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　　恼

契诃夫

      ——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 

     暮色晦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周身白色，像个幽灵。他坐赶车的座位上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

     “车夫，到维堡区去！”姚纳听见有人喊车，“车夫！”

     姚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的睫毛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军人坐上了车。

     车夫嘬起嘴唇，对那匹马发出“啧”的一响，这是叫马往前走的表示。在车座上微微挺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扬起鞭子。那     小母马也伸出脖子，弯一弯像棍子一样笔直的腿，迟迟疑疑地走动了……

     姚纳回头瞧着他的乘客，张开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可是喉咙里没吐出一个字来，只是哼了一声。

     “什么？”军人问。

     姚纳咧开苦笑的嘴，嗓子里用一下劲，这才干哑地说出来：

     “老爷，我的……嗯……我的儿子在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害什么病死的？”

     姚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谁说得清呢？多半是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上帝的意旨哟。”

车夫又伸出脖子，微微挺起身子，笨重而优雅地挥动他的鞭子。他有好几回转过身去看军官，可是军官闭着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姚纳把车赶到维堡区，让乘客下车，再把车子赶到一个饭馆的左近停下来，坐在车座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马涂得挺白。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三个青年沿着人行道走过来，两个又高又瘦，一个挺矮，驼背；他们互相谩骂，他们的雨鞋踩出一片响声。

     “车夫，上巡警桥去！”驼背用破锣似的声音喊道，“我们三个人……二十个戈比！”

姚纳抖动缰绳，把嘴唇嘬得啧啧的响。二十个戈比是不公道的，可是他顾不得讲价了。现在，一个卢布也好，五个戈比也好，在他全是一样，只要有人坐车就行……青年们互相推挤着，骂着下流话，拥上车，三个人想一齐坐下来。这就有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哪两个坐着？该哪一个站着呢？经过很久的吵骂、变卦、责难，他们总算得出了结论：该驼背站着，因为他顶矮。

     “好啦，赶车吧！”驼背站稳，用破锣样的声音说，他的呼吸吹着姚纳的后脑壳。

姚纳不住地回头看他们。等到他们的谈话有了一个短短的停顿，他又回过头去，叽叽咕咕地说：“这个星期我……嗯……我的儿子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背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算了，赶车吧！赶车吧！诸位先生啊，车子照这么爬，我简直受不得啦！什么时候他才会把我们拉到啊？”

     “那么，你给他一点小小的鼓励也好……给他一个脖儿拐！”

于是姚纳，与其说是觉得，不如说是听见脖子后面拍的一响。

     “嘻嘻！……”他笑，“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求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结过婚没有？”一个高个子问。

     “我？嘻嘻！……好有兴致的老爷！现在我那个老婆成了烂泥地……嘻嘻嘻！……那就是，在坟里头啦！这会儿，我儿子也死了，我却活着……真是怪     事，死神认错了门啦……它没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姚纳回转身去，想说一说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是这当儿驼背轻松地吁一口气，说是谢天谢地，他们总算到了。姚纳收下二十个戈比，对着那几个玩乐的客人的后影瞧了好半天，他们走进一个漆黑的门口，不见了。他又孤单了，寂静又向他侵袭过来……苦恼，刚淡忘了不久，现在又回来了，更为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纳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大街两边川流不息的人群：难道在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连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都找不到吗？人群匆匆地来去，没人理会他和他的苦恼……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纳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话，那苦恼仿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没人看见。那份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哪怕在大白天举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

     “回大车店里去！”他想，“回大车店里去！”

他那小母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头似的，踩着小快步跑起来。过了一个半钟头，姚纳已经坐在一个又大又脏的火炉旁边了。“其实我连买燕麦②的钱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爬起来，睡意朦胧地嗽了嗽喉咙，走到水桶那儿去。

     “想喝水啦？”姚纳问他。

     “是啊，想喝水！”

     “那就喝吧。……喝点水，身体好……可是，老弟，我的儿子死啦……听见没有？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的……真是怪事！”姚纳看一看他的话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什么影响也没看见。那年轻小伙子已经盖上被子蒙着头，睡着了。老头儿叹口气，搔搔自己的身子……如同那青年想喝水似的，他想说话。他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跟别人好好地谈过这件事……

