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Style》  高手破神曲密码

    《Nobody》已是浮云，《PokerFace》也过时了。如今神曲界的当红炸子鸡，是一首叫做《江南Style》的韩国舞曲。

有多红？这首歌的MV于7月中旬在互联网上 发布，截止到前天，点击数已达3.25亿次，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而在过去一年里，还没有任何一个视频的点击数超过一亿次。在英国，它成为本月第一周UK单曲专辑排行榜冠军。在美国，它位居10月4日第41期公告牌榜单的第二名，“小甜甜”布兰妮和罗宾·威廉姆斯都加入了模仿大军，影星汤姆·克鲁斯则在主页上为它卖力吆喝。不仅如此，这首歌还在全球引发了一股改编狂潮，出现了“奥巴马竞选Style”、“美国海军Style”、“南京Style”、“周星驰Style”、“客家话Style”等多个版本。

    如今，和所有横空出世的神曲一样，关于《江南Style》，有一半人的问题是“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另一半人则在问：“这首歌为什么一夜爆红？”

    成功在于灵魂和态度。

    《江南Style》里的江南指的是韩国首尔的汉江以南地区，歌曲描述了一个生活在该地区的有钱人正在向性感的姑娘发出邀约；整首歌的MV则大部分都在江南地区取景——游艇、沙滩、桑拿房、旅游巴士等，一幅奢华生活的扫描图。

    这首歌在韩国走红并不难理解。身兼词、曲和演唱的PSY（原名朴载相）曾在参加电视节目时自我剖析说：“我不帅，不高，也没有肌肉。我的成功在于灵魂和态度。”这种灵魂和态度，具体到《江南Style》里，就是质疑江南地区所引领的物质至上的生活观念。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歌词里把“我”塑造成一个“高帅富”，但在MV里，“我”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屌丝”，做着成为江南名流、左拥右抱的黄粱美梦，讽刺意味十足。而在很多韩国人心目中，以经济奇迹姿态出现的江南地区正像一个抛弃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暴发户，对此心怀不满的大众从这首歌中找到共鸣不足为奇。

    但相比于歌词，韩国以外的人们更感兴趣的似乎是MV里PSY独创的“骑马舞”：身形偏胖的PSY，不断重复着扬鞭套马、策马狂奔的动作，配上音乐节奏，让人莫名就有了跟着一起舞蹈的冲动。这也正是从明星到草根都趋之若鹜进行模仿的段落。而破解《江南Style》的走红密码，成为各路人马津津乐道的事情。

一是生理说。有韩国的科研机构对这首歌曲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以3.6秒为一个周期将五个音节重复4次，而整首歌中五个音节的核心节奏重复了100次以上，这样的节拍和人在慢跑半小时后的心率几乎同步——感觉最为兴奋的瞬间。这一说法，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跟着这首歌摇晃起身体的原因。而另一个激发人们生理反应的元素则是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节奏——科学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对一段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产生共鸣时，这段音乐就会在其脑中不断重复，科学界把这称为“耳虫”现象。虽然引发“耳虫”现象的音乐因人而异，但显然“耳虫”更偏爱那些容易上口的作品。

    二是心理说。有韩国的心理学家表示，《江南Style》通过简单的重复节奏来刺激身体反应和自律神经系统；尤其是高潮部分，能够激发出人们摆脱心理压抑和格式化生活的本能。

    三是乐理说。有音乐评论家表示，《江南Style》恰好和近年来风靡美国主流音乐界的电子乐潮流相吻合；而其副歌部分，则又是韩国音乐风格。二者相结合产生出奇妙的化学效应，既没有违背韩国歌迷的偏好，也贴合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受众的审美趣味。

    此外，审丑文化、从众心理、群体效应和偶像崇拜，都在为《江南Style》的流行推波助澜。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无论人们将《江南Style》的走红分析得多么透彻，都无法决定乃至预料下一首神曲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流行文化的诡异之处就在于，其实没有一种成功可以复制。

  （摘自《文汇报》，有删减）

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关于“浙学”与“浙东浙西学派”的理论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等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浙江文化史上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文化上将其截然隔开或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害切、互相影响。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陈确属于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则属浙西朱学。

    （摘自吴光（“浙学"的时代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

    在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对“浙学"进行较系统的植理、描述的是《宋元学案》。虽然《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在该书中十分了解朱熹对“浙学"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是大概由于自宋以后围绕“浙学”的言说环境退渐起了变化，以至在《宋元学案》里，这种语境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由先前对“浙学”的贬低、否定转而为颂扬、肯定。所以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与朱熹-致的，但是范围却更宽了一些，而且显然对“浙学"采取了同情、肯定的态度。它对“浙学”的兴起、演变及其内在的“学统”等都作了生动的解说，从而第一次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这一大的话语背景下展示了“浙学"的一个基本面貌。

