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  河

[希腊]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

命令很明确：禁止下河洗澡！同时规定沿岸200公尺内任何人不得擅入。

    大约3周之前，他们来到河岸这边停顿下来，对岸就是敌军——通常被称之为“那边的人”。

河两岸的纵深处尽是茂密的丛林，林子里驻扎着敌对双方的部队。据情报，那边有两个营，但他们并未发动攻势。谁知道眼下他们正打着什么鬼算盘。与此同时，双方都派出哨兵隐蔽在两岸的密林里，戒备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记得他们初抵此地时，还是春寒料峭。然而几天前却突然放晴，现在竟是明媚和煦的春天了！

第一个潜下界河的是位中士。一天早晨他偷偷溜了出去，跳入水中。不久当他爬回此岸时，肋下已中了两弹，后来只活了几个小时。

翌日，又是两个士兵下去了。没有再能见到他们，只听到几阵机枪的扫射，然后，便是一片沉寂。

此后，司令部就下了那道禁令。

然而，那条河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听到潺潺的水声，渴望便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两年半的野战生活已使他们变得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在这两年半里他们享受不到一丝的快乐。而此时他们却邂逅了这条河……

   “这该死的命令！”那天夜里他忿忿地诅咒道。

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远处，滔滔河水依稀可闻，令他难以安适。

对，明天要去，他一定要去——让那禁令见鬼去吧！

士兵们都在酣睡，最后，他也渐入梦乡。梦中，他似乎看到了它——一条河那河就在他的面前，期待着他。他站在岸边，脱光了衣服，正欲跃入水中。就在此刻，那条河竟然变成了他的恋人——一个胴体黝黑、年轻健美的姑娘，她正待他奔来——突然，一只无形的手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后颈！

这是一场噩梦。醒来时已精疲力竭，幸好天还未放亮……

他终于站到河边。他注视这条河，它的确存在着！一连几个小时他都在担心，这只是一种想象，抑或只是大兵们的一种普遍的幻觉。

天气多好啊！他把衣服和枪靠放在树干旁，纵身跳入水中，承受了两年半的折磨，他那迄今还留有两道弹痕的躯体，顿时化作了另一个人。无形中，仿佛有一只拿着海绵的手抚过他的全身，为他抹去这两年半中留下的一切印迹。

他时而仰泳，时而匐泳。他顺流漂浮，又长时间地潜入水中……当兵的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孩子——他毕竟只有23岁。

    左右两岸，鸟群在自由飞翔，有时它们盘旋在他的头顶，和他亲昵地打招呼。

少顷，顺流漂下的一根树干出现在他的前方。他一个长潜试图抓住树干。他真的抓住了！就在他浮出水面的刹那间，他发现约在30公尺开外的前方有一个脑袋。

他停下来，想看得清楚些。那另一个游泳者也停了下来。他们彼此默默注视着。

他立刻回过神来，恢复到原来的自己——一个经历过两年半炮火洗礼、荣获过十字勋章的士兵。

他不知道对面的家伙是自己人还是那边的人。他怎么认得出来呢？只凭一个脑袋？

几分钟的时间两人在水中一动不动。一个响亮的喷嚏打破了死一样的寂静，是他打的，而且像往常一样大声咒骂了一句。那个人掉转身去很快游向对岸，他亦飞速向岸边游回。他先行出水，狂奔到那棵树下，一把抓起枪。还好，那个人刚刚爬出水面。

他举起枪，瞄准。要击中对面那人的脑袋实在太简单了。20米开外奔跑着的一丝不挂的人体，是一个很容易击中的靶子。

突然，他觉得自己无法扣动扳机。对方那人在彼岸，赤条条的像刚从娘胎里出来时一般。而自己端枪在岸的这边，同样也赤条条的。

他无论如何开不了枪。两个人都赤裸着！两个赤裸的人，脱掉了国籍，脱掉了姓名，脱掉了卡其布的军装。

他实在无法扣动扳机，他觉得此刻这条恋人般的河未能把他们隔开；相反，却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了……