     “出去看看马吧，”姚纳想，“有的是工夫睡觉……总归睡得够的，不用担心……”

他穿上大衣，走进马棚，他的马在那儿站着。“你在嚼草吗？”姚纳问他的马，看见它亮晶晶的眼睛。“好的，嚼吧，嚼吧……我们挣的钱既然不够吃燕麦，那就吃干草吧……对了……我呢，岁数大了，赶车不行啦……应当由我儿子来赶车才对，不该由我来赶了……他可是个地道的马车夫……要是他活着才好……”姚纳沉默一会儿，接着说：“是这么回事，小母马……库司玛·姚尼奇下世了……他一下子就无缘无故死了……哪，打个比方，你生了个小崽子，你就是那小崽子的亲妈了……突然间，比方说，那小崽子跟你告别，死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小母马嚼着干草，听着，闻闻主人的手……

姚纳讲得有了劲，就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

（本文有删改）

注：出自基督教经书《旧约》。②马的精饲料。

北京的“大”与“深”

    以外地人前后居京近二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北京的大。每次出差回来，无论出北京站奔长安街，还是乘车过机场路，都会顿觉呼吸顺畅。“顺畅”本应是空间印象，却由复杂的文化感受作了底子。日本鹤见祐辅有一篇《北京的魅力》，其中说，若是旅行者于“看过雄浑的都市和皇城之后”，去“凝视那生息于此的几百万北京人的生活与感情”，会由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人所难以企及的‘大’和‘深’在”。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吧，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元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

    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大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还说“太行一脉走温婉，养养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名“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幕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

    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表述其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 ， 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一声浏亮^①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口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注】①浏亮：明朗清晰。

刁爷

许福元

    刁爷其实不姓刁，只是以其舌头“刁”而出名，他的舌头是如何“刁”的呢？

    李乡长家娶儿媳妇，请来了鼎鼎大名的王师傅，号称厨子王，领衔做莱。又请来刁爷，担任厨师水平的评委主任。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厨子王心里直打小鼓，小声问知客：“刁爷有何反应？”知客向厨子王附耳说道：“每道菜，刁爷都尝了，不过还没吱声。”

    厨子王还是有点儿不放心，对知客说：“烦你问问刁爷，是不是可以上汤了？”

    知客来到刁爷面前说：“刁爷，能上汤了吗？”

    刁爷只吐出两个字：“上吧。”

    厨子王闻听大喜，忙让“油盘”上汤。

    知客手中高举着东家赏的红包，边走边喊：“东家赏厨子汤钱，一千块！”

    厨子王手拿红包，来到刁爷的酒桌前致谢：“谢谢，谢谢。”又言辞恳切地对刁爷一桌人说：“刁爷，您务必再点几个菜，我再给您上四个飞碟。”

    刁爷见厨子王诚心实意，便点了平平常常的四个菜：拍黄瓜、炒绿豆芽、香椿摊黄菜、熟扒五花离骨肉。

    一盘拍黄瓜端上来，积青叠翠。厨子王忙请刁爷：“您老尝尝。”

    刁爷只拿眼睛一瞄，说：“拍黄瓜讲究放葱、姜、蒜，你放对了吗？”

    “放了放了，都放了，您看——”厨子王忙指着那盘拍黄瓜。刁爷这时沉下脸：“我说的是葱、姜、蒜的形和量，葱要葱花，姜要姜丝，蒜要蒜泥。至于量呢，葱是四成，姜是一成，蒜是五成。你看看你这盘，成何比例？”

    厨子王的脸一下子像红布一样，赶紧指着那盘炒绿豆芽：“您老尝尝这盘。”

    刁爷这时一笑，一摆手，说：“我不用尝。这个炒绿豆芽，是先放的醋，对不？先放的醋，就先闻到‘醋味，如果后放的醋，只有吃到嘴里才有醋味。再说，炒锅你用的是薄铁锅，应该用厚铁锅。用厚铁锅炒，小灶子火上再泼一勺子油，叫爆炒，这样炒出的绿豆芽没有生豆浆味，还站得住条。”说毕，刁爷又找补一句：“你看，这盘绿豆芽倒针了吧，一吃，准熟腾味儿，不会是脆生生的。”