    （摘自朱晓鹏《浙学刍议》，有删改）

    材料三：

    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由于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吕祖谦、陈傅良、叶适）多谈事功实学，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而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等人，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金履祥等人，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王阳明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辩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救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摘自王锟《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有删改）

材料一：

就中国古代诗歌史而言，盛唐既是时段分期概念，也是由审美特质、体制艺术、代表作家等共同构成的诗学型范的概念。特别是经过宋元明清论者的阐发，盛唐逐渐凸显为诗歌史的黄金时代，盛唐之“盛”也具有了诗史价值判断的含义。

作为分期概念的盛唐，由严羽《沧浪诗话》较早提出，至明代高棅基本论定。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又说“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可知他心中的盛唐主要指开元、天宝诗坛。此后学者言及盛唐，基本重在开元、天宝，只是对盛唐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稍有出入。特别是对于开元以前的陈子昂，天宝以后活跃的韦应物、刘长卿等，以及杜甫在天宝末年至大历时期的创作等，有所争议，这些创作是否应纳入盛唐时期，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到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时，详细选定开元至大历初八十六人为盛唐，更加标举开元、天宝为“盛唐之盛者”。高棅对盛唐分期的看法相对客观，也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现当代学者论定盛唐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不出高棅的结论，而对盛唐分期的歧见也主要针对的是安史之乱后至大历初的归属问题。一方面如郭预衡、余恕诚仍然主张自开元至大历前划为盛唐。另一方面，从胡适到林庚、袁行霈，都主要把开元、天宝作为盛唐，并将天宝末至大历视为盛唐诗向中唐诗的过渡。后一种观点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在唐代历史上，政治社会之“盛”与诗歌创作之“盛”，这二者的时限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吻合。

盛唐诗学型范到底由哪些作家来体现，这是一个关键的论题。历代学者对盛唐诗歌典范的总结，实际也是基于他们对盛唐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认识。严羽推崇李白、杜甫，同时又称赏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我们今天一般说到盛唐诗人，首先就离不开这六家，其代表性和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历来论者都认可杜甫为盛唐诗人，但又对杜诗超出唐诗主流风格的特质颇有体会，于是产生了对于盛唐之“正体”和“变体”的探讨。严羽已经注意到“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王世在《艺圃撷余》中进一步论及杜诗多有“变态”之处，说：“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可见，杜甫在盛唐主流风格之外，又具备独造之变体，这一现象历来就是古人所关心的问题。就杜甫的“不离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概念的丰富性、包容性；就杜甫的“超出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艺术规范的限度所在。于是，如何在唐诗史上安放杜甫的位置并评价杜甫前后期的创作，也成为探讨盛唐概念之时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黄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盛唐概念》）

材料二：

杜甫一生，有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天盛世”中度过的，但绝大多数杜诗尤其是代表作，又是在755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十五年里所创作的。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杜诗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乱世经历，而与“开天盛世”无关。实际上，一部杜诗，始终贯注着“盛唐气象”，杜甫安史之乱以后的伟大创作，既根本得益于“盛唐气象”的深远影响，更代表诗歌史上“盛唐气象”在李白之后的另一座高峰。

杜甫完整经历了“开天盛世”。尚在童稚时期，就领略到通都大邑的繁华；青年漫游，进一步饱览祖国山河的壮美；三十五岁后，他既与李白、高适等本朝第一流诗人过从，更得到从最高君主到各界名流的称扬。“忆昔开元全盛日”，这种盛世经历，是支撑杜诗取得巨大成就的生活基础。

杜甫也有高度的自信，他年轻时说自己：“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晚年还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回忆，可见其自信的持久。

现存杜甫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虽少，但已充分体现出“盛唐气象”。他年轻时的《望岳》不仅写出泰山的雄伟，尤其反映出一个盛世青年诗人的壮心豪气。杜甫天宝中期进入长安求仕，诗中感慨个人遭遇、批判政治黑暗的内容增多了，但对于自己身为盛唐诗人胸襟气魄的书写，仍然激越震撼。《醉时歌》写自己和友人郑虔的病饮高歌，特别是“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的结尾，同样可见追步李白的盛唐精神。《兵车行》《丽人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诗，虽以忧念时局为内容，但亦可见“盛唐气象”。

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弃官，踏上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前途。但越是艰难苦恨，杜甫越是斗志昂扬。逗留秦州、同谷期间的有关名作，首先表现出“盛唐气象”的风神延续。杜甫经停秦州、同州时，安史之乱仍在迁延，而西疆又开始不稳。杜甫尤其在诗中表达其激扬的战斗意志。

