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人流行词语探微

    在近几年的流行新词语中，反映社会多元人群的新词语逐渐增多，其在语言结构、语义表达、产生机制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表人流行新词语是流行新词语中的一个小类，表示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一类人，具有鲜明的类指化特征。如“高考移民、宅男”等。此外，表人流行新词语具有信息浓缩化的特点，用一个词就能表达一般要用几个词、一句话甚至几句话才能表达的语义，更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也便于人们记忆。例如，“高富帅”“～控”等。

    从语言结构特征看，表人流行新词语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成群”的方式出现，形成一个个表人流行新词语词群。例如，～族（蚁族、裸婚族、啃老族），～控（微博控、网购控）等。每一个词群，都可归纳为一个构词模式。另一类则以单个词语的形式出现，如“草根”“土豪”等，与第一类词相比，该类流行词语数量较少。从表达色彩看，大部分表人流行新词语的感情色彩浓厚，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时尚感。很多表人新词语之所以能够流行，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极富表达的感情色彩，如讽刺、戏谑等，不一而足。

    表人流行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多种多样。“闺蜜”是通过简称（闺中密友）及谐音（闺密）两种方式创造出来的，“草根”和“炮灰”是通过借喻产生的“旧词新义”，“粉丝”是音译外来词，并和汉语已有词偶合。在表人流行新词语中，有两种词语衍生方式非常突出，即词语模造词和借用外来词。

    李宇明先生曾指出，当前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就像是造词模子一样，称之为“词语模”。词语模能批量生产新词语，并使其所生产的新词语形成词族。上文所列举的每一个表人流行词语词群，都是由相应的词语模衍生出来的。词语模造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类推过程，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汉语创造新词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利用汉语中现有的构词材料和规则创造新词，二是借用外来词。在解决有限的词汇与众多新事物、新概念之间的矛盾时，借用外来词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近年日本动漫、游戏等在中国的流行，不少日语中的表人新词语也随之进入汉语。如“正太”“达人” 等皆来自日语，词语模“～控”最早也源于日语。当然，汉语在引入这些外来词时，会根据汉语词的构造、表义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表人新词语的流行与当前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信息数量日益膨胀、传播手段不断更新的当下，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们的趋同、从众以及追求新异的心理。例如，当“剩男”“剩女”得到了大众的接受和广泛传播后，只要社会中出现具有某些类似特征的人时，人们就倾向借“～男（女）”这一形式来表达。人们对新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有着极强的心理需求，倾向于不断创造新形式或新意义的词语来满足语言交际日益精细化的需求。如“女汉子”“伪娘”等。从表面上看，这种求新求异与求同从众心理是矛盾的，其实这正是人们语言文化心理复杂性的独特体现。一方面，当人们认同某些新词语时，就会尽力模仿，达到趋同；另一方面，为了追逐新潮时尚，人们会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尽力求新、求异。

    表人流行新词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类词语在快速发展中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性，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哪些词语能够继续使用下去，哪些应当被淘汰，除了有赖于语言发展规律和交际实际需要之外，也需要大众传媒等社会力量加以理性引导。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地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汉字的魅力优于拼音文字

    说到汉字，不能不提及世界文明史。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等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产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国人对此是充满自豪感的，无论是对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

    但是，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缺陷，如撰文用字多、字型复杂、难记、难读，在过去几十年中，汉字的未来与发展前景便广受汉字文化圈中一些国家的关注和议论。但肯定的一点是，要想准确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必须仔细回顾和耐心审视汉字所走过的历程。写于1988年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引进出版，该书作者阿辻哲次以“事典”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了简洁却明晰的梳理和叙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汉字发展史，从前印刷时代的汉字书写工具材料史到汉字印刷的发展史……意在为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人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让那些对汉字有成见的人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悠久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

    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发展的，从甲骨文、青铜器文字、篆体字，到隶、行、楷，没有文化断层。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图形文字，以物的图形为基础而形成文字，例如“山”、“川”、“日”、“月”等。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也都跨越广阔的版图，从中国中原，传播到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如朝鲜的自创文字“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跟日本称汉字为“真名”，称自创的文字为“假名”相同，都是出于对汉字的尊崇。

    但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世界潮流曾缩小了“汉字文化圈”，就连毛泽东、鲁迅等也曾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汉字终将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个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并于1991年11月和1994年9月在汉城（今为“首尔”）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

    现在，世界潮流不仅在扩大“汉字文化圈”，还在促使汉字为创造21世纪人类的高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图说汉字的历史》带给汉字文化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让读者明白，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根基，而且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思的最佳媒介。透过汉字，不用语音也能达到彼此理解、彼此认同和彼此融合。