随着彼岸的一声枪响，他只是瞥见鸟群被惊起。他应声倒下，先是膝盖跪下，后是平扑在地。

                                                                                                          湘绣旗袍  薛媛媛

薛师傅的案板上云集一堆红红绿绿的布料，都是些真丝布料。这些真丝布料经过他的手，变成一件件女人旗袍。

再过几天就是薛师傅的六十大寿，过完大寿就准备不碰针了。女儿薛蓝今天穿了件吊带旗袍，圆润的肩部以及半个胸部端出来，腰部间夹了大块薄如蝉翼的雪纺，隐约看到肚脐和整个腰部。薛师傅鼓起眼睛看，火就要从眼睛里冒出来。而年轻女人爱模仿薛蓝的派头，薛蓝穿什么，她们做什么，这样一来，找薛蓝做旗袍的人越来越多。

我想请您做件湘绣旗袍，做那种低领连袖圆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块翠绿色缎面真丝布料。

你还喜欢那种旗袍。薛师傅疑惑地看着女人。薛师傅有好几年没碰到做这种旗袍的女人了。薛师傅又看了女人一眼，这女人身材颀长，气韵好。

我父亲眼睛不好，我给你做吧!薛蓝抢着说。

薛师傅说，不是我不做，我的眼睛不好，怕把你的旗袍做坏。

女人说，我相信你会做好，我也是访问了许多人才找到你的。薛师傅站起来，要女人站到当亮的地方，自己眯一只眼，把女人从头到脚看了一眼说，把布料放在这里，你可以走了，七天后来取。薛师傅的眼睛就是皮尺。

薛师傅把自己关在房里，他开始裁剪旗袍，旗袍的领口不能歪也不大，旗袍的腰部要收好，收到增一分肥减一分瘦的地步，下摆的两侧不能露出大腿，要看得见整个小腿，既能走出风采，又不失典雅。 

旗袍的剪裁和针脚是要靠眼力的。特别那些针路，是靠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如果眼不好，手不匀，面子上就会浮出线头或“蜈蚣虫脚”。是湘绣的大忌。 

几天后，薛师傅打开了房门，旗袍上画了一只金凤凰的图案，凤凰的头从旗袍的胸部开始，到旗袍下摆是凤尾，深红和黄黑颜色搭配，他把老婆拉进房，又关上门。老婆在案前摆好布绷子，绷上绣件，开始飞针走线，粗的细的各种颜色的丝线在她的手中飞舞着，两朵艳丽的蝴蝶结，翩跹在领口上。 

旗袍做好后，薛师傅将旗袍穿在迎门的一个模特儿身上，薛蓝很用心地给模特儿头上戴上一顶荷叶造型的绸缎阳帽，翠绿色的旗袍，就像出水的荷叶。一阵轻风吹过，闪烁而流动，泛出幽幽的色彩。

薛蓝今天穿了件红印花超短旗袍，下摆比阿婆的短裤长不了多少。薛蓝几分得意地说，你不要这样看我，这是改良。传统的印花织布，标准的中国红中加入金色花纹，体现了浓浓的中国情结。黑色琵琶扣点缀，内配金色小吊带，现代的尖角翻领与露背元素，中西合璧，性感妩媚。纵使薛蓝讲得天花乱坠，薛师傅也只能是越看越生气。他只好不去看她，搬了条板凳坐在店门口，等女人来拿旗袍。

每天一早，薛师傅就去挂旗袍。他将叠好的旗袍轻轻打开，往模特儿身上一穿，他喜欢看这种水样滑落的感觉。

燥热的夏天就在薛师傅的等待中过去了，女人还没有来。薛蓝怕父亲急出什么病来，不满地说，其实旗袍这种衣，说看重就看重，说不看重，不过是女人衣橱里多件衣罢了。再过段时间还不知有没有人穿这种旗袍，既繁琐又不适用。 

薛师傅身体里猛然扎了一下。他知道薛蓝从心底里没有真正地喜欢过旗袍。她能做，是靠了她一股子灵性。女儿要的只是旗袍外而的世界，而不是旗袍的内涵。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人仍然没有来。

这时，坡子街要扩建，所有的旧房要拆。这下薛师傅寝食不安了。他想女人来了怎么找旗袍店? 他很不愿意搬。薛蓝说，我们在原地方钉块牌子，告诉我们的新地址。薛师傅搬到新门面后，他又不放心了。我还是到那里去等吧! 

