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我们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的“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事迹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学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温暖心窝的话语

包利民

       ①初中时，语文老师是个严厉的中年女人，姓王，那时我刚从农村转来县里中学，由于不了解这个老师，被她狠狠地批评了几次，以至于一见她就害怕，心里有了阴影。

       ②当时我写字极潦草，虽然在王老师的调教下，已经工整了许多，但是依然难以入眼。来新学校上学后，有一次交作文，我对作文还是有信心的，心想就算字写得难看些，作文的质量也能弥补不足。而且，听说王老师就要调走了，这些天上课一直有个年轻的林老师跟着听课，准备接手我们班的语文课。

       ③当我满怀希望地盼到把作文本发下来时，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却如遭了当头一棒，我的三页作文被撕掉了！王老师有这个习惯，谁的作文写得不好，都会撕掉重写。我就经历了好几次。可是没想到，自己很有信心的作文，也是这个命运。而且全班就我一个人被撕了，心情黯淡到了极点。当我把重新写的作文交上去后，过了两天，课代表把我的作文本拿了回来。我翻开一看，还好，这次没有撕。

       ④我随意翻了翻，就在作文后面看到一句鲜红的评语：“你的作文写得是班上最好的，所以我把前一篇撕下来，留着作纪念了。”那一瞬间，我心里猛然一暖，再也没有了怨恨和不满，眼睛一下子就濡湿了！我跑去办公室，却见那个一直跟着听课的林老师在那里，她说：“王老师已经走了，调到别的城市去了！”

       ⑤王老师留在我作文本上的那句话，久久地温暖着我的学生岁月，及至以后走上写作这条路，与此也有着极大的关系。只是那以后，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却再也没能见到她。

       ⑥大学毕业后我走上社会。有一年，我去了一个极偏僻遥远的大山深处的村庄，当了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在那天涯海角般的地方，面对那些纯净的笑脸和清澈的眼睛，我渐渐地爱上那里。每天，除了给孩子们上课，更多的时候，孩子们会问我山外的事，听着我有声有色的讲述，他们的眼中全闪着向往的光。

       ⑦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离开时，正是秋天，满山的树和花正绚烂得一片深情。孩子们爬上前面的那座山，然后，那个当班长的女生给了我一张叠着的纸，让我出了山再看。当我来到镇上，坐上通往县城的汽车，大山已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我打开那张纸，是一行字：舍不得老师，可不会留您，以后我们会去山外找您！二十个字，二十种笔体，我知道是班上的二十个孩子每人一个字写下的！我回望去，大山已淡成一道浅影，又在我濡湿的目光中朦胧起来。

       ⑧这几句温暖心窝的话语，都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生命里开出永不凋零的花朵。

       ⑨前年，我回到家乡的县城，在街上邂逅初中时后来教我们语文的林老师，她都已经有了白发，提起曾经给我作文本写下那句话的王老师，她却笑着说：“其实，那句话是我写的。王老师走了，我怕你对她有抱怨，我怕你因此对任何人失去信心，所以……”

       ⑩在七月的阳光下，我的眼睛刹那间又濡湿了。

                                                                                                                                                                          （选自《做人与处世》，有删改）

惟有少年心

昝圣骞

       整理书柜时，在角落里发现一旧课本，我有点好奇的想看看。伸手一拿竟感觉有点阻力，于是稍微用力把它从书柜壁上揭了下来，只听“刺啦”一阵响。

       捧在手中，我慢慢地抚摸着它的苍老，几道灰白的折痕上，模糊的“昝圣骞”三个字告诉我，这是我十岁读初中二年级时用过的语文课本。

       因为父母急盼着我成才，五岁就进了小学。但妈妈还是嫌慢，于是又跳过了四年级，最后以小学的年龄上了初中。正常学龄孩子的童年是随着小学毕业而结束的。而我的童年却一直延伸到初中。

       看着十岁时读过的课本。翻开它吧，我对自己说，去找一找童年的踪迹。

       长期被挤压在柜壁上，书页间已没了空气。很实在，也变的难以翻动。我尽量温柔地慢慢捻开相邻的两张，缓缓掀起，再轻轻放下。无声无息，全然没有翻动新书时“哗哗”的响。这一连串的动作在我看来是如此慎重与长久，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不敢用力，只想轻轻唤醒一篇篇记忆深处的文章，唤醒熟睡已久的九年前的心。一页页翻下去，仿佛是走进一片宁静的大海，波澜不惊。九年，竟让一本书也厚重了、成熟了。

       穿过了《白杨礼赞》，望见了《背影》，看到了《杨修之死》……他们都被我打上了儿时的烙印——空白处密密麻麻都是字。小小的年纪学那样的经典，只知道把老师讲的内容赶紧写下来。我那时大概属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那类学生吧，对课文大多是囫囵吞枣。只是在用一片片、一行行稚嫩而工整的文字，向老师，向父母，也向自己证明：我看过了，我学过了。这种少年苦事、少年心思，今天想来多么可爱。

       当众朗读，是那时语文课上的一大快事，务求读得抑扬顿挫，神采飞扬，不破句不倒句，以博得同学的羡慕，老师的赞许。童年就是这样一个痛快的年纪，展示自己不会被说成“出风头”。投入感情也没人认为是“做作”。我的朗读一向很好，又少年不知“差”滋味，所以在一群很“老成”的同学中，我很容易争取到读书的机会。但有多少次“眉色飞舞”的朗读，我已经不记得了。

