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酿王

凌鼎年

    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至少在古庙镇上，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

    黄阿二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阿二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

    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一双手。”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

    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了。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阿二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

    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经理碰了一鼻子灰，一百个想不通。有赚不赚猪头三，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

    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天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阿二病了。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

    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子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远山

张世勤

    莽莽苍苍，四面青山。孤独的牛车，远远望去像一个小黑点，在大山深处移动。

    父亲刚逝，他的心情低沉而忧郁。今天天气放晴，他该出山，但他只能一个人驾着牛车出山了。

    他和父亲在这深山里已经二十多年，习惯了每天植树、护林、砍柴、卖柴这一套步调，从未感觉到日子有丝毫的单调，现在，父亲不在了，从今天开始他得习惯一个人出山。

    山路崎岖，又是一个转弯，转过弯去就是一个长长的缓坡，然后再转弯。这条山路他早已烂熟于心，每到一处转弯，他都要提醒父亲：爹，转弯了。可他再也听不见父亲的回答，父亲的确是不在了！

    不知什么时候，车竟然停下了，停在了一个转弯处。这种情况从前还未有过，他说，咱们赶路吧，牛却仍然未动。他抚着牛，竟看到牛眼里闪着迷惘。这头牛，当年是父亲接生的，难道它还记着父亲对它的好？他也再次想起父亲，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爹，转弯了。

    没想到，这一说，牛迈开步子，熟练地转过弯去。他终于明白，牛跟他一样，都习惯了父亲坐在车上，习惯了每到转弯处的提醒，现在到了转弯处，他不说话，牛就有些慌，不知该怎么办。也许，他和牛都需要一个转弯的过程。明白过来之后，接下来的路就顺畅得多了。到转弯处，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给父亲说一声：爹，转弯了。这么喊，又像是喊牛。望着老成持重的牛，他突然觉得把它看作父辈，似乎也没什么错。父亲和牛的秉性是一样的。

    过了些日子，他再次从山外回来的时候，牛车上不再那么空荡荡的了，而是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年轻的女人穿着红红的上衣，充满着对大山的新奇。过去，出山进山，远远看去都是一个小黑点，而现在却是一抹鲜红。这抹红，在青山绿水之间，想掩映都掩映不住。

    年轻的女人是他在山外认识的。每次木柴装车后，他都要带上一种小山果，红红的，是他打柴时顺手摘下的，不为卖钱，只供人品尝。半品半尝之间，木柴也就卖出去了。后来年轻的女人就来了，问他，卖的？他说，不是，随便让人吃的。真的？真的。第二天，他刚摆下摊，一小堆红山果红红地映着。年轻女人又来了。她说，你怎么不卖呢？他说，山里有的是，不值钱。

    第三次来的时候，年轻的女人问，你叫什么？他说，叫青树。住在山里？是的。你不觉得枯燥吗？不枯燥，山里有山鸡、野兔，山树上有樱桃、山楂……什么都有。年轻的女人说，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他便问，你叫什么？年轻的女人说，我叫红苗。

    此后，每次红苗都很准时地来到青树的摊前，一边与青树拉呱，一边吃着红山果。青树觉得卖柴原来挺有意思，怎么过去就没觉得呢！

    红苗决计要跟着青树进山了。红苗坐在牛车上向大山深处走去。新鲜的空气裹挟着她，蓝天白云笼罩着她，她觉得天地一下子宽广了。她对青树说，我想告诉我爹。青树说，怎么告诉，他听不见。红苗说，我喊。绵延的群山让红苗柔软的心情无限地舒展。她两手打个弧放在嘴边：爹，我转弯了。

    牛听了红苗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就要转弯，青树忙抚着牛头，轻声说：不是喊你，是喊她爹的。牛似乎明白了青树的意思，不好意思地吧嗒了几下眼皮。

