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生活在不同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语言是促进人类发展、对话、和解、包容与和平的重要前提之一。

    人们需要通过语言与他人沟通，并且通过语言将知识、观念、信仰和传统代代相传，这对于人类的生存、自尊、幸福、发展以及和平共处必不可少。我们认识到，在代代相传的历程中.儿童时期的语言学习效果最佳。

    同时，语言还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记录并传承一个族群、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独特文化的主要载体，它有助于人们通过共享的行为模式、互动方式、认知结构和理解方式来交流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记录了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一知识宝库促进人类发展，见证了人类改造自然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摘编自《岳麓宣言》）

    材料二

    《岳麓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宣言，是重要的永久性文件，也是联合国“2019国际本土语言年”的重要基础性文件。（（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宣言》体现了加强语言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练了当前世界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保护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倡导各国制定行动纲领和实施方案，同时汇聚了语言资源保护的做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模式和路线图，体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宣言》在制定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将时指导世界各国和地区保护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保护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年1月22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会成为濒危语言的救命稻草吗?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可以。如果使用到位，至少能避免重演“一个人带走一种语言”的尴尬。不过，它依然不能有效地解决语言使用热情问题。实际上，在语言政策趋于开明的现代社会，濒危语言更难以摆脱的威胁，是在社会变迁中跟上时代的压力。鼓励更多人使用濒危的母语，还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缓解社会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带来的冲击。有语言学家研究了墨西哥的原住民社区发现，为濒危语言提供社区支持至关重要。有了相应的社区图书馆、社区组织等，不但人们更有凝聚力，他们的语言也有了生存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和技术手段再发达.都要以人为归宿。否则。它只能为濒危语言搭一个留待后人进行再发现的中转站或庇护所而已。

    （摘编自刘天亮《给濒危语言更广阔的世界》， （人民日报》2019年2月22日）

    材料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罗素表示，在今天存世的7 000多种语言中，不到3%的人口说着占比96%的语言，鼓励语言多样性和尊重母语教育并重意味着从孩童的早期阶段开始多语言的培养，为各语言提供沟通和交流的空间。“要让古老而独特的文化代代相传，就必须为所有语言的使用者提供平等教育机会、加强社会融入。”他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多样性保证了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语言文化交流增信释疑、沟通情感、缔结友谊的道路上，中国正承载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摘编自刘博超《语言多样性为何如此敢要》，《光明日报》2019年2月22日）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理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高原上的“雪莲花”

夏静 刘小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

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

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资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资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节选）

（清）曹雪芹

如今且说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问原告，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又悄悄地卖与薛家，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死者感戴天恩不尽！”

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地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儿——不令他发签之意。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即时退堂，侍从皆退去，只留门子伏侍。

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的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雨村听了，方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遂趁年轻蓄了发，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又让坐了好谈。

雨村因问不令发签之意。这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如今凡做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雨村，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其口碑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雨村犹未看完，忽听人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顿饭工夫，方回来细问。这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俱有照应。今告打死人之薛，就系丰年大雪之‘雪’也。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雨村听如此说，便笑问门子道：“如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

门子笑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之死鬼，名唤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立意买来做妾。谁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那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择定日子上京去的，谁知闹出这事来。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便没事人一般走他的路。这且别说，老爷你当被卖之丫头是谁？”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名唤英莲的。”雨村罕然道：“原来就是他！闻得养至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卖呢？”

门子道：“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玩耍，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从胎里带来的，所以我却认得。”

雨村听了，道：“且不要议论他，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门子笑道：“小的听闻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做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依你怎么样？”门子道：“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到的，原告固是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实招。薛家有的是钱，与冯家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钱，想来也就无话了。老爷细想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

雨村断了此案，急忙做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地充发了他才罢。

(有删节)

材料一

宋韵美学具有非唐的大国韵度。如果说唐代诗人的大量边塞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气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么，宋代艺术就不免刻意调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对纯粹的中国品格凸显出来，它以婉约风格的宋词和经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为代表。又如果说唐人以气胜，那么宋人以韵胜。气更偏于自然，韵则偏于人化。不妨说，宋代文化终于脱胎换骨，形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新内核，它具有某些内敛又优美的品格，这些品格具有向内搜求的特点。似乎，近世感的获得是不需要历史连续性的，这就使得向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动力。质言之，唐宋之际发生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基础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它的大国韵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唐”的。

（摘编自张节末《论“宋韵”的美学向度》）

材料二：

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有不少学者做过探讨。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傅乐成教授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由于道统思想的确立，其“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具有排他性的特点，这与刘子健的“内省说”有相同之处。宋代文化的确具有“内省”或“内敛”等特征，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就经常遭到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只剩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找立身之本。邵雍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范仲淹在内省中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至今依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即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再如苏轼提出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与天地同在，无穷无尽，其广博大气世所罕见。

与唐人的粗犷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精细入微，而且他们的文化活动也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宋代理学融儒、道、释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并于“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宋人自身的修养，“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道中庸”则指通达中庸之道，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也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广大而尽精微，破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宋代文化意与韵的形成，离不开宋代“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实施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叙制度，这个制度又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反映在科举制度上，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其他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又强化了士人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其独到的理学即哲学。如果说，由各种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是一个人的骨骼支架，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的血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所在。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并在“祖宗家法”的保障下，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乃至逼向“极高明”之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

（摘编自沈松勤《宋代文化的意与韵》）

材料一：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的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是要死的，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地和工作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选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

材料二：

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渐渐地被解构、重塑抑或稀释，进而演化成为陌生人社会。然而，我国乡村社会形态的变迁并不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简单的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笔者称之为“虚拟型熟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大量中青壮年为了寻求生计，逐步涌向城市社会。学术界大多认为这一现象证明乡村社会走向衰败，并作出“乡村社会没有未来”的学术判断。但在互联网实践与乡村社会交融发展的今天，工作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村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线上平台实现虚拟交流，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数字关联”。村庄治理主体可以把乡村公共议题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便可以就议题展开对话、讨论与协商后作出决定。

互联网实践不但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也为强化公共舆论约束机制带来新的契机。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里，村民之间互动而形成的乡村社会舆论是村民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数字时代，即使大量青壮年村民常年不在乡村社会生活，公共舆论同样能够基于互联网实践来约束村民之间的交往行为，给破坏乡村道德舆论的村民带来沉重的道德压力。

互联网实践把基于血缘、地缘而组建的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复制到数字平台上，为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注入动力，呈现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形态。比如，个别村民在城市打拼多年，结识了不同的企业老板或工友，有机会获得老板或工友会在微信群等数字平台里发布一些用工信息，为留守在乡村的村民找工作提供渠道。此外，由于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乡村社会中婚丧嫁娶事宜大多数都会在村微信群通知，虽说打工村民不能到场，但是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来表达对“办大事”村民的祝贺。这种交往方式虽说少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密性接触，但却维持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

互联网实践还赋予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村记忆以新的展现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瞬间切换，重构熟人社会的乡村记忆因子。比如，乡村社会可以在数字平台上举办具有地方特色民俗活动使得乡村记忆在“线下”和“线上”双向建构。打工村民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赋权对特色民俗互动进行重构，并与村庄建立起新的联络机制，使得乡村记忆的传承得以继续。在乡村记忆演绎的过程中，村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观赏及评论乡村的特色民俗活动，也有助于形成乡村记忆的共同意识，进而强化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

（选摘自郭明《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