪三十岁上下，背地里时常奇怪李妈的哥儿有娘不知道孝敬。一日想到，在李妈门口树荫下设茶座，生意必定很好，跑去跟李妈商量。自然，李妈是无有不行方便的。

⑩人们不像从前吝惜了，用的是双铜子，每碗掏两枚，值得四十文；水不花本钱，除偿茶叶同柴炭，可以赚米半升。那汉子苦央着李妈不再洗衣服：“到了死的日子还是跪！”李妈也就过着未曾经历过的安逸了。王妈带着孙儿来谈天：“老天的好缘法！”李妈也赔笑，然而不像王妈笑得自然。

⑪谣言轰动了全城，都说是王妈亲眼撞见的。王妈很不安：“我只私地向三太太讲过，三太太最是爱护李妈的，而且是本家！”李妈这几日来往三太太很密，反复说着：“人很好，比我大儿子只大四岁。……唉，享不到自己儿的福，靠人的！”三太太失了往日的殷勤，无精打采地答着。李妈也只有无精打采地回去了。

⑫姑娘们美丽而轻便的衣篮，好久没有放在李妈的茅草房当前。年轻的母亲们，苦拉着孩子吃奶：“城外有老虎，你不怕，我怕！”只有城门口面店的小家伙，同驴子贪恋河边的青草一样，时时刻刻跑到土坡；然而李妈似乎看不见这爬来爬去的小虫，荷包里虽然有铜子，糖果是不再买的了。

⑬那汉子不能不走。这样，李妈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希望，就是她的逃到什么地方的儿子，倘若他没有吃子弹，倘若他的脾气改过来。

（有删改）

【注释】①本文写于19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