唐代宗大历三年春，杜甫出峡，在流离老病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人生近暮，但杜甫仍关切四方十年的纷纷杀气，更愁望云山邈远的直北长安。杜甫太看重他生长于斯的盛唐时代，除了与其同生共死，几乎别无选择。他的《江汉》依旧有报效国家的盛唐壮心。

杜甫从来都是盛唐诗人，杜诗始终属于“盛唐气象”。中国诗史中的“盛唐气象”，伴随杜甫的永别，才真正走向终点。

（摘编自王树森《杜甫与盛唐气象论纲》）

材料一：

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是构建航天运输体系后的地外资源聚散区、中转站，也是人类走向更远深空的“跳板”，探索开发更加广袤的地月空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20世纪以来，世界主要航天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纷纷制定了地月空间发展战略和任务规划。去年以来，俄罗斯、印度、美国、日本等陆续实施6次月球着陆探测任务，传统强国与新兴国家扎堆月球南极地区。特别是美国，正充分调动政府、国际伙伴、商业航天等力量，全力推进“阿尔忒弥斯”计划，试图重返月球，巩固其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

积极探索地月空间，对牵引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战略意义，将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能。对我国而言，从基础条件和研发能力角度来看，有望在月球资源利用层面实现创新发展和国际引领，提升我国在航天领域的国际地位。同时，月球资源领域有望创造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引领我国在空间科学前沿探索和基础性研究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选自《地月空间：宇宙“蓝海”资源“富矿”·战略意义前景广阔》有删减）

材料二：

资源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与山脉河流、土地矿藏等地球资源相比，月球资源有不同于地球资源的特性。

学界一般将月球资源大致归结为物质资源、位置资源和环境资源三类。有形的物质资源包括月球矿产资源、水冰资源、挥发分资源和月壤资源等，可就地取材用于直接支撑月球探测活动、月面工程建造等。无形的位置资源来自月球天然特有的位置，比如在月球布放的天文观测设备，可以开展地球及近地轨道无法展开的大型科学探测活动。环境资源，则是指可利用月球高真空、低重力、大温差等天然环境，支持地球环境难以完成的高精尖科学试验、工程制造等。

当前，世界主要航天国家正在对月球水冰、关键矿产资源的赋存状态、分布规律等进行详查，并开展月球水冰提取利用、矿产资源冶炼、原位制造与建造等技术验证，探索实现规模化物资制备和月面原位建造。例如，科学家发现月球具有丰富的氦-3（一种理想的核聚变燃料）、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对缓解全球能源危机、服务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关键技术的攻关突破和设备研制，辅助以机器人月球开采、转运和低成本月地运返，将拉动重型火箭、空间采矿、月地返回、人工智能等技术产业群的创新发展。

除月球自身资源以外，地月空间范围的频率、轨道、能源以及天地交通资源等，都蕴含着再度深刻改变地球生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妨把全球关注的重型运载火箭比喻为星际“帆船”，通信导航遥感网络体系类似于“指南针”，可以想象，在地月空间广袤的“星辰大海”中，蕴藏着多少未知的资源！

认识地月空间资源的广泛性，需要我们打破思维惯性——月球探测并不只为形成空间移民的能力，地月空间作为人类基于现有科技水平可望而又可即的空间，是我们理解宇宙、试验新技术、驶向星辰大海的“演习场”，为人类打开地理空间“天窗”，能立足长远，解决地球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等制约性问题，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选自《地月空间：宇宙“蓝海”资源“富矿”·资源利用潜力无限》有删减）

材料三：

随着网络深度融合、信息无缝传输，地月产业联动发展形成经济生态将从科幻走进现实。颠覆性技术有潜力改变行业规则和发展业态，必将引发新一轮航天变革以至人类生产生活巨变。

在天地交通方面，美国已成功研制可重复使用大推力火箭，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缩短发射周期，使大规模、低成本进出地月空间成为可能。我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亚洲最大推力700吨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台试车成功并正式投入工程应用；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飞行276天后成功着陆，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发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火箭，以低成本的液氧甲烷为燃料，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可以期待，天地交通成本的下降，将催生颠覆性技术成果的井喷式增长。

在月球探测和地月空间探索方面，我国早有系统规划。20年来，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标。2019年，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全人类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2020年，嫦娥五号实现中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嫦娥六号即将实现全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为认识、开发月球资源奠定坚实的基础。嫦娥七号将着陆月球南极，进行科学探测并寻找水冰。嫦娥八号也计划着陆月球南极，除了继续进行科学探测试验以外，还要进行一些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与嫦娥七号一起组成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而月球独特的环境，也让人们看到更多应用的可能。比如，出于能源价格与散热考虑，大规模数据中心正在向低电价、低温度地区迁移布局，但我们对算力的需求仍在持续高速增长。那么，能不能将数据中心建在月球？月球有零成本极低温环境，且太阳能资源丰富。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月球超低温储能、太阳能电池原位制造、大规模量子数据传输等技术的突破，那么，在月球建设太阳能数据中心，将是很好的解决办法。