    刁爷的一番话，把大伙儿都说愣了。厨子王也服了，忙说：“您再尝尝这盘香椿摊鸡蛋：”“你呀你呀！”刁爷马上给厨子王纠正，“这是外行话，那叫摊黄菜！”刁爷手一指，“你用的不是香椿，是菜椿，这要是香椿，打鼻儿香，一丈以外就能闻出来。”

    最后，刁爷点评那盘熟扒五花离骨肉：“这盘五花肉，是用刀从骨头上剔下来的。这道菜的规矩是用木槌。一点儿一点儿砸下来。”

    这回，厨子王真是彻底地心服口服，心里那点儿傲气，一下子荡然无存，才知道自己学的那点儿手艺，不过九牛一毛。试想，刁爷还没用到舌头，已经是入木三分，要是他把那二十四道菜一一点评，自己脸面更要丢尽。人啊，真别小看了他人，世上有高人呀有高人！想到此，厨子王忙从兜里掏出那一千元红包，交到知客手上：“这场酒席，我们确实没有做好，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刁爷却从知客手中拿过红包，转手按在厨子王手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辛辛苦苦，烟熏火燎，这是东家一点儿心意。你们的大路菜，做得不错。我只是挑你们飞碟的毛病，也不一定都对。”

    厨子王知道刁爷在替他们打圆场，便动情地说：“您看，原来我等只是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算有幸当面领教了。我们虽非亲友。但您是老前辈，请受晚生一拜。”刁爷忙托住了厨子王的手臂：“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咱人不亲，刀把还亲呢！你我都是厨子，同行不能成冤家，要互相抬着走。”

（有删改）

材料一：

    苏绣起源于何时?由于文献与实物资料的限制，现在尚难断言。刺绣是在织物上进行再加工的手工艺品。工艺美术界一般认为刺绣的出现略迟于纺织的出现，是随着缝纫而产生，发展的。从20世纪50年代吴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织物与骨针等实物来看，早在上古时期吴地就可能有刺绣了。关于苏绣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正谏》中关于吴人迎送外交使节排场的记述：“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装者，有锦衣而狐裘者。”晋平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57年至公元前532年，可见早在2500年前，吴地“断发文身”的习俗就已被披锦饰绣的衣服所代替。《吴越春秋·夫差传》中也有记载：“吴王临欲伏剑，顾谓左右曰，吾生既惭，死亦愧矣……死必连繴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愿复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这也可说明吴地早期刺绣是以绣衣，绣帕等重实用的绣品为主的。从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是吴地苏绣的初创时期。

    （摘编自孙佩兰《吴地苏绣》）

    材料二：

    苏绣讲求“顺”，强调丝理对表达物体凹凸转折、阴阳向背的重要作用。任何事物都有丝理，若对此缺乏正确认知，很难使绣品获得应有的艺术效果。但关于这一问题，前人没有文字记录，全靠今人在实践中摸索。一个偶然的机会，苏绣艺术大师李娥媖发现一朵在墙角含苞待放的深红色月季花，她由花叶上放射形的纤维组织，特别是合抱形花瓣的姿态，联想到刺绣的丝理，顿生灵感，后在艺术实践中逐步总结出丝理规律，即刺绣丝理必须与植物纤维组织及动物毛丝生长方向一致，并随它们姿态的不同和变化灵活运用。如绣花卉，宜用散套针。该针法线条组织灵活，丝理转折自如，可使镶色、接色和顺，适宜表现花卉娇艳多姿、五彩缤纷的特点。又如绣猫，宜用施针，因为施针的线条是稀铺后分批逐层施密的，线条略有交叉，适合表现小猫遍身柔和松软的茸毛。乱针则以似乱非乱的线交叉掺和绣面，使作品生动逼真。按丝理规律刺绣，可使花儿迎风争艳，金鱼游姿优美，鸟儿枝头跳跃，小猫呼之欲出，其艺术效果远胜图画。这项创造性发现，成为苏绣技艺的一大特色。