    传统礼制因其长期附着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上，必然具有种种封建之质核，然而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对于个人来说，礼及礼制是立身处世的一套准则；对于群体来说，礼和礼制又是人际交往的文明规则；扩而大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礼和礼制则是为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制度而设计的。因此，礼制中必定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这种经验与智慧的深厚积累之核心，就是一个“仁”字。

    《礼记》载：“礼者，理也。”即统治者以“礼”来治事理政，也就是以“理”来治事理政。在儒家理念中，政治上最大的“理”就是要施行德治主义的“仁”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即在仁政中，德与礼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在孔子看来，仁政有诸种具体表现，国家在施政过程中必须具备。仁政的具体表现有五项特质：“恭”“宽”“信”“敏”“惠”，概而言之，便是庄重、宽容、诚信、勤勉及惠人。这些准则亦是各种具体而微的礼制规范由以制定和实施的内在理念。因而仁、礼关系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礼”为“仁”之用，“仁”为“礼”之体；或者说“礼”为“仁”之流，“仁”为“礼”之源。

    “仁”的原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最古老的政书《尚书·仲虺之诰》有“仁，爱也”语，《诗经·郑风·叔于田》有“洵美且仁”语，是指民风。《左传·襄公九年》有“体仁足以长人”语，仁者爱人，施仁政可以发展人的才能。这些理念原本是先秦族群社会普遍存在的血缘亲情关系的天然反映，同样具有历史正当性。在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小共同体中，由长者（族长）主导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父权和父责相统一，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君仁、臣忠”。显然，这是一种对君臣父子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初含义是：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各安其位，各行其责。所以，从原生儒家的君权、父权中推不出后世“三纲五常”中绝对专制的理念来。恰恰相反，原生儒家的观念是“圣道”高于君命，儒士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所以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民本思想，荀子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犬行也”的道德原则。

    从血缘亲情中生长出来的仁爱观念，再外推一步，即是“忠恕之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根据曾子的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的正解就是“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其反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基本精神都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就是孟子所说：“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此孟子推出“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将此作为“仁”之“四端”。孟子所言，实质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故可简称为“人性”，也就是“仁”的具体表现。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节选自葛金芳《中华礼制内在凝聚力的学理资源和现实挑战》有删减）

    香港，因其在亚洲的区位优势、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等便利条件，以及广泛的藏家群体，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前沿阵地。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典亚艺博等艺博会，作为汇集全球艺术品的重要平台，不仅对香港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带动能力，其新的发展模式对内地的艺博会也产生着影响。

    当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艺术品的欣赏和消费，正在从盲目型转向知识型。相应地，艺博会在战略上，不再仅仅是汇聚艺术品的展出方．而是希望与公众形成互动——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以提升大众的鉴赏品位，既服务于社会，也培养了艺术爱好者和未来的藏家群体。正是基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迫切需求，几年前，香港的艺博会，开始尝试借鉴博物馆在社会公共教育方面的做法，以更严谨、更科学的艺术品管理、研究、展示设计和艺术教育模式，搭建起一个新的全天候与全球性艺术品展示平台：一方面服务于世界各地的观众，另一方面成为东西方艺术沟通的桥梁。

    事实上，与拍卖会相比，艺博会更能反映基础市场的成熟度、健康度和活跃度。而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实现了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观众、收藏家、艺术代理人之间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良性交流与互动。一是吸引成熟的艺术收藏机构不断加盟。例如，一些具有百年收藏历史的欧洲画廊，携带珍品参与展览，毕沙罗、莫奈、罗丹、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成为展会上的“常客”。它们与古董文物，共同提升了艺博会展品的级别，也为大众呈现了更加丰富的艺术空间。二是策展人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推高了艺博会的学术标准。如今的艺博会，在展示艺术品的同时，常设有一系列学术性的研讨和讲座活动，特别是国外著名艺术博物馆馆长、专家、艺术家、策展人等权威人士主讲的讲座及研讨会，让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了解国际艺事。这正是艺博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此同时，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还体现为学术标准的确立。对画廊的入展资格，香港的艺博会实行了严格审查。香港的艺博会，正努力通过这些高规格、高品质的展事活动，成为亚洲最具权威性的艺术平台。香港有的艺博会还与香港的各大博物馆、大学等专业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艺博会的部分收益，也会拨捐给大学的艺术系，以支持本地学生参与海外艺术博物馆及艺术机构组织的培训和实习活动，从而培育香港新时代的艺术家、学者、博物馆和艺术管理专才，以推动本地博物馆事业和艺博会等艺术展事的多样性建设。

    与博物馆机构本质上的不同，当下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更多是形式上的转变与提升，但作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艺博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为艺术的普及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作为艺术品一级市场的风向标，艺博会不单单是一个商业平台，更有义务构建健康的艺术市场环境。对于当下艺博会的健康发展，香港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不失为一个路径选择。

                      （摘编自顾跃《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