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材料一：
《狂人日记》是鲁迅首次将“拿来主义”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中并取得完全成功的代表作品。作为兼取中外文学精华而独创的艺术结晶，它体现了“拿来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及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折射出独具的特色。
首先，《狂人日记》是借鉴外国特别是俄国文学写成的。它吸收俄国诸作家之长，但取法果戈理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中国和俄国都在封建专制之下，人民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和革命要求，而取法于果戈理这位现实主义大师，来表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忧愤”和反抗，尤为适合。鲁迅曾说，自己写这篇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是鲁迅善于博采众长的一个绝好的注脚，也是他的谦逊之词。
诚然，《狂人日记》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读者尤应看到，鲁迅不只善于“拿来”，更贵在独创。只要把两篇《狂人日记》稍加比较，便可见其一斑。
果戈理以二十则狂人日记，写一个主张“国不可一日无君”、看不起下等人、一心想往上爬的“九品文官”，由于职衔低微，没有权力去爱他的司长的女儿莎菲，因而忧郁发狂。鲁迅则是写一个备受封建桎梏折磨的“迫害狂”，他把诊脉的医生当成是化了装来摸肥瘦的刽子手，把围观的人看作是吃他的团伙。他看透了吃人的社会，识破了吃人的方法，并顽强地进行揭露和斗争，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是日记，鲁迅却以代狂人整理日记供医家研究为序，写得煞有介事，铺厚垫实，出手不凡。尤为可贵者，借助这种日记体和截取生活横断面的写法，一举突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的章回体和从头至尾慢慢道来的写法，因而更适于表现风雷激荡的“五四”时代风貌和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其“格式的特别”，不但为时人所欢迎，即在今天来看也是新颖脱俗的，仅此亦堪称现代文学的开山奠基之作。鲁迅运用所学医学知识，把狂人的错觉、幻觉、病态心理刻画得更显细腻、真切、合理，貌似多疑而思想敏锐，语言荒唐却多含哲理，一再预言“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道出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于弥天大夜中追求光明，敢于反抗，借以塑造了一个清醒的、彻底的、英勇无畏的反封建战士的典型形象。恰如鲁迅自评：“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社会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因此，它作为“五四”反封建的第一声号炮，震撼中外文坛。取法外国而有中国式的独创，体现了鲁迅指出的一条重要途径：“采用外国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 ”
鲁迅还同时指出：“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正是这样实践的。考诸狂人形象，并不始于外国，其渊源却在中国。早在唐代，大诗人李白就以其狂放的歌喉，唱出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千古佳句，这狂人最早嘲笑的也正是礼教之鼻祖孔丘；那上下求索、感而为骚的三闾大夫屈原，也正是一个“楚狂人”；近代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曾被称为“狂人”；而鲁迅却又是被称为狂人的章太炎的学生，狂人门下自有狂人弟子。且鲁迅自谓：“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言下大有以狂人自我安慰之意。就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狂人形象仿效于果戈理，毋宁说是鲁迅把中华民族历代愤世嫉俗、敢于反抗、勇于改革的“狂人”择取过来加以典型化的产物，进而不妨说是鲁迅本人的写照。同时我们还可以窥见，作品所透射出的辛辣讽刺的锋芒，是对《儒林外史》笔法的发扬光大；清峻、通脱的韵致，则是对魏晋风骨的升华；那严谨的章法，酣畅的行文，洗练的语言，白描的技巧等等，也无不受益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滋养。
(选自张宗田《从〈狂人日记〉看“拿来主义”》)
材料二：
日本人善于“境外学习”，是实行“拿来主义”的典范。日本人对“三国”的感情和研究并不亚于中国人，三国文化在日本有着深厚的积淀。现代日本翻译三国作品的第一人吉川英治略去冗长的战斗描写，采用“七实三虚”的办法，对原作进行文字修改加工，以迎合日本读者的口味，并将人物加以日本化，获得了很高评价。日本人不仅重视“三国”的学术性研究，更重其实用性研究。与中国的实用性研究多为政治服务不同，日本的三国实用性研究主要由企业界人士参与，带有鲜明的活学活用的研究色彩。许多大公司把《三国志》列为“领导者必读书”，并将孔明兵法作为管理原则。
日本的“三国迷”遍布全国，他们自发组织的“三国迷俱乐部”就有上百个。在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消化上，不仅仅是大搞“人海战术”，更多时候是集中优势兵力，发挥后天优势。日本人对质量有着无止尽的追求，特别善于“吐故纳新”，以《三国演义》的译本、刻本和改写本为例，这当中有节译本，有全译本，有的配以绘画，有的以现代小说笔调重新改写，既有面对一般读者的，还有专以少儿为读者对象的。
(选自王运涛《论〈三国演义〉日本传播的文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