    第二天，青树要去打柴，红苗说今天不打柴了。今后也不打柴了。青树不解，红苗说我们可以种菜、卖山果。山果是山树自己结的，摘下来，是顺手的事，怎么可以拿去卖呢？红苗说树不也是自己长的吗？山果咱们也可以自己种啊。

    青树第一次驾着空空的牛车出山了，一路上，他不断地跟牛说转弯了，也像是给自己说。

    在这大山深处，青树知道，转一个弯，就能看到一片不一样的树，开一壁不一样的花。是不是过日子的路也要这样走，要不断地转个弯才好呢？

    一年后，青树栽培种植的各色山果和蔬菜都成了小镇上的抢手货。红苗像做窝的小鸟一样勤快，开发出的品种有二三十个之多。青树出山的牛车上，不再只是一些硬邦邦的木柴，而是瓜果梨枣，色彩缤纷。打这，去一趟山外，青树就会装回一袋子钱。

    这天青树从山外回来，丰盛的菜肴让他想到了爹留下来的酒葫芦。喝了酒的青树抓着红苗的手，对着群山，高声大喊：爹。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青树喊：爹，我转弯了。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

乌鸦

孙艳梅

    老婆子在门框与门把之间拴了根线。黑色的缝衣线，细，轻轻推门就会断掉，楼上共两间卧室一个储藏室，老婆子挨个拴。拴好，她把老花镜推向头顶，试着推推门，线果然马上抻直要断掉的样子。老婆子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挪下楼。

    老婆子坐在厚厚的蒲团上，沏一壶普洱，给墙上照片的老头儿倒了一杯，反手泼下，老婆子坚信反手泼下的茶水老头子在那边才能喝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慢慢呷着。

    老婆子本来和墙上的老头子是沂州街的一对神仙儿。住二层小洋楼，吃自家种的菜，三个儿子讲究孝道，你来我往槐花串似的看望老两口。老两口还有什么心事啊，就在西边房檐下栽下一片肥竹，撒了一把粉豆花的种子。风吹起来，竹影花影影绰绰照进屋里。屋里的老头儿老婆子坐在蒲团上喝茶，虽然有沙发，可是老两口却喜欢坐蒲团，蒲团厚厚的，四周用花布缠绕。喝着喝着，会像喝酒一样咣当一声碰下杯，茶喝得是花团锦簇。也许连老天爷都嫉妒他们了，说把老头收走就收走了。头天晚上老头儿还唠叨着要第二天一早起来拔拔小菜园的草，半夜就硬在了床上。神仙伴侣撇下一个。

    给父亲送完殡，三个儿子着手讨论老母亲的赡养问题。仓廪实，然后知礼节，三个儿子的仓廪还算实，争着抢着让老母亲去家住。大儿子说，我是长子。二儿子说，我家住的宽敞。三儿子说，我是医生。定夺不下，老大说，听妈的，妈说上谁家就上谁家。

    老婆子望着儿孙满堂高高矮矮的一屋子说，守完“头七”再说吧。守“头七”是沂州街的风俗，老婆子又说，这几天都累，不要都守在这里了，每家轮一晚吧。

    第一天轮到老大和媳妇当值。老婆子坐在厚厚的蒲团上，慢慢呷着茶，呷着呷着一窗的斜阳就渐渐枯萎下去，天色暗下来，长子长媳如约而至。

    白话一阵，老婆子毕竟上了年纪，就在毕毕剥剥的燃烧着的白蜡烛声中，睡着了。长子长媳窝在客厅的沙发上头靠脚脚靠头，睡了。院里的狗，这几天人来人往的，也是乏了，应付差事般叫两声，也睡了。外面的一城灯火，远远近近闪烁着，把夜晚没开灯的房间映得明明灭灭。

