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以前，中国曾经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秩序的主导者，面对西方东进之后的世界秩序重构，中国曾经试图继续维持旧秩序，但遭遇惨败。

在20世纪初世界秩序的变动与重建中，中国逐渐主动参与。……与晚清时期被迫进入国际秩序不同，这一次中国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并有着自己的明确诉求。

---摘编自《从世界秩序的变迁中观察中国》王建朗

材料二：二次大战是一次国际政治舞台重新洗牌的时期，历史给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抗日战争前期，独力支撑抗战的中国为取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竭力将中日问题国际化。

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战争大局下作出妥协，7月，指示《中央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对印度问题进行评论，呼吁双方妥协以促进战时盟国在远东的合作。

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参与了四大国对战时与战后世界的安排。……侵略战争打破了旧秩序，反侵略战争并不是要消极地维护旧秩序，而是要在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在这一轮世界秩序的大变动中，中国抓住了机遇，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并在这一秩序中获得了重要地位。

——摘编自《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又有新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组织（部分）统计

---据百度搜索整理

习近平主席说，“周恩来，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

材料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

材料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成为了各国和平相处的基础，是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被写入了联合国文件。直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在国家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周恩来积极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1956年到1965年，周恩来多次出访亚非国家，足迹遍及两大洲20余国。每到一地，他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会谈，取得许多成果。他的亚非之行掀起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交的热潮，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团结与日俱增。周恩来也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争取与西方国家的友好交往。在中法建交、中美建交这些改变国际格局的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心血和智慧。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8个增长到107个，且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付出和领导。

——孙旋《新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

材料一：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也有一个特例，就是北洋水师。整个洋务运动都是变物不变制，器物可以引进，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学习，但一般的制度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不过，筹建北洋水师却把制度也变了，要想练制一支新式的海军，不变制度是不行的，像当时买回来的定远号、镇远号这类大军舰，都类似于一个小工厂，如果不对制度进行变革，这些军舰根本没法操作。所以，北洋水师全面引进英国体制，把英国的军阶制度引进中国，只是把具体的称呼都改了；同时还把英国的军官请来，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训练中国的水兵；让从福州船政局毕业，又海外留洋归来的学生当管带或舰长，指挥军舰。所以说，北洋水师对传统的军事制度变革得比较彻底，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各解放区也开始逐渐连成一片。根据地民众通过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阶级基础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要建构的新的政权结构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材料三：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围绕建立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设立政策性银行，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以及正确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新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已经投入运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正在增强，金融市场秩序有所改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有所规范，金融总体运行正常。

——曾培炎《关于当前经济形势》199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