月球资源的有序开发与高效利用，是撬动国际月球科研站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杠杆，颠

覆性技术助力打造地月经济圈，形成先进技术探索未知领域、战略资源赋能经济循环的发展新模式。

（选自《地月空间：宇宙“蓝海”资源“富矿”·颠覆性技术助力梦想成真》有删减）

材料一：

古代小说因地位卑下，作者常攀附经史等强势文体以自高，并在小说中谈文论艺，以示博学，提高小说的品位，因此，小说中蕴藏着丰沛的文论资源，值得挖掘和利用。钱锺书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可惜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谈文论艺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诗文曲赋、小说戏曲、书画篆刻等无不应有尽有，或由作者直接介入发表，或借小说中的人物代言，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论和艺术两个方面。

文艺理论价值可从三个方面去认识：其一，发表创作观点。如小说的虚实问题，吴娥川主人《生花梦》第一回中说：（小说）“然不必尽实，亦不必尽虚。虚而胜实，则流于荒唐；实而胜虚，则失于粘滞。”认为小说创作应该合理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度”。《海游记》第一回卷首诗云：“说部从来总不真，平空结撰费精神。入情入理般般像，闲是闲非事事新。”明确说“不真”就是小说的本质，只要描写“入情入理”，就自然新颖有趣。

其二，品评作家作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但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斥责“历来野史”和才子佳人小说内容“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千部共出一套”；又指出“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宣称《石头记》乃“实录其事”。徐述夔《快士传》第一回中则分别指出当时佳人才子、神仙鬼怪等小说有“套语”“虚谈”“太腐”“太俗”“太杂”等缺陷。这些评论都目光犀利，首次揭示才子佳人小说程式化形成的深层原因，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学人所取资。

其三，传述创作技巧。如《儒林外史》中多次论及八股技法，马二先生称“（八股）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从时代背景而言，八股是士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必须全力以赴，无暇顾及其他。《玉娇梨》中杨御史说：“诗词一道，固是文雅，文人所不可少，然最于举业有妨，必功成名就，乃可游心寄兴。”所以，站在当时的角度，马二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顾炎武亦称明代士子除八股外，“他书一切不观”，北人能诗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

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谈文论艺描写的艺术功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将理论价值与文学功能完美结合的，《红楼梦》堪称典范。如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黛玉称自己喜欢山水诗人，主张写诗不必有太多的束缚，立意最为要紧，若“意趣真”，平仄可以不拘，词句不必修饰。她的文学主张与宝玉相似，宝玉创作《芙蓉女儿诔》，“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这些诗论继承明人“意趣”至上的主张，又表现了宝、黛的率真个性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儒林外史》蘧太守和鲁编修的文学观念截然相反。蘧太守教蘧公孙作诗要“吟咏性情”。而鲁编修则从小教女儿做八股，鲁小姐每日涵玩，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它”。这样，就为后来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姻不幸埋下了伏根。明末清初的很多小说都提出诗贵性情，虽是老生常谈，但置于当时的语境中，具有挑战八股和理学的进步意义。

总之，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描写，是古代文艺理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总体成就虽不能与专论比拟，但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创作经验，比一般的学者之论更切合实际，既可丰富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也可借此考察文论的传播和接受状况；而且，一般作为小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着刻画人物性格等艺术功能。因而值得学界关注。

（摘编自万晴川《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

材料二：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那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的好呢？这时月光照的满地的亮，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北边，北斗七星，开阳摇光，像几个淡白点子一样，还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边上面，构在上，魁在下。心里想道：“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闷闷的回到店里，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闲着无事，到城里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几家铺面，其余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个荒凉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也不甚诧异。回到房中，打开书筐，随手取本书看，却好拿着一本《八代诗选》，记得是在省城里替一个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当谢仪的，省城里忙，未得细看，随手就收在书箱子里了，趁今天无事，何妨仔细看他一遍？原来是二十卷书：头两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体诗，十五至十七是杂言，十八是乐章，十九是歌谣，卷二十是杂著。再把那细目翻来看看，见新体里选了谢朓二十八首，沈约十四首；古体里选了谢朓五十四首，沈约三十六首，心里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与那十二卷同取出来对着看看，实看不出新体古体的分别处来。心里又想：“这诗是王壬秋闿运选的，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的委实是好，有目共赏，何以这诗选的未惬人意呢？”既而又想：“沈归愚选的《古诗源》，将那歌谣与诗混杂一起，也是大病；王渔洋《古诗选》，亦不能有当人意；算来还是张翰风的《古诗录》差强人意。莫管他怎样呢，且把古人的吟咏消遣闲愁罢了。”

（摘编自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