    （摘编自李明《苏绣》）

    材料三：

    如今，苏绣大师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任何一种绘画效果，苏绣似乎发展到了尽头，再也变不出新花样了。姚惠芬开始思索：苏绣区别于绘画的媒介特性是什么?毫无疑问是针法，针法构成了苏绣的艺术语言。但眼下，一些传统针法尤其是衣饰上使用的实用针法，正被人们渐渐淡忘。于是，姚惠芬决心回到更早的传统里，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她从刚开始的别扭、不习惯到最后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进入了自由、自觉的创作状态，能自主地决定每个局部采取何种针法。姚惠芬的《骷髅幻戏图》系列刺绣作品，亮点不在于用刺绣去模仿绘画，而在于借绘画去展现针法：每一块城砖，每一个局部，都由不同的，矛盾的针法构成。如果说过去的重点是“绣什么”，现在则变成了“怎么绣”。针法上的自觉使苏绣变得纯粹了，摆脱了形似而变得抽象了，类似于格林伯格所说的现代主义绘画对写实绘画，叙事绘画的超越，充满了对媒介特性的自我批判。由此，苏绣在向古老传统的创造性回归中，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摘编自陈岸瑛《从苏绣能否成为当代艺术谈起》）

照章办事

[德]拉里夫·维内尔

深夜，我走进车站理发店。

“非常抱歉，”理发师殷勤可亲地微笑着，“按照规定，我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反正现在你们店里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我试着提出异议，“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来个例外……”

理发师朝我这边稍稍转过脸：

“尊敬的先生，要知道现在是夜里，我们得遵守规定。一切都应照章行事。只有旅客才能在这儿刮脸、理发。”说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

于是我走到售票窗口。

“请给我一张火车票。”

“您上哪儿？”

“哪儿都行，反正对我都一样。”

“别装疯卖傻了！”

年轻的女售票员发火了。

“我一点儿也没装疯卖傻，”我平心静气地说，“您只要卖给我一张离本站最近的那一站的票就行了。”

“您指的哪一站？”

“可爱的姑娘，我已经说过了，随便哪一站都行。”

女售票员显然焦躁不安了：

“您起码应当知道要上哪儿去呀？”

“我根本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女售票员十分好奇：

“既然您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干吗买票呀？”

“我想理个发。”

砰的一声，小窗子关上。我等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玻璃。

“姑娘，”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好了，请给我买张票吧。”

她像瞅一个疯子似的打量着我。然后开始翻一本书。

“是理发店问我要车票！”我朝紧闭的小窗子喊起来。

女售票员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

“理发师要什么？”

“他要车票。他只给有车票的旅客刮脸。”我重复道。直到这时，女售票员似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好吧，卖给您一张去莱布尼茨车站的票。您付1欧元吧。”

我手里攥着买到的火车票，第二次走进理发店：

“请看，这是我的车票。现在我想刮一下脸。”

然而，理发师的头脑并不那样简单。

“您不打算乘车上路？”他问。

“可我已经给您看过这张到莱布尼茨的车票了呀，难道这还不够吗？”

“非常抱歉，”理发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如果您只是为了刮脸才买车票，那么在我们理发店您就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这儿只为有车票的乘客服务。”

我艰难地喘了一大口气。

“可是劳驾！”我大喊起来，“我只要有这张车票，就可以上莱布尼茨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乘客！”

“但是您并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理发师冷淡而有礼貌地反驳着，“这样一来，尽管您手里有车票，也不能算是乘客。因此，我劝您放弃这种打算吧！”

我只好又来到售票窗。

“姑娘，”我对女售票员说，“车票也不顶事，请给我退掉吧。

“不能退，”她遗憾地把两只手一摊。

“为什么？我还没有用它乘车旅行啊！”

“如果您是为旅行而买的车票，结果没有乘车，我可以把票钱退给您。”女售票员笑容可掬地解释，“一切都应照章办事。刚才一开始您宣称并不打算旅行，因此您就无权退票。您是不是再找一下那个理发师？要知道您是为了他才买的车票……”

“也许您能代我为这张票解释？”我又找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

“请等一下。”理发师放下手里的报纸说道，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好了，”打完电话，他说，“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总算可以了！”我高兴地喊出了声。

“……不过，不是在这儿，”理发师说，“而是在那儿——在莱布尼茨车站。”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