薛师傅端了盒子里的旗袍，蹲在薛蓝钉的牌子旁，跟上下班的人一样准时。薛师傅蹲在那里、眼睛空洞地一直望到巷子的尽头，目光游离而迷惘。这天，他终于倒在了那块牌子前。

薛师傅被诊断为晚期胃癌。病床上，薛师傅还在问，女人来了没有?

薛蓝没作声，第二天，她在晚报上登了一则领取旗袍的消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领旗袍。这一天，她又找出那张报纸细看，突然看见，在她的那条消息旁边，还有一条讣告：全国著名民族学学者，省政协委员夏玉珍女士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昨日去世，享年48岁。 

这天中午，薛师傅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就是那个订做旗袍的女人的女儿，并解释说，当时因为妈妈急于出周考察，把这事搁一边了。

送走那件旗袍后，薛师傅兴奋了大半个晚上，才迷迷糊糊睡着。这一睡，薛师傅就永远睡过去了。

薛蓝伤心至极，我这个主意馊啊!原来，是薛蓝突发奇想，找来自己的女友，扮成那个取旗袍女人的女儿。 

火化父亲和父亲的遗物时，薛蓝拿着那件旗袍，泪汪汪地盯了半天。母亲说，这是你父亲一生做得最用心的一件旗袍。他走了，让你爸带走吧!薛蓝她急忙抱过来．对母亲说，我要留着它。

（有删改）

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说  吻合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

活着

余华

    到了中午，里面有医生出来说：“生啦，是儿子。”

    二喜一听急了。跳起来叫道：“我没要小的。”

    医生说：“大的也没事。”

    凤霞也没事，我眼前就晕晕乎乎了，年纪一大，身体折腾不起啊。二喜高兴坏了。他坐在我旁边身体直抖，那是笑得太厉害了。我对二喜说：“现在心放下了，能睡觉了，过会再来替你。”

    谁料到我一走凤霞就出事了，我走了才几分钟，好几个医生跑进了产房．还拖着氧气瓶。凤霞生下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上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

    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凤霞死后躺到了那间小屋里。我去看她，一见到那间屋子就走不进去了，十多年前有庆也是死在这里的。我站在雪里听着二喜在里面一遍遍叫着凤霞，心里疼得蹲在了地上。雪花飘着落下来，我看不清那屋子的门，只听到二喜在里面又哭又喊，我就叫二喜，叫了好几声．二喜才在里面答应一声，他走到门口，对我说：“我要大的，他们给了我小的。”我说：“我们回家吧，这家医院和我们前世有仇，有庆死在这里，凤霞也死在这里。二喜，我们回家吧。”

    二喜听了我的话，把凤霞背在身后，我们三个人往家走。

    那时候天黑了。街上全是雪，人都见不到，西北风呼呼吹来，雪花打在我们脸上，像是沙子 一样。二喜哭得声音都哑了，走一段他说：“爹，我走不动了。”我让他把凤霞给我，他不肯，又走了几步他蹲了下来，说：“爹，我腰疼得不行了。”

    那是哭的，把腰哭疼了。回到了家里，二喜把凤霞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沿上盯着凤霞看，二喜的身体都缩成一团了。我不用看他，就是去看他和风霞在墙上的影子，也让我难受得看不下去。那两个影子又黑又大，一个躺着，一个像是跪着，都是一动不动，只有二喜的眼泪在动，让我看到一颗一颗大黑点在两个人影中间滑着。我就跑到灶间，去烧些水，让二喜喝了暖暖身体， 等我烧开了水端过去时，灯熄了，二喜和凤霞睡了。