    忽然，老大被媳妇的脚挠了一下，老大翻身跃起，媳妇瞪了他一眼，朝熟睡的老婆子呶呶嘴，两人蹑手蹑足上了楼。

    两口子把两间卧室一间储藏室翻了个遍，一无所获。媳妇说，你爹你娘没攒下好东西，至少还有洋钱吧，怎么连洋钱声都没听见？老大挠挠头，既然没找到，咱赶快下楼吧，让娘发现了，我这老大以后得蒙着狗皮出门。媳妇说，咱神不知鬼不觉，你娘哪会发现？说罢，媳妇把门轻轻阖上，甚至连门上挂的一条香荷包都纹丝不动。

    老婆子在天光大亮的时候醒了，她像埋伏了一夜的猎人一样上了楼。

    黑线断了，一大半垂头丧气地耷拉在门把上，另一小半耷拉在门框上。老婆子揉揉昏花的老眼，愣片刻，觉得早上明晃晃的艳阳顿时暗淡无光了，一步，一步，下了楼，长子长媳头靠脚脚靠头仍旧睡得正酣，老婆子挪到蒲团上，将昨夜剩的残茶，抖抖索索地倒了一盏，喝下。

    第二天晚上，老二和媳妇当值。

    一晚上，老婆子睡得并不踏实，醒醒睡睡中，看着儿子和媳妇一直都头靠脚脚靠头睡得很酣，可是早上上楼去看时，黑线仍然断了。

    第三天，老婆子在楼上拴线时，有些后悔自己的行为了，可开弓哪有回头箭啊，她咬咬牙，既然要试，就试到底吧。

    早上醒来的老婆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楼。老天爷啊，那根细细的轻轻一开门就断的黑线竟然仍旧拴着。神偷般的晨光渗进幽暗的斗室，老婆子眼睛酸涩起来，小三，没白生，没白生哇。

    老婆子宣布，她要跟三儿子住。搬家的时候，老婆子只带走了茶桌和蒲团。老婆子小脚点点的站在屋子中央指挥着，我就要这个桌子，好喝茶，剩下的你们分分吧。另外俩儿子就有些带气，都是些破烂，白送也不要。

    老婆子在三子家一口气活到九十。有一天，小孙子爬到她膝盖上，小孙子刚刚在学校里学会了讲故事，他骄傲地给奶奶讲《乌鸦喝水》。讲完，老婆子摸摸小孙子的头说，乌鸦聪明，飞到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又有一天，三子和媳妇商量贷款换个大房子。家里俩儿子一个老人，是有些局促。老婆子说，贷啥款，我这里有。她起身，找把剪子，把两个蒲团小心翼翼地拆开，层层叠叠的棉絮中铺陈着百元大钞及洋钱，数来得有百万元之多。

（《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22期）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去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合欢树
史铁生

    ①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②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为了我的腿，母亲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尽管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但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找来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这对于瘫痪病人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③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④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⑤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似乎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⑥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⑦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有一年，院儿里的老太太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却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⑧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⑨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⑩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有删改）

在旷野里①

柳 青

这是农村里迷人的夏夜——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它们淡淡的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外幽雅得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夜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的街旁无声地流过去，①各种爱叫的昆虫快活地聒噪……

一个人从嘈杂炎热的都市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不要说他已经看见了今后一个时期要和他共同工作的许多人，光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使他一夜不瞌睡。朱明山喝着茶，看见黑黝黝的山峰压在南边一排房顶上，仿佛秦岭就在院子外边。

“这里到山根底下有多远？”

“到最近的一个山口子四十里，”赵振国放下茶杯，开始给书记介绍总的情况，“这是个南北长条子县。城南七个区，城北八个区，四个区在渭河以北。城北主要是产棉区，城南原上的三个区是产麦区，溜南山根的四个区因为山里流出来的几条河，有一部分稻田……”

赵振国说着，转动着瘦长的身子，在黑夜里指给对方看那些区的方位。朱明山留心地听着，自他担负起各种性质的领导职务以来，从不愿在一些最简单的基本情况上重复地问人。当他听到这个县还有一部分稻田的时候，立刻感觉到这对他是种完全新的东西。