       手里这册旧课本与案头的书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写在书中的字迹的颜色了。小时候对红颜色的字十分敬畏，全然不似现在。那个时候总认为红笔代表了正确，代表了辈分，代表了学问，是老师、父母才能用的。敬畏之余，更多是羡慕．期盼自己快点长大，这样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用红笔了。现在大了，这个愿望彻底实现了。所看之书，随手的圈画批注都是红笔，内容也都是自家之言了。自由是自由了，但反而觉得少了些什么。

       忽然想在这语文书里找找自己年少顽劣的痕迹，果然找到了，一看忍不住笑出声来。那是上课无聊时，画在页脚的一幅简笔画，简单到画中仅有的两个小人全由不规矩的圆和歪歪扭扭的线组成。我会心地向后翻去，果然连续十几页都有。一页页单独看，是看不出个所以然的；连续翻过去，人物都活了。内容是两个武林高手过招，有持流星锤的，有舞狼牙棒的，还有在远处发气功的。翻着，看着，耳边犹闻打斗声。

       在课本的方寸之地，在四十分钟里，忙里偷闲，上演一场场孩童心中最简陋的功夫戏，也算是老师眼皮底下最快活的童年了。

       想起宋人章良能的《小重山》：“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旧课本中的情景仍历历可寻，但年少时的那种情怀，却无从寻觅了。

丝路“糖史”

    ①中国人食用及制作蔗糖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发展历程同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②甘蔗原产热带，公元前传播、种植于印度及南洋地区。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就已开始种植及食用甘蔗，常见的食用方法为生啖或榨取“柘（zhè）浆”直接饮用。后来，人们也尝试对蔗浆粗加工，即以曝晒煎煮去掉蔗浆中的部分水分，制成浓度较高的“蔗饧（táng）”。“蔗饧”乃是一种稠厚的糖浆，若是进一步冷凝，可以固结为赤褐色的糖块，因其形色似石，味甜如蜜，得名“石蜜”。不过，这种粗制糖块水分含量大，极易溶解，不易运输。而在不产甘蔗的北方，人们要想品尝石蜜的滋味，就得依靠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和西域胡商。他们带来的“西极石蜜”产于西域，因经过高超的脱水处理而呈干燥的饼块状，不但易携带，易储存，而且滋味品质都优于南方粗制的蔗饧。

    ③公元661年，唐高宗命人从印度请来10位制糖专家，利用印度的“竹甑（zèng）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煞割令”。自此，天竺制糖法在中华神州落地生根，而印度的制糖技术也在新的环境、新的理念下获得富有想象力的改进与完善，为中国在世界蔗糖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④北宋时期，四川一带的匠人凭借“窨制法”，造出了一种异常细腻、净白、美味的结晶糖霜。苏轼有诗云“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庭坚也以“我舌犹能及鼻尖”的俏皮诗句，极言糖霜的美味。

    ⑤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随着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制作技术的推广，糖霜在满足南方本地用糖需求的同时尚有富余。于是，产于南方的糖霜不但乘船北上，而且也漂洋过海，向南销往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等南洋国家，甚至到达波斯、罗马等地。“中国糖”由此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⑥元朝崛起后，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一些阿拉伯制糖人来到中国，将他们较为先进的“树灰炼糖法”传授给了福州糖工，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白糖的质量。《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福州人能大量炼制“非常白的糖”。这种大规模、高效率的白糖生产，对于提升中国糖的国际竞争力、激发进一步技术革新，是很有帮助的。

    ⑦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在以往制糖技术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发明出“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精制蔗糖，其中最为雪白细腻的被称为“西洋糖”。此时中国人已凭借手工脱色技术，在世界蔗糖生产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是输出而非输入。“西洋糖”出口的目的地也较以往更多，航线距离更长，不仅包含占城、暹罗等“老主顾”，还覆盖了日本、波斯湾及欧洲多个国家。

    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的白糖与脱色技术在明代传入印度孟加拉，此后在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几种印度语言中，白糖均被称为“继尼（cī  nī）”，意为“中国的”。“继尼”与唐代的“西极石蜜”“煞割令”遥相呼应，分别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上，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外各国因蔗糖结下的缘分，以及彼此间互通有无、愿结友好的恒久心意；也见证了中国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人于蔗糖制作历程中展现出的开阔胸怀与精进精神，在古老丝路重焕新生的今天，仍可成为烛照文化传承的一盏明灯。

科学家于敏的故事拍成微电影，请你一起参与并完成相关任务。

于敏：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的印象”。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1年1月的某一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的第一反应是不解，因为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的脑海里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亡国奴的屈生活”.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国际上的战略核式器都是氩弹，氢弹的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而且核大国对氢弹技术绝对保密。对于于敏而言，不能指望有任何依靠。

    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 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当于敏的工作解密后，他的妻子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氢弹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数十年默默无闻，于敏却怡然自得。他喜欢诸葛亮，喜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将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奉为圭臬"。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遇到争论，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这份“宁静”，让于敏的身影显得更伟岸。当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敏说这是集体的功劳。当人们把“氢弹之父”的称号送给他时，他直言这种称呼不科学：    “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选自《光明日报》(节选)(2019年1月17日08版)作者：陈海波齐芳

【注释】①圭臬(guinie)：比喻把某些言论或事当成自己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