    那晚上我在二喜他们灶间坐到天亮，外面的风呼呼地响着，有一阵子下起了雪珠子，打在门窗上沙沙乱响。二喜和凤霞睡在里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寒风从门缝冷飕飕地钻进来，吹得我两个膝盖又冷又疼，我心里就跟结了冰似的一阵阵发麻，我的一双儿女就这样都去了。到了那种时候，想哭都没有了眼泪。我想想家珍那时还睁着眼睛等我回去报信，我出来时她一遍一遍嘱咐我，等凤霞一生下来赶紧回去告诉她是男还是女。凤霞一死，让我怎么回去对她说？

    有庆死时，家珍差点也一起去了。如今凤霞又死在她前面，做娘的心里怎么受得住。第二天，二喜背着凤霞，跟着我回到家里。那时还下着雪，凤霞身上像是盖了棉花似的差不多全白了。一进屋，看到家珍坐在床上，头发乱糟糟的．脑袋靠在墙上，我就知道她心里明白凤霞出事了，我已经连着两天两夜没回家了。我的眼泪唰唰地流了出来，二喜本来已经不哭了，一看到家珍又呜呜地哭起来，他嘴里叫着：“娘，娘……”

    家珍的脑袋动了动，离开了墙壁。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二喜脊背上的凤霞。我帮着二喜把凤霞放到床上，家珍的脑袋就低下去看凤霞，那双眼睛定定的，像是快从眼眶里突出来了。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家珍会是这么一副样子，她一颗泪水都没掉下来，只是看着凤霞，手在凤霞脸上和头发上摸着。二喜哭得蹲了下去，脑袋靠在床沿上。我站在一旁看着家珍，心里不知道她接下去会怎么样。那天家珍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偶尔地摇了摇头。凤霞身上的雪慢慢融化了以后，整张床上都湿淋淋了。

    凤霞和有庆埋在了一起。那时雪停住了，阳光从天上照下来，西北风刮得更凶了，呼呼直响，差不多盖住了树叶的响声。埋了凤霞，我和二喜抱着锄头铲子站在那里，风把我们两个吹得都快站不住了。满地都是雪，在阳光下面白晃晃刺得眼睛疼，只有凤霞的坟上没有雪，看着这湿漉漉的泥土，我和二喜谁也抬不动脚走开。

 (节选自余华《活着》）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①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②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③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④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⑤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⑥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直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幢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⑦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份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的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⑧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⑨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⑩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⑪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⑫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⑬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报 施

茅盾

文书上尉张文安得了一种军医也不大有办法的疙瘩病，向师长请了长假，师长给了他一千元盘缠，他离开了服务三年多的师部。回家路上他盘算着钱的用途，他一直想着买一头牛回家，给两位老人家一种难以形容的惊喜。自从他家损失了那壮健的花牛以后，父亲好几次筹划款项，打算再买一头，都没有成功。

到家已经不早，两位老人兴奋得很，连夜告诉左邻右舍。第二天一早，①东边山峰上那一轮血红的旭日还没驱尽晨雾的时候 ， 探望的人就挤满了张家堂屋。

他们七嘴八舌地把一大堆问题扔到张文安面前，竟使得这位见过世面的小伙子手足无措，不晓得回答谁好！他只能笼统回答道：“好，好，都好，前方

什么都好！打得很好！吃的么？那自然，到底是前方呢，可是也好！”几位年轻人向张文安探听在前方打鬼子的同村人消息。

“不知道。”他摇头说，又怕对方误会，解释道：“你想，前方部队那么多？知道在哪一个战区，哪一个部队呢？”

“哦，早猜到你都不知道啦！”有人讥讽一句。张文安着急起来了，正想辩白，却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插嘴道：“算了，算了！我来问一个人，要是你再不知道，那就算是个黑漆皮灯笼了。山那边村子里喂驮马的陈海清上了前方，带着四匹驮马、一个伙计。”“陈海——清！”他记起来，自己还没上前方时，村里曾经议论陈海清丢下老母和妻子，带着四匹驮马投奔了后方勤务，被编入运输队，万里迢迢地去打日本的事。“怎么不知道！”他戛然缩住，他又感到了惶惑。到了前方以后的陈海清，究竟怎样呢？在前方的紧张生活中，这名字早从他记忆中消褪了，然而由于一种受不住人家嘲笑的自尊心，更由于不愿老给人家一个失望，他昧着良心勉强说：“他过得很好！”

问的人接着说：“唉，过得很好。可是他的驮马都完了。他儿子前年接到信，两匹给鬼子飞机炸得稀烂，一匹吃了炮弹，剩下一匹，生病死了，他要给驮马报仇，不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他不回家！你说他过得很好，是个喜讯，他家里两年接不到他的信了。”

“原来是——”张文安惘然，感到众人的眼光都射住了他，忙改口道，“原来是两年没信了。陈海清是好人，炮弹有眼睛，不打好人！”他越说越兴奋，“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上等兵了，也许升了排长。陈海清，他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老天爷还有眼睛！”众人赞叹说。张文安伸手抹一下头上的汗珠，惘然一笑，不再出声了。

午后，浮云布满空中，淡一块，浓一块，天空像幅褪色不匀的灰色布。张文安到集市找董老爹，董老爹告诉他“千把块钱只好买半条牛腿”。一千元如何运用的打算整个儿被推翻了！他带着满肚子的懊恼和气愤走出市镇。

云阵似乎降得更低了，好像直压在头上，呼吸不方便。张文安懒懒地，不情不愿地回家。②一个年轻人奔过来，见了他就欢天喜地地招呼着。这个年轻人满脸通红，眼里耀着兴奋喜悦的光彩，拦住了张文安，杂七夹八说了一大篇。张文安听到一半，也就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是陈海清的儿子，刚到他家里去过，现在又赶回来，希望早一点看见他，希望多晓得一些父亲的消息。

“你是陈海清的儿子？你父亲带着四匹驮马到前方？”张文安惊讶地说。年轻人的兴奋和快乐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和陈海清在前方并未见过一面，压

根儿不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了不起，你父亲是一个英雄！”他随口回答了年青人喜不自胜的询问，完全忘记这是他自己编造出来应付村里人的。

陈海清的儿子说：“我祖母还要问你一些话。她老人家不亲自听见不放心。”

张文安突然心一跳，像从梦中醒来。呆了半晌，才看清在自己面前的，除了那儿子，还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有病的中年妇人。

“妈妈的病是急出来的，”儿子说，“今天听得喜讯，就精神多了！”

“谢天谢地，到底是好好儿在那里，”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展开了。“好人总该有好报！”那病人喃喃地说。

张文安见祖孙三代高兴，心中惴惴不安，支支吾吾编造陈海清的生活状况；又将陈海清编派在某师某营某连，大胆地给陈海清创造极有希望的前途。

祖孙三代静静地听着，虔敬而感奋，从他们那哆开的嘴巴和急促而沉重的鼻息就可以知道。突然那位老祖母颤声问道：“张先生，海清没有请你带个信来么？”

张文安窘住了，一只手无意中碰到藏在贴身口袋里那叠钞票，莫明其妙地兴奋起来，大声说：“信没有，带了钱了！”

老祖母和孙儿惊异地“啊”了一声，中年妇人轻声吐了口气。

张文安心突突地跳，很艰难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一叠票子，慌慌张张地把它塞到陈海清儿子手里。

“啊，多少？”那年轻人问。

张文安没回答，老太太插嘴：“嗯，这有五百吧，海清……”还没说下去，张文安的回答吓了她一跳。

“一千！”张文安从牙缝里进出两个字。祖孙三代齐声问道：“多少？”

“一千，够半条牛腿了。”张文安说，心里有一种又像痛苦又像辛酸的异样感觉。

老太太哽咽了，中年妇人低声啜泣，年轻人捧着票子发愣。张文安松一口气，好像卸脱了一副重担，从祖孙三代颤声道谢的包围中，逃也似地走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