“稻田很多吗？”

“多是不多，”赵振国见书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兴更大地说， “这里的群众可有个特点，不要看他们一年种两茬庄稼，庄稼的样数可没咱陕北多；他们又从主要的里头抓主要的，把大部分本钱和工夫都纳上去了……”

“这就是说，一茬主要的庄稼瞎了，生活就成大问题了？”朱明山充满兴趣地接应着。他坐在躺椅上，身体却朝前倾着，两手捧着一个茶杯，在黑夜里探头注视着副书记。

“对，”赵振国咽了一大口茶，兴致勃勃说，“②不像陕北说的，坡里不收洼里收。”

朱明山连连点头说：“我们做工作就要抓住这种特点。你到这里就在县上吧？”

“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赵振国好像对自己的经历很生疏似的回忆着，伸出手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剿匪、减租、反霸，反霸以后才到县上。”

“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朱明山高兴得眼里闪着光。

“熟顶甚？”赵振国显出苦恼的样子，“熟也是老婆婆的家务账，又没个头绪。土改以前没指望，土改以后我倒抓得紧，给地委一连打了几回报告，要求学习，结果常书记倒给调走了。我看我大约要不大不小犯上个错误，才能离开这……”

朱明山以前熟悉的赵振国那股牛性子，又在这里看到了。他解释说：“这是个普遍问题，要慢慢一步一步解决，不过主要的还要看在工作中学习。”

“那也要有个底嘛，一摊子不知从哪达抓起哇，”赵振国苦恼地诉说着，后悔莫及地说，“在陕北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注意学习，真是冤枉！那阵众人见你随常央一本厚书，还笑你冒充知识分子哩。”

朱明山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笑。“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朱明山毫不感到有什么值得自负地问，“嫂子和娃娃们都来了吗？我记得你的娃娃还不少……”

“来了就养了一个娃了，”赵振国负担沉重的样子，好像他的烦恼这时集中到这一点上， “生兰②不管怎么，还可以进党校学习。我那老婆往哪达送去？快四十了，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就算有个地方送，娃娃们又往哪达填？”他抽着一支烟，加添说，“不是咱熟，我不和你说这些。”

“我知道。”朱明山了解地说，他知道副书记从来就是一个不愿意诉苦也不愿意多解释的人，总是直截了当提出要求或直截了当承认错误。这就是人们常常用“坚韧”   “耿直”和“顽强”一类字眼所形容的性格；他的缺点就是有时有些简单化和执拗，但都是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说转的。现在，朱明山听了他的苦恼，亲切地安慰他说：“在新局面里发生了许多问题，慢慢都要解决的；咱们的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二年。”

赵振国显然不愿谈话沿着这股线继续下去，他知道书记的意思，就问：   “关于干部思想方面，总的情况在地委知道了吧？我就是典型。”

“看你又来了，”朱明山伸手在副书记的光腿上拍了一拍，“你才还说着，我又不是不了解你？”

“实在嘛，”赵振国略带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其事说，“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

③“这是好事情。”

“因此老区来的干部苦恼。怎办哩？旧前土改完了争取战争胜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长着哩，一眼看不到头，模糊得很，复杂得很。你给大家讲社会主义，大家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说成了问题，什么都是问题……④我看干脆把这伙老土一脑子都调去学习算了。”赵振国烦躁地说。

“那怎么行呢？”朱明山不同意地看了眼副书记，觉得赵振国整个谈话中表现出一种带着主观情绪看问题的味道。朱明山心里想的是：茫然不知所从自然不行；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浪费群众的热情也不行。他说：“调学习的也要，可是不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给赵振国解释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又懂得眼前该怎么办的人，社会主义总是遥远模糊的道理。“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群众爱国主义的热情那么高，就想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注】①小说写于1953年，原稿无题，因文中多次出现“旷野”而得名。②生兰，即高生兰，是朱明山的妻子。

（本文自节选《人民文